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亲身参与四十年来中国改革过程的江春泽教授对亲历历史事件的见证和追忆。由于中国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江春泽教授作为政府智库高级研究人员的身份，她的这些见证和追忆都能为中国改革的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宝贵的经验材料和思想启发。

江春泽教授自1977年初从北京大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口后，就开始投入党政领导部门为改革制定方针政策和有关的理论研究工作。1980年代以后，她在研究苏联经济的基础上深入观察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制度”。接着，她被公派到美国访问研究。1986年回国后，继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8年调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1994年后调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后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做研究工作。2000年后仍然退而不休，继续勤奋工作，新著迭出。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江春泽教授还为比较经济体制学科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1990年9月和12月由她执笔写作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和《比较˙选择˙前景——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不同作法和不同效果》等两篇内部报告在90年代初期计划与市场大辩论中所起的作用。在当时，主流舆论转而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改革要问‘姓社’‘姓资’”。在中共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和1987年十三大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决定受到颠覆性威胁的形势下，江春泽教授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概括地加以阐明，呼吁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为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如果说江春泽教授1990年的那两篇报告涉及的主要是政策层面上的问题，她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就在更加本质的层面上探讨了有关计划--市场选择的理论问题。

这部著作作为前述两篇报告的进一步深化，超越前述报告之处在于不是就事论事地比较改革的不同具体做法，而是深入探讨体制选择的核心问题，即哪一种体制更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它从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帕累托（V˙Pareto）关于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同样有效的假说（江著把它称为“帕累托猜想”）切入，总结了20世纪针对这一假说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这样，就把经济体制比较提高到更加本质的层面上，也为否定从帕累托假说直接引申出来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即科尔奈（J. Kornai）所说的“直接行政控制”（IA）体制的可行性作出了有理有据的论证。

然而，对于集中计划体制的批判性分析并没有为正确选择改革目标模式扫除所有的障碍。回顾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的历史，对帕累托假说进行了某些实用性修改的市场社会主义，较之从帕累托假说直接引申出来的集中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对于正确选择经济体制和改革目标模式的消极影响更为巨大。“市场社会主义”的要点是在继续保持对国民经济的行政管控和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有限度地引入市场机制，形成科尔奈所说的“间接行政控制”（IB）体制。所以，市场社会主义的要建立的“市场”并不是由自由自主交易所形成的真正的市场，而是政府通过直接的和间接的计划进行控制的“规制下的市场”（regulated market）。到头来也未能取得成功的苏联改革、匈牙利改革、南斯拉夫改革，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改革。在中国，则表现为诸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掌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的，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式的行政管控下的市场，而是真正的市场。但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还会以不同方式妨碍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特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帕累托猜想”的求证过程并未结束。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我们仍需继续努力。

本文来自吴敬琏为江春泽《亲历与见证》作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