理解研究企业家的意义有三个背景。

    第一，所有传统文化，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鄙视企业家。

    第二，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这个概念。主流经济学假设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未来是确定的，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存在企业家的可能。

    第三，计划经济是从否定企业家开始的。计划经济假定计划当局掌握供给与需求的所有信息，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利润来自剥削，所以企业家都是剥削者。

    研究企业家群体35年，我自认为也只有到最近几年才真正明白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我的研究从时间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80年代，主要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企业家的地位，改变了人们对“企业家”的认知，通过说明“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冒险精神是企业家基本素质”等观点，将“企业家”从一个负面词变成一个正面词。

      在80年代，我认为，改变人们对企业家的观念是最重要的。从1984年开始，我做了很多演讲，发表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最后集成一篇文章——《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在《管理世界》1985年创刊号上发表，还在《瞭望》杂志上连载了5期。我提出了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的观点，探讨了企业家队伍形成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认为中国企业家的出现存在两条道路，一是官僚经理的企业家化，二是乡镇企业家。这些都写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里。

      在研究企业家群体时，我一直特别强调观念的变化，让公众对企业家的看法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第二个阶段是90年开始的近20年，主要是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理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

    1986年，我写了《企业家与所有制》一文，把股份制理解为企业家职能的分解，而非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并提出了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这篇文章成为我之后研究的铺垫。1990年进入牛津大学读博士，我打开企业这个黑箱，试图从企业家的角度理解企业制度，由此创立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其实就是探究资本主义企业的逻辑起源。

    我认为，企业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的企业家能力有差异，让最有企业家能力的人专业化于经营决策，不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专事生产，比每个人独立生产创造的价值更大。

    但企业制度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选人，即选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掌控企业；二是激励人，即让每个企业成员（包括企业家）有足够的积极性工作。

    基于对这两个问题对回答，我对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首先，我证明，最重要和容易偷懒的人应该做企业所有者。企业家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容易偷懒的人，所以企业家必须是企业所有者。否则，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

    其次，我证明，在企业家能力难以被外人观察的情况下，资本雇佣劳动，是保证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掌控企业的一种制度安排。资本家必须承担风险，所以没本事的人不敢说自己厉害；但如果用公共资本投资，就会有太多不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滥竽充数。

    由此得到的一个推论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私人财产制度，就缺少了选拔企业家的有效机制。如果每个人都说自己能做企业家，就会无法抉择。

    将这个理论运用于中国改革，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采用的承包制、奖金和利润分成等激励机制，只能解决短期激励问题，无法解决选人的问题。因为官员和资本家的选人不一样，资本家如果选错了人，要承担损失的风险，而官员选错了人，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因为解决不了选人的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国企领导人的长期激励问题。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出路在于民营化。这是我90年代的观点。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现在流行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是“经理人中心模式”，核心就是防止经理人偷懒和腐败。我觉得这种理论很有问题，不是一个好的理论模式。我认为，

选人比激励人更重要，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应该是企业家中心模式，即能保证最优秀的、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人掌控公司。

    2005年，我出了一本书《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后来再版时，我提出了公司治理的六个理论误区，其基本含义是：

以解决“腐败”（道德风险）为出发点的公司治理模式通常会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相冲突。公司治理越“完善”，企业组织越官僚化，企业家精神越难有用武之地。

    我简单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现在的理论认为，企业在做并购重组时，在投票阶段，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大股东应该回避，让小股东说了算。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小股东之所以是小股东，就是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们不具备企业家素质，公司的重大事务不应该让他们决定。

2、我们常说，如果大多数股东持有相同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就是正确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正确。多数人的判断通常是不对的，很多决策只有极少数人能认识到其伟大。

3、只要公司一出现问题，大多数人便默认是贪婪和腐败导致的，我认为这也是错误的观点，因为人还存在无知的问题。人犯的很多错误是因为无知导致的。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当出现决策失误，并不是完全因为决策者太过贪婪，而是因为判断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在过去10年，主要从企业家的职能和决策模式的角度理解市场的运转，理解经济增长真正的源泉是什么。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把企业家精神纳入经济理论。

    2008年，我总结出了中国三代企业家的概念：

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第二代是官员下海转变的企业家，也就是如今流行的“92派”，第三是技术专家和留学回国出身的企业家。

    我认为这个划分对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30年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被收录在我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中。

    书中我还提出了一个观点：

什么改变中国？答案就是企业家改变中国。

同时，我提出了“斯密-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目前我们理解经济增长，一般会使用两种理论，一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也就是从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二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从需求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

    我认为这些理论都不得要领，容易误导决策。

    在我看来，用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理论来解释中国、解释世界、解释过去、解释未来的经济，是最好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市场规模决定分工专业化，分工专业化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后收入会增加，从而能够扩大市场规模，如此等等。这是一个正循环。

    为什么国家规模大很重要？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它的市场分工可以达到很细的程度。为什么自由贸易很重要？因为自由贸易可以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带来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和分工。顺便说一下，一些经济学家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评估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误导的。

    但是亚当·斯密没有解释一个问题：正循环链是如何启动的？

其实核心就是企业家，特别是熊彼特讲的创新企业家。

市场不是给定的，技术更不是外生的，而是由企业家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近几年，我研究了工业革命史和技术史，发现每一个重大的技术发明背后都有企业家的身影，所有的新产品、新产业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我们可以发现，产业的演化结果都不是我们事先能想出来的。产业的前景是无法确定的，所有的产业都是生长出来的，而在生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作用。

还有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社会需要求，也就是供大于需的状况。出现产能过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家没有开发出新的产品。

    我将企业家的职能区分为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

套利，即从纠正市场不均衡和发现别人的错误中获利的行动。

创新，是指创造新的技术和产品。

     经济学假定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资源配置，这是错误的。我认为资源配置是市场的次要功能，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推动技术进步。因为，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终究会达到均衡；一个达到均衡状态，便没有改进的空间，不可能有经济增长。所有的进步都来自来自创新。这就是企业家的功能。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套利企业家来推动的，因为经营概念、技术都是借鉴别人的。当然，套利型企业也包含一定的创新，但其整体是套利的。现在中国做房地产、金融以及制造业的大多都是套利型企业家，真正创新的人很少。

    为什么未来的企业发展是“创新为王”呢？因为套利的机会随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少。能不能把套利型企业家变成创新型企业家？我觉得比较难。目前最成功的案例就是任正非。

    从更大的角度看，目前为止，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在技术层面基本都是借鉴别人的，是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创造了机会。我也发表了关于这个观点的书籍——《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

    我认为，要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必须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我最近总结了三点：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科学决策是基于数据和计算，企业家决策是基于想象力和判断。

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选择手段，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

第三，企业家的目标不仅仅是利润，还有超越利润的东西。

从这里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理论没有办法理解企业家，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决策模型是“满足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目标”，办法就是计算。

从这里还可以得出其它一些推论，如“企业家不能完全听命于投资人”。

你拿了投资人的钱，肯定不能随心所欲；但如果完全听命于投资人，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投资人只注重数字，而企业家要站在更长远的角度看未来。所以，企业家和投资人经常会发生冲突。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企业家不是一个好员工。

    好员工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按程序办事。如果企业家也是如此，公司肯定完蛋。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通常不愿接受别人的领导，于是决定自己干。所以，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通常不是好的企业家。反之亦然。这也意味着，要做百年老店很难。公司的成熟度与企业家精神的密度成反比。

    以上就是我35年来研究企业家的三个阶段的一些基本观点。

    研究企业家35年，研究越深，就越不敢给企业家提什么建议。我认为经济学家不能指导企业家。经济学家可以告诉政府什么不该做，而不能告诉企业家该做什么。

    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哪怕是最优秀的企业家一起投票做出的决策也不一定是对的。真正正确的决策一定是少数人认同的那个。

    那么，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捍卫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制度环境！

（本文系作者7月6日在亚布力（北京）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