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回到母校，参加经济学院复建30周年的庆典，使我可以重温当年学习的岁月，感谢老师们、缅怀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育。第一，我对四个字，还是有点不太认同，就是“无怨无悔”。我觉得自己的经济学生涯还是有很多怨和悔的，而记住这些教训，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比如，我在这里学习，当然得到了很多教义，但是我的经济学理念可是出了大的错误的。1983年，有一个出版社让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写“我的经济观”，当时我总结，我出校门时的经济观是什么？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本书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但当时编辑一看小标题，说你这句话不能有，因为这个时候苏联已经日落西山了，我们正在讨论如何走出穷苦，但这不是什么坏事，这个悔，只要你积极地去对待它，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是可以成为我们前进动力的。当时我们国家为什么能够上下一心决定改革开放呢？是因为文革带来了大灾难，为什么我们能够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往前走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苏联模式是不好的模式，而且我们对这种模式造成的结果是感同身受的。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有些时候不断会出现关于中国将要去向何处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要学习新的东西，用新的技术、武器去解答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从悔恨中找到力量往前走。当然了，现在是纪念我们的30年。现在的同学们和我们当年所处的学习环境不一样了，要顺利得多，但是也不能说就没有问题、没有疑问、没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了。哪怕在今天，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基本的方向应该是明确的，但我们仍然会碰到许多疑难的问题，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要有更新的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去加以解答。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回顾过去，回顾过去我们所走过的弯路，现在的同学们当然比我们要好，我说过，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走了很多弯路，但是不能保证诸位就不走弯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提一个修正的意见，我们有一个很鼓舞人心的口号——希望创建经济学的复旦学派。这是一个辉煌远大的目标，但是怎么达到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先培育复旦的经济学人，因为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人，一个学派的建立正好是一些有杰出贡献的人出自这个组织，或者出自这个学校，所以首先是人。用学校命名的学派，早一点有剑桥学派，现在大概比较有名的就是芝加哥学派了，但是你看芝加哥大学出来的人，里面不同意芝加哥学派的人有的是，他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我们熟悉的中国经济学家里面就有从芝加哥大学出来的，是不是都同意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呢？很明显不是的。有一些很重要的经济院校，但是没有叫学派的，比如全世界最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但他们没有出一个伦敦政治经济学派，而且奥地利学派的大师哈耶克也是在那里教书的，所以很难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派到底是哪一类呢？从美国来说，大家公认过去的主流经济学，最集中的出自MIT，你在楼里一走，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办公室是一排排的，很多，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MIT学派呢？因为原来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源流下的主流经济学杰出代表不只是在MIT，所以就不能MIT学派了。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要能够涌现出一些复旦学人，具有复旦理想的、具有复旦风格的经济学人，如果碰巧某个流派更多的是集中在复旦，也许就有复旦学派了，我们怎么做呢？我想还是营造好的环境，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因为人才和学派是不可设计的，我不能先设计这么一个学派，他的基本理念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我还是重复昨天说的话，校歌里说的话，就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教罗网无羁绊，有了这个氛围，人才就可以脱颖而出，就有复旦学人，有可能出现复旦学派。（本文系作者2015年10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传承、创新与发展大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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