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认为，是央行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而余永定认为，正是房地产等资产热，导致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本版图片/视觉中国
　　新中国，70年。70年里，沧海巨变，波澜一搅，尽显壮阔；70年里，风波激荡，掀开一角，也尽是坎坷。
　　巨变与激荡，壮阔和坎坷，是70年大幕上的光影。光影所及之处，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新轨迹，清晰可见。
　　国运更新，渐臻富强，要总结经验，题眼或许就在于：顺势、知势、谋势。70年前，新中国成立，就是顺时代之势。晦暝之夜，渐启黎明；积贫之相，由此刷新。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从市场经济孕育到体制机制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企改革……蹊径竞启，春笋拔地，画卷铺开，印着“中国经济奇迹”。奇迹谱就，也因“知势”。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到了转型节点，“舟至中流唯击楫”，击楫之下，才不畏深水，才有了今日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奋斗出来的，也离不开谋势。以奋进姿态，继续向改革要除弊力度，向开放要发展空间，舔舐制度痉挛，破除条框束缚，正是谋势之果。
　　顺势、知势、谋势，对应着行与思。慎思而后笃行，行自至远；笃行后又慎思，思即明鉴。录其行思，知往鉴今，以更好地观进路、谋未来，这便是我们推出“70年中国经济行·思·录”的意义所指。
　　1949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70年，媒体习惯用“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描述这段过往的巨变。对70年中国经济的回顾和总结，以及对当下经济问题的思考，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如何看待70年中国经济，哪些地方值得反思？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为何中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如何看待货币超发这一争议？
　　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余永定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在中国国际收支、汇率、外汇储备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话题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
　　在余永定看来，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还提醒，一些使得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央行货币“超发”这一争议，余永定认为，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不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解决资产泡沫问题。
　　而当下来看，中国经济处在“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同时并存）阶段，同时外部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难度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破局，稳增长和调结构哪个更重要？
　　在余永定看来，经济增长是纲，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近期提出财政赤字率突破2.8%的观点引发热议。“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余永定直言。
　　不过，余永定同时强调，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同时不应导致结构的恶化。
　　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
　　新京报：回顾70年的中国经济，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同时有哪些地方需要反思？
　　余永定：70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无疑是重要的节点。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这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不长，市场化改革容易推进。这些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和平、稳定、改革、开放四方面的合力：首先，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来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第二，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四，对外开放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负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此外，当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尽管许多一次性因素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发挥作用，但现在有些因素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有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挑战。
　　新京报：从改革开放后40余年来看，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可能是什么？
　　余永定：我觉得最关键有几点：第一，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中国有充分的可借贷资金。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外债对GDP之比保持在安全水平之内。第二，由于中国的制度安排，很难想象会出现银行挤兑的现象。任何金融危机最后的表现都是银行挤兑。在国外出现了严重的负债问题，可能会出现这一现象，但中国的金融机构、银行体系中，国有占主导地位，即有国家信用做（隐形）担保，不会出现挤兑现象。第三，资本外逃也会导致金融危机。但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自2016年以来我们还加强了资本管制，从而遏制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第四，由于对金融机构监管较严格，类似MBS、CDO、CDS之类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作用有限。第五，中国经济的杠杆率，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处于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水平上。第六，银行不良债权率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较低。第七，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下降压力，但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
　　需要强调的是，过去没有发生危机，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发生危机。在上述使中国得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因素中，一些已经出现明显恶化。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当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一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而资本外逃则是压倒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时，资本外逃会使当事国政府丧失处理潜在危机的能力。即使一国基本面不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传染效应，资本外逃同样会发生。而资本外逃本身就足以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无异于自毁长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一直坚持认为，要尽可能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同时不能轻易放弃资本管制。
　　中国目前确实面临很多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十分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防止资本外逃，一般而言，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中国就可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
　　新京报：回顾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公众对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争议来自货币“超发”，如何看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般情况下，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应该等于名义GDP增速，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央行在个别年份，M2的增速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速，但并不是所有年份都这样。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公式判断央行的货币是否超发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更要思考的是，央行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某些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资产过热。比如在发生房地产热和影子银行热的时候，大量的流动性进入资产市场，追逐现有的资产，这就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也“吸走”了大量本应进入实体经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这些货币在资本市场中流动、循环往复，拉高已有资产的价格，却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
　　实体经济要发展但得不到贷款，怎么办？这时有两个办法：第一，想办法使得追逐资产价格的这些货币退出资产市场进入实体经济。第二，如果第一个办法做不到的话，央行就只能增发货币，否则实体经济得不到贷款。因此，所谓的央行货币“超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产泡沫或者房地产热“吸走”了大量的流动性，而为了使实体经济能得到足够的流动性，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并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导致了资产泡沫，而是资产泡沫的存在迫使央行不得不增发货币，导致了M2的增速大于名义GDP的增速。
　　新京报：资产热是怎么形成的，如何解决？
　　余永定：资产热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比如荷兰的郁金香热、南海泡沫、中国80年代疯狂的君子兰事件，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巨震之前的股市热，并不是货币超发造成的。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投资者有了心理预期，然后便开始投机，再通过羊群效应放大，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飙升。
　　还是要强调一点，不是央行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资产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热迫使央行不得不“超发”货币。解决实体经济流动性问题，货币“超发”不是最好的办法，是央行不得已的办法。
　　资产泡沫得到抑制，货币增速就会降下来。而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伤害过大。因此，解决资产泡沫问题不能靠或者不能主要靠货币政策来解决。这是因为控制资产泡沫的目标和其他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不是经常一致的。比如从房地产周期和货币政策走向看，中国的房地产在近十年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升降周期，而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且核心通胀率很低，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取向宽松，但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调来调去，为什么？因为央行也把调整资产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央行的调控目标太多，没有那么多政策工具，不能顾及到所有的政策目标。
　　因此，面对房价不断攀升，紧缩货币就行了吗？我看未必可行。解决资产泡沫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可以考虑征收房地产税、加大公租房建设、实行房地产所有者实名制等手段抑制房价的上升。
　　解决脱实向虚，首先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速
　　新京报：近年脱实向虚问题突出，目前看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余永定：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实体经济没有盈利空间，钱自然流向了“虚”的地方。如果实体经济挣钱，钱自然流向了实体。那么，如何让实体经济挣钱？必须要有一个不怕赔本的实体买卖去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个实体就是国家。比如，国家启动基础设施投资，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其他行业自然也能挣钱了。
　　总之，如果经济增速恢复，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要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投资非常悲观，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业务等投机行为，但缺少实体经济盈利支撑的资产价格泡沫迟早要崩溃。反之，实体经济有了推动力，脱实向虚的问题自然解决了。
　　新京报：但目前对脱实向虚、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大家更多从金融改革角度来讨论解决办法。
　　余永定：金融改革也是重要的方向，不能排斥，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宏观调控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问题得以解决。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增长是硬道理；增长是纲，纲举目张。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
　　扩大赤字，中国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增长是硬道理。和稳增长一样，调结构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同样重要。两者在经济运行中会不会有掣肘，如何平衡？
　　余永定：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相辅相成。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确实会发生冲突。比如，中国可以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样做会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降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比如，实施廉政建设、市场化改革，不会使得经济增速下降（除非有官员有意怠工）。还比如，很多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调结构也相应变得更容易。实际上，经济增速好的时候，结构改革会相对容易。同样，经济增速下降时，结构改革难度也相应增加。
　　如何平衡好两者？一方面是对过剩产业的企业实行兼并重组、关停并转，去掉过剩产能，减少供给才会使得价格回升，好企业的利润才能回升。如果不淘汰坏企业，好企业也会破产。但需要强调，消灭产销不对路、没有需求或对环境有害的产能是微观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要通过市场调节（国家也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宏观调控来解决。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的产能过剩（不是某种特定产品和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要刺激有效需求。刺激有效需求应该也可以避免结构的恶化。目前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还很巨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当然，懒政、怠政或盲目追求政绩、蛮干、瞎干的现象必须杜绝，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也会在实践中变味，但这些问题已经超越经济问题的范畴。
　　新京报：近期你提到，2.8%的财政赤字界限是可以突破的，这个突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此外，赤字的扩张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何防患？
　　余永定：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增速下行趋势没有稳定下来。各种迹象显示：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的话，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可能更严峻。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赤字不是好事情。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马斯特里赫条约中规定的3%并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并不是金科玉律。
　　赤字的扩张导致国债上升，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过去经济学家经常谈论国债对GDP比的上限。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国债扩张到什么时候会出现风险，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以日本为例，1996年时，日本认为国债在GDP中92%的占比风险很高，于是收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但这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于是日本转而继续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现在占比扩张至250%，但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所以，我们不知道赤字率应该限制在多高、国债到底扩张到何种程度会出事儿——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发生危机，同样如果过于谨慎，也可能导致危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国债有发行空间，为什么不敢发？从公共债务存量看，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低的，这种情况下扩大赤字，财政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
　　如果认为经济增速下跌是目前最大的风险，政策目标就要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速上，其他问题就要退而求其次，不能凡事求得万全。
　　B04-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徐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