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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当前经济形势
作者:姚洋 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时间:2019-10-31    阅读:3468次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当前经济形势”。

我讲三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一是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在世界上地位的改变;二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包括结构调整。

第二方面,经济周期和去年以来经济增长减速。现在谈结构变化谈的比较多,但是很少有人谈经济周期。我觉得经济周期还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到经济周期才能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政策。去年以来经济增长在减速,我个人觉得不是结构调整不到位的结果,而是去年以来一系列政策所造成的,特别是去杠杆政策。

第三方面,中美贸易纠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会着重讲讲美国跟中国搞贸易战的背景,分析一下背后的几股力量,然后谈一下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贸易纠纷的前景。

上周末在上海纽约大学发布了由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Jeff Lehman、哈佛大学教授Dani Rodrik以及我牵头、37位学者签名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联合倡议,在国内外有一些反响。顺便做一个小广告,今天晚上的10点25分,CGTN田薇主持的对话节目要播鞠建东老师、Jeff Lehman和我的访谈。等会我也会稍微提一下倡议的主要内容。

 

一、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    

 

1. 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地位的上升

先说激动人心的事情。2008年以来世界的经济总量向中国转移,你看一下数据就会感觉到震撼。10年前,我们国家的GDP经济总量只有3.37万亿美元,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二。到了去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13万亿美元,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是日本的2.4倍。十年间我们从占日本的三分之二变成了它的2.4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财富世界500强排名,2008年包括香港在内我们只有37家,而今年包括香港在内我们是119家,美国是121家,日本只有52家。我们基本上跟美国差不多,照这个趋势下去,最迟后年我们的世界500强数量就要超过美国了。中国人愿意勤劳奋斗,爱找自己的差距。2008年我们追问我们企业在世界500强里的数量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人家日本,超过日本又问能不能赶上美国,现在我们赶上了美国,又在说自己大而不强。有人指出中国在世界500强里的119家企业,利润一半都是银行贡献的,那又怎么着呢?中国总是很谦虚,问为什么还不行。

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逆世界而动的。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经济都在下行,2009年全世界是负增长,只有中国是正增长。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反周期措施到位。我们放出了4万亿。有很多人不喜欢4万亿。这4万亿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管用。我们的很多企业都是拜这4万亿所赐。山东潍柴动力2008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不大的企业,就这10年时间它也进入了世界500强。华为也是一样,没有这10年,华为不可能有今天。

 

1 中国的货物贸易盈余和美国的贡献份额

 

数据来源: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财富在向中国转移。美国有大量的贸易赤字,中国有较高的贸易盈余。赤字国的财富向盈余国转移。图1是中国货物贸易盈余总量和美国在其中的贡献率。看左轴,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降下来了,但到2018年仍然有3500多亿美元。这其中美国贡献多少呢?美国长期贡献超过100%,最高峰超过了500%,这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有赤字的,所有的贸易盈余来自美国。最近这些年,美国占的比例略有下降,2015年之后又上升,回到100%以上。因此,可以说中国贸易盈余来自一个国家。贸易赤字意味着必须借款,向盈余国借。美国有美元优势, 我们叫美元霸权,他可以印钞票。短期来说对我们不利,稀释我们的美元资产。黄海洲和他的合作者Patrick Bolton提出一个货币的股权理论,认为货币就像股权似的,企业增发股票,原来股东的股份就会被稀释掉。但是,发钞票就意味着向股东们发股票,未来付息还本的代价就会提高,长期而言,就是美国财富在向中国转移,美国的子孙后代欠中国越来越多的钱,除非有一天美国人赖帐,说“game over”,但这个很困难。我想,靠印越来越多的钞票,不停的稀释美国债务,我觉得长期来说这是困难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以前关于贸易不平衡的说法是不对的;我觉得特朗普是对的。当一个国家有贸易赤字的时候,你就在消耗你的国力。就像一个家庭,一家人天天在借贷生活,只着子孙后代给你还,你可不是就在消耗家力嘛?作为一个国家,就是在消耗国力。所以一般的经济学家说贸易赤字没有问题,我觉得是不对的。

    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现在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从我们的出口产品来看,中国进步非常大。有些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国出口服装鞋帽的阶段,但20年前,我们就开始以出口电子产品出口为主了,现在出口的最大向是机械产品,而且带有一定的高科技含量。可以看到40年间的一个轮回,现在出口的优势产品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搞的机械行业、重工业。虽然我们又回去了,但它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我去看过济南第二机床厂,这个厂很有意思,到今天它连董事会都没有,还是厂长在管事。其他的国企都已经公司化改造了,他连公司化改造都没有。这个企业在济南市区里占地面积很大,济南市总想把这块地收回来,但是他们的厂长给顶住了。这家企业的产值也不高,就几百亿元,只生产一种东西—汽车冲压机床。在国内他们占有的市场份额是80%,在国际上能打败德国、日本企业。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把机器卖到美国通用汽车,并且派工人去指导美国工人安装、调试和使用这台机器。他们在济南通过互联网,能日夜不停的监视那台机器,有小毛病可以直接用计算机调试,出了大毛病就派技术工人帮他们修理,根本不用美国人动脑筋。这家企业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拥有大专文凭,已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传统工业了。

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和金融大国,中国的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2008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不到500亿美元,2018年我们的研发投入达到2890亿美元。这是我们官方数字,OECD的数字是5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快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了。即便是按我们官方的数字算,我们的研发投入也占GDP2.2%,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美国、日本、韩国比我们略高一些,但我们把OECD平均水平以下的国家都甩掉了。请注意,我们的人均收入只有人家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科研投入强度已经超过了他们。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日本几乎每年拿一次诺贝尔奖,很多人又开始检讨中国这不行、那不行,我觉得这是认知错误。日本人得奖,很多工作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做的,我们现在相当于日本的在上世纪70年代。我觉得目前在北大、清华、中科院能拿诺贝尔奖的肯定有二十几位,我打赌我能活到那个时候。今天在座的如果有学科学的,极有可能会在三、四十年后获奖。现在做科研很简单,一是要有人。这个中国没问题,人口基数足够大,天才在人口中的比例是固定的。二是要有钱。这个中国也不太缺。有了这两项就没有什么大问题。高水平大学缺这个、缺那个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一个是人、一个是钱,有了这两个你不想成为一流大学都难。如果给老师的工资都是一年120万元人民币,你看看是不是能招到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这很简单,没有别的问题。

我以前对科学家特别崇拜。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化学家,他说你们经济学家都特聪明,你们写的数学公式我们都看不懂。我说你们化学家多好,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他说化学家都是靠运气试出来的,chemistry就是“chem  is  try”“try”是要钱的。

“一带一路”提升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地位,我们牵头设立的亚投行、新发展银行,还有国内的丝路基金、国开行、进出口行,都是证据。国开行是真正的宇宙大行,它的全部资产是4万多亿美元,全世界所有的发展性银行加起来是它的零头。国开行2017年在“一带一路”上的放贷超过世界银行在全球的放贷。我们生活在国内,所以不太关注这些事情,但是在国际上感受到中国压力是非常强烈的。

 

2.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下面谈经济的结构变化。最大变化就是我们告别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需求不是内生的,而是别人给你的。就像我在威斯康星的一个老师,以前他对中国印象挺好,现在他的心态变化了,说中国有那么勤劳的人民,我们给你们提供那么大的市场,你们想不发展都难。也就是说,我们的需求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事实上在危机之前,我们的出口除以GDP2006年就已经达到顶峰,将近35%,之后一直在下降,现在是17、8%的样子。这个对一个大国来说仍然有点高,美国只有10%,日本也是17、8%的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出口不再是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几年我们的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

2 中国出口和出口/GDP比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www.stats.gov.cn .

 

另外一个变化,是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图3显示的是三大产业的就业份额的变化。农业就业份额下降,服务业就业份额上升,服务业成为最大的就业部门已经很多年了。最有意思的是工业就业的变化。从这张图上我们能看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10年,这两个时期让我们工业就业各增长了10个点。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没什么进步。从就业比例来看基本上是在波动,当时在准备最后的冲刺,这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头10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相当于2000年之前40年走过的路,所以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重要的。照我看,中国现在看到的大部分财富都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积累起来的。

    但是2012年之后,工业就业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为什么不是2008年、2009年?因为有4万亿投资的刺激。接着我们又往上冲了几年,达到了工业化顶峰。一个国家的产业转型大都跟外部冲击有关,日本就是如此;韩国和台湾地区比较平稳一些,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去工业化,但是经济转型要等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受金融危机冲击挺大,估算去工业化大概提前了5、6年时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可能工业化还可以持续到2017年、2018年。顺便说一下,工业就业最高峰在这里显示的是30%,这个数字恐怕不准确,农业的份额高估了。我觉得最高峰的时候,工业就业应该达到过全部就业的35%,这个和其他成功的经济体没有太大差别。

3 三大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接下来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图4是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有两波大的增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有时候我们回头看历史,会发现中国真是非常幸运。1978年邓小平在做改革开放决定的时候,也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很幸运,中国过去40年里在两次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都踩对了拍子,第一次是改革开放,第二次是加入世贸组织。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的人口结构开始走向优化,劳动人口占比一下子上升了10个点,这一波人口红利被农村改革赶上了。到90年代人口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又“冲锋”了一次,第二波人口红利到来。到2010年,金融危机来了,我们退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而我们的人口结构也开始下行。

 

4  劳动年龄人口比率(15 - 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960  2018年(%)

 

资料来源:Wind

    

2012年开始,我们开始搞结构调整,后来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这些年“三去一降一补”做的怎么样?去库存做得相当不错。但这纯粹是一个偶然因素决定的。2016年,政府实施一轮强刺激,使得三、四线城市7亿平方米的房地产库存全部消化掉了。20167月份我参加总理座谈会时提了个建议,让政府出点钱,补贴老百姓买房子,把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消化掉。虽然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政府做的基本上是这个事情。政府做的是货币化棚改,原来是给现房,后来改成货币化。一搞货币化棚改,房价就上去了。老百姓都是“追涨杀跌”,所以房地产库存也就消化掉了。去产能,靠的是行政命令,比如北京周边很多钢厂和小煤窑都关掉了。结果,2016、2017年经济转好的时候,我们还要进口钢材和煤炭。现在看来,去产能比较彻底的行业,目前的利润情况都比较好。去杠杆的效果等一会儿我再讲。“降成本”做的比较好,降税、降费非常显著。这几年我们不停的降税,今年的税收大概要降2万多亿,这是非常大的降低。“补短板”是个慢活,我们也做了很多,“放、管、服”改革等等都是补短板的,但这个是一个长期工作。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这个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部门,增长主要靠内需,内需增长占增长的75%,但靠内生增长,速度必定会下来。企业进入了一个比较长的优胜劣汰时期。我个人觉得2012年到2016年的调整,优胜劣汰基本完成,但是有些人觉得还不够,要接着淘汰。我觉得过去这两年“去杠杆”和“环保风暴”,让一些本来不应该死的企业死掉了,有些过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向国外转移正在发生,但是转移速度没有我们想象的快。国内企业转型和技术升级做的相当好,你到企业里去看一看,只要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企业,车间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人,全都是自动化的。好的方面是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国内消费比例上升,储蓄率下降。

根据日本海外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报告,2018年中国产业工人一年的全成本是10,500美元,在亚太地区仅低于台湾地区,台湾是18,500元,大陆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亚太地区的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两年前我们比马来西亚和泰国便宜,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他们了。所以中国肯定不再是一个便宜的地方,有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转移出去也是很能理解的。

5 支出法GDP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5是支出法GDP,显示的是所谓的“三驾马车”。虚线是消费,间断线是资本形成,最下面的实线是净出口。这几年的净出口占比已经很低(2017年的数据有问题,跳动非常大)。国内消费占比在2010年触底,最低的时候是48%。过去7、8年间,所谓的再平衡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和前期的失衡速度一样快,消费占比每年要提高将近一个点,这是非常快的再平衡过程。相应的投资占比就会下来。所以,再平衡已经发生。

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很大的问题,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增长减速。比如日本,它在70年代初之前也搞出口导向,6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0.5%,如果把50年代加上就是9.2%,跟中国差不多,甚至比中国还快一点。但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日元升值了30%多,再加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出口导向的模式就不能维持了,所以日本进入了创新时代。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在3%左右。但却是日本真正的黄金时代。在那二十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新的电器产品都是来自日本,日本的产品有质量保障,而且价格也还算合理。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追日本明星。那时候女大学生心目中的男神是高仓健,他的形象代表了日本上升期的形象。其实高仓健的性格非常糟糕,他的妻子都和他离婚了。他是非常冷酷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爆款,其中一部是《津轻海峡》,讲的是当时修津轻海峡海底隧道的故事,隧道连接本州和北海道,高仓健的形象伟岸冷酷。今年1月份我们全家去有马温泉,在神户的山里面。从温泉到神户,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车在高速路上刚走一会儿就钻进了一个隧道,隧道里你感觉车子一直在往下走,一出隧道就进入了神户市中心。当时我就在想,只有一个上升的民族才会干这种事 --- 没有多少实际用处,更多是为了炫耀的事情 --- 当你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这些。所以,再过三、四十年我们回头看就会明白,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代。今天你再看日本电影是什么内容?《深夜食堂》!我看了一集就觉得日本民族没希望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不知道自己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最终选择嫁给一个和尚,而且觉得嫁给和尚也挺好。上世纪80年代的女孩都想要嫁给高仓健,现在要嫁给一个和尚!这就是日本老龄化的写照。从1993年开始,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是0.2%。

中国的老龄化也很快会到来,但较高增长的时间可能会比日本的长。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国家,我们的人口是他的10多倍,地域差距也比他大得多,所以我们可以维持比较长的增长时间。我计算过,从现在开始,只要我们在未来30年保证年均3.7%的增长速度,2049年中国的GDP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的两倍,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45%。可能有人会问怎么才45%?实际上不低,45%是现在发达国家的门槛,只要你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你就是发达国家。是真正的发达国家,而不是世行定义的发达国家。我们要达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均收入的45%,收入水平很高,而且是平均的,一线城市肯定要超过美国的人均收入。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高的增长速度,3.7%就够了。如果我们的增长速度从2016年的6.5%,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2%,平均速度就是4.3%,所以,3.7%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

 

二、经济周期和2018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    

1. 经济周期    

1992年以来,中国有很明显的经济周期。1992年到1997年,由于邓小平南巡带动了“投资热”,投资增长带来景气上升,其中一个就是海南省的投资热潮。那一次海南的房地产热,直到最近一些年在海南一些地方还能看到“投资后遗症”。接下来是1998年到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景气下降期。然后又是2004年到2010年出口增长导致的景气扩张期。2011年到2015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景气下降期,2016年到2017年接着又进入景气的上升期。

    看一下GDP和投资增速的情况,周期还是比较明显的。1998年之前我们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当时投资很热,1993年那年我们的投资增长了60%。朱镕基当时是管经济的副总理,他要压一压投资热,但是时机不是太好,马上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投资一下子降到了10%以下。按当时的标准来看,降到10%以下就进入了一个比较低的景气期。2003年之后,增长的高峰期到来,投资增速又上去了,达到20%到30%。2012年之后几年,投资增长率有到了10%左右,GDP增长速度也下来了。我看中国的GDP增长统计,在增长比较高的阶段是低报了增长率,在低增长的时候又补回去了。

看图6的CPI和PPI,周期会更加清楚一些,特别是PPI。我们国家的CPI统计不是很准确,因为商品篮子怎么确定有一定难度,但仍然能够看出周期。很明显,1998年之前是通胀的。1994年的通胀率最高,CPI是24%。1988年是18%,引起了恐慌抢购,当时有些人拿浴缸去买酱油,储存酱油。我那时候正要结婚,我太太姐夫跑到西安的唐城百货去抢购,售货员扔出来什么东西你就得赶紧接着,结果接到一台华生牌电风扇,到现在还在用着,质量特别好。有了那次经历之后,1994年之后就没有恐慌了。1998年之后,后中国的CPI基本上没超过10%。央行在这个过程中管理经济的能力越来越高。按理说在出口大增、外储增长非常快的年份里,通胀压力非常大,但是央行管理的相当好。

6 CPI和PPI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PPI的统计更容易,因此周期就更明显。在图6的下边这张图中,100表示生产者价格和去年没有变化,超过100就是通胀。1998年之前,PPI是显著高于100,通胀压力很大;1998年到2002年,PPI基本上都低于100;2003  2012年,除2009年之外,都高于100,之后下来了,然后到2017年又变成正的,但过去这几个月又变负了。从历史数据来看,PPI是比较准确的,对经济表现有先导的意味。

顺便说一下,我们国家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5-7年一个小周期,和世界的大宗商品周期吻合。7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婚姻有7年之痒,经济周期也是,我觉得跟大家的心理状态有关。结婚头几年相看两不厌,到了第三、第四年有人就开始厌倦,到了第7年就要离婚。经济发展也是一样,一开始大家都拼命上产能,上了4、5年觉得不太对劲,就要开始退出,到了第7年开始转换。

我刚才说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经济刺激,为什么搞刺激?2015年我们有股灾,同时又有“811汇改”。股灾影响信心,汇改造成资金大规模外流。“汇改”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那时候人民币贬值压力太大了。按理说,要想让人民币浮动起来,最好找一个人民币有升值压力的时期,这时放开不会造成资本外流。当人民币有贬值压力的时候,放开它的浮动,大家想的是赶紧跑,因为有贬值预期。那一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多亿,2015年、2016年我们的经常项目还有盈余,再把盈余部分也得加上,因为盈余部分也跑掉了,这样里外里大概损失了1.4万亿美元。这个情景非常危急。到了2016年,我们不得不重新实施资本管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管制我个人觉得是必要的。没有人喜欢资本管制,但是没有资本管制,一个发展中国家,当资本大量外流的时候你就顶不住。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巴西无辜“躺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的头寸都紧张,因而巴西资本外流。巴西好不容易从恶性通货膨胀里面走出来,巴西货币也稳定下来,结果资本一外流,雷亚尔就开始狂泄。巴西总统卡多佐原来是一个社会学家,他的功劳很大,把巴西的恶性通货膨胀给遏制住了。克鲁格曼是比较尖刻的一个人,他跟卡多佐总统说,你得学一下马哈蒂尔,停止外汇兑换三个月,得止泻,否则雷亚尔就完了。结果,卡多佐的回答是,巴西不能自我贬低到亚洲三流国家的水平。他觉得巴西是一流国家,结果他摔的很惨。National Pride谁都有,但是不能当饭吃。事实上,过去二十年,巴西的经济基本上是中国经济的附庸,中国经济好了巴西就跟着沾光,中国经济慢下来了,巴西就完了,因为他纯粹是一个靠资源的国家。

 

2. 资管新政与2018年以来的增长下滑

与资本管制同步,2016年春政府开始强刺激,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2017年所有的指标都好起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40%。我问过一些民营企业,都说好得不得了。我们有个搞炼铝的EMBA的同学,2016年盈利2个亿,到2017年盈利20亿,一下子增加10倍,好得不得了。统计局报的2017年增长数字是6.9%,我个人感觉应该比这个高。但到了2018年,风云突变,四个季度的增长速度一直往下掉,今年又接着往下掉,而且掉的速度非常快,原因何在?

我前面说了,一个原因恐怕是环保风暴。但环保风暴今年开始放松了,大家感觉今年冬天北京空气没有去年的好,今年夏天的空气质量也没有去年的好,说明环保放松了。我觉得,持久的原因是去杠杆太猛。201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因为“三去一降一补”只有去杠杆没做,所以要去杠杆。去杠杆的方向是对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国家的杠杆率太高,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那里的杠杆率太高。当时目标确定的也是要去这两个领域的杠杆,但是采用的方式方法,我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一是太猛,二是太严厉,集中体现是资管新政。

资管新政有下面几项内容。一是银行的表外业务转至表内管理,就是要管控风险,因为如果表外业务不受资本充足率的管制,杠杆率就会非常高,风控也不完善,转入表内管理,既可以降低杠杆率,也可以加强风控。二是银行资管业务从银行剥离,目标是要打破刚性兑付。老百姓在银行买的资管产品,就觉得你得给我保本。我儿子海外读书回来之前,我太太觉得我是经济学家,得管我们家的投资,我说行。我跑到工商银行 --- 工商银行发我的工资 --- 在柜台上买几个资管产品,人家叫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相信银行不会骗我,ICBC他怎么能骗我呢?结果全亏了,我买的资管产品没有一个盈利的。但像我们这种人至少有一点是明白的,认赌服输,我知道这个资管产品不保本。但是普通老百姓不这样认为,在你银行柜台上买的东西怎么能不保本?所以有一个刚性兑付问题。资管新政要求把资管业务从银行里面剥离出来,成立一个资管公司去卖产品,强化它的非银行性质,这也是对的。三是清除股权和债权投资产品的期限错配。以前,资金池泛滥,就是弄一些短期资金放在里面,投的项目都是长期的,期限不匹配,这都是有风险的。现在不让这么做了,必须亮出底层资产,期限一对一匹配,消除期限错配。和前两条不同,这条措施从根上就不完全正确。金融的一大功能就是配置风险,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是为投资者组合风险。资金池、特别是P2P的资金池固然有问题,但把所有金融机构组合风险的产品都取缔了,老百姓投资的意愿就不足了。

资管新政是去年6月份颁布的,虽然有三年窗口期,但是一刀切下去,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赶紧干,特别是新产品不敢再像以前那么干。这就产生了一些连带效应,一些金融创新受到严重抑制,比如说小额信贷公司的助贷业务。按理说小贷公司应该用他的股本金去放贷,但这样太慢了。我有一个亿的资金要滚动,这得滚到猴年马月,很快就滚不下去了。所以,市场上发明了一个创新业务——助贷。银行有很多钱,但银行又不想直接给高风险小企业放贷,小额信贷公司向小企业要的利率是24%,非常高,银行不敢要这么高。小贷公司说我帮你找客户,我来给你做担保,我来做风控,你把钱给我贷出去。这个也有风险,但是它解决了很多高风险企业的资金需求。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Stephen Orlins和几个朋友在深圳搞了一个小贷公司,2017年公司靠助贷盈利8000万,2018年亏损一个亿,只好关门。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创新受到了严重抑制。

在严控风险的压力下,金融机构都在压缩业务,银行抽贷非常严重,骗民营企业说我们临时把钱收回来,收回来之后重新评估你的风险,再给你贷款。因为没到期,所以民营企业没钱还,只好找高利贷借钱把银行钱还了,结果银行也不给他们钱,最后这些民营企业就被高利贷拖死了。

我们这么猛的一刀切去杠杆,后果非常严重。

后果之一是民企成为去杠杆对象。按照国家规定,国企杠杆率要降2个点,国企也基本上去了两个点。但是,民企的杠杆率不降反升,原因是民企的债务发生堆积 --- 生产因为没有流动资金而停滞,同时资产在流失。去年上半年,股市下跌30%。贸易战开打有一些影响,但最重要还是没有资金了。民企上市公司的一个金融创新是股权质押贷款。质押率一般是50%左右,拿100块钱去质押能贷到50块钱,再加上1.4倍的平仓线,这意味着股票票面价值不跌30%是安全的。可是去年的股市整体跌了30%,一些民营企业跌掉了70%以上。像给我们捐款的东方园林的何巧女,她的股价都快跌没了,从最高峰20多块钱一直跌到最低3、4块钱,最后落得被朝阳区收购的下场。东方园林也许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扩张太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不讲信用,欠了东方园林200亿元,而何巧女却是因为2亿元到期债务而被收购的。如果她能收回地方政府欠款的1%,她就不至于被收购。

何巧女还算好的,朝阳区还给她保留了股份,也帮她把债还了,所以她没有变成“负翁”。我遇到一些企业家,以前是大老板,身价上百亿,在这一轮彻底变成了“负翁”。最高时身价3、400亿,一夜之间变成了欠债的人,要被限制消费,连坐高铁都不行。你说民营企业家能有信心吗?总书记去年11月1号召开民企座谈会,给民企信心,可是下面不断有民企爆仓、被国有企业收购的状况发生,你说民企心里面会怎么想?民企的解读就是是不是政府就是想收购我们?社会上还流传着“社会主义改造再来一次”的言论,民企就更害怕了。上市公司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因为股市恢复了一些,民企不再老有爆仓的危险。但你看中小民企,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负债率上升。为什么民营企业负债率上升?因为他的分母在缩小 --- 资产在缩小,不断的变卖 --- 而分子在扩大,因为该还的债还不上,所以负债率就上升了。结果是,去杠杆不仅没去成,杠杆率反倒上升了,事与愿违。

    后果之二,货币传导机制几乎完全失效。今年的财政和货币扩张都很大,一季度提前发放专项债,地方政府手里多拿了4、5万亿,央行扩表也很严重,和2016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16年的情况是立竿见影,一季度财政和货币政策一下去,二季度的经济就立即好转。中国经济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也是以信贷为主导的经济,只要财政和货币政策一砸,经济就井喷。但是今年我们没看到这种现象,原因有二。一是资管新政把毛细血管都堵住了,资金无法从银行溜出去。我们的钱基本上都在银行里存着,影子银行的业务没了,银行的钱流不到直接融资那部分去。二是风险偏好比较高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大大受到限制甚至取消。P2P全线崩溃。P2P是有问题,里面有很多骗子。P2P本来是给投资者和用钱的人做的一个平台,但只收个手续费赚钱太慢了,只有极少数做的非常标准,绝大多数公司都做个资金池,拿着钱自己去投资,风险很高。可是风险高,也不能仅仅让他爆掉,爆掉老百姓就不干了,公安机关只好把P2P老板抓起来放监狱去。可是,抓进监狱以后他就破罐子破摔,更不还钱了:你判我10年,我的公司一分钱不用还了,你就看着办吧。实际上,这对生产力是一种破坏,对社会稳定也是破坏。我们应该想好后手,把风险暴露了之后就得有办法收场。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也暴露风险,但他有一套办法把底兜住。他让Lehman Brothers破产,其他的一律要救。政府给了2000亿美元救AIG,退出的时候政府还赚了200亿。我们处理的太草率。还有小型股份制银行,这些中小银行没有什么存款,资金全部是拆借来的,其他金融机构不给他拆借那就可能倒闭。包商银行的教训要汲取。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工商银行进去把它接管了。从一开始,没想好就不应该去暴露风险。

还有各种资金池被取消,金融机构没办法打包风险。但是你把所有风险打包的机制都取消掉,那金融机构还干什么?金融机构的功能就是帮老百姓处理风险,为什么我会比较相信银行?我是有知识的人,我知道金融中介应该干什么,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帮助老百姓处理风险。有些高风险,有些低风险,组成一个产品“阳光100”卖给我们,那我们就相信他。现在不让金融机构做这个,你让投资者一个、一个去投 --- 比如要我去投“扬润大桥”,我敢投吗?我根本就不理解“扬润大桥”的盈利能力怎么样。如果你给我发一个产品,里面有“扬润大桥”、润扬大桥什么的,还有一些短期产品,我觉得好像有点make sense,可能会盈利。可是,现在完全不让他们做了。

没有人喜欢地方政府投资,但在现阶段,地方政府投资仍然是经济下行期最有效的办法。但为什么今年5万亿下去,效果却不明显呢?因为地方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被大大抑制了。过去,地方政府获得国家资金(地方国债和专项债)之后,可以用它们来撬动社会资金,如城投债、委托贷款和信托渠道等;资管新政实施之后,委托贷款和信托渠道被大大压缩,因此今年虽然地方政府获得5万亿的国债资金,但效果却不明显。这可以和2016年对比,那年是立竿见影,效果极其明显

后果之三,直接融资大幅度下降,在最高峰的时候基本上崩溃。2017年末银行的传统信贷占社融的74%,但是去年7月份到今年6月底已经上升到96.5%,直接融资几乎消失,过去几个月才恢复了一点。可想而知,在这几年间直接融资市场基本上消失,那民营企业能好吗?长期投资大幅度下降。现在不让搞风险组合,谁敢投长期投资,大家都是玩短期的,怕承担风险,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我们一直说要鼓励资金投向长期投资,可去杠杆造成的结果完全相反。事实上,长期来说发展直接融资,是控制全社会杠杆率的最有效效果。美国杠杆率低,因为直接融资多;中国主要靠间接融资,杠杆率肯定高。任何懂一点金融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经过这一年的去杠杆,最后的结果是杀死了直接融资。本来想去杠杆,结果杠杆更高。

 

3. 正确认识我国的杠杆率问题

    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的杠杆率问题。中国的杠杆率高,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金融是银行主导。这个没办法。大家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2016年之前资产扩张主要是靠外储增的加,因此你不能怪央行多发货币。那些年我们的准备金率是22.5%,全世界最高。银行里有22.5%的资金不让贷出去,所以央行一直在控制信贷膨胀的速度。这就是我说的央行学会了管理通胀,管理的相当好。2016年之后,因为外储在下降,央行在被动回收货币,因此只有在公开市场上主动发货币来扩大资产负债表,给社会提供流动性。所以,这几年央行发的货币更加接近于美联储发的法币。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只要一个国家是银行主导,你的杠杆率就会高,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现代商业银行的作用之一是创造信用。顺便我说一下Facebook创造的Libra。按照货币的定义,Libra就不是货币,因为它是全部要用资产来做抵押,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代币。现在有七、八家大公司加入Libra联盟,估计它们能拿出来资产也就几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它最多只能发几万亿美元的Libra,对全世界来说是杯水车薪。扎克伯格说,Libra会有利于非洲的穷人,这是瞎扯,非洲穷人永远用不上Libra。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央行发出去基础货币,通过银行放大,在中国的货币乘数是5,也就是说,最终流通的货币是央行发出的基础货币量的5倍,如果是直接融资,就没有这个杠杆。所以要想控制杠杆,就要多搞直接融资。

    杠杆率高是不是就一定是问题?黄海洲和Bolton的理论,我觉得有真理在里面。一个公司本来有股票,公司觉得未来增长的形势非常好,我再发一些股票稀释每个人手中的股票。为什么他敢这么发呢?就是因为股东们会相信这个企业未来会有增长,我持有他的股票,未来他的股价涨了我可以得到更多分红和更高的股价。以这样的角度看待货币,如果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足够高,那你发货币就没关系了,特别是如果那些生产力比较高的部门得不到融资,你多发货币能够让他们得到融资,那经济增长速度就更快。我经常举例说一个大池塘里面养鱼,有大鱼和小鱼,那大鱼肯定吃得多,你发现大鱼吃得多干脆就不投食,结果会发现小鱼死得多。如果你要提高这一池子鱼的产量还得多投食,大鱼吃饱了不吃了,小鱼才能吃到食。在中国大鱼是国企,小鱼就是民企。很早以前,我有一个硕士学生卢峰,她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我国经济里面存在漏损效应。国有企业很容易拿到便宜的资金,拿到资金之后他也用不了这么多资金,然后他就通过影子银行业务或者市场里面的委托贷款、信托等转移到民营企业那里,这在过去是非常普遍的。资管新政以来没有人敢这么干了,一旦出事国有企业老总就得“下课”,所以国有企业也不去贷款了,以前拿着3%的贷款放在一个资金池里面,就可以得到10%以上的回报,国企不用经营自己的主业,在这里倒腾货币就行了。现在他也不敢了。

杠杆率的问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太高才是关键。

地方政府负债有三类。一类是全国人大认可的负债,包括一般性国债和专项债。去年年底是19万亿,今年年底会达到24.1万亿,即今年地方政府增加了5万亿的投资/消费额度。前面说了,这些支出在今年没有形成2016年那样的杠杆。二是中央政府核准的城投债,这个要发改委批,七、八年下来积累了30万亿,这也是一个巨大数字,风险很高。三是其他债务。其他债务很难说清楚有多少,机构估计为15万亿。三部分加起来是69万亿,但官方承认的政府债务只有第一类,即24万亿,其它两类都是市场债。我觉得这是鸵鸟心态。难道城投债不需要发债城市就负责任吗?显然不是。城投债还没有一只违约的,原因当然不是它们的表现都很好,而是因为背后有政府信用支撑。地方政府怎么去约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有保障,但是它们的资金利用效率比民营和FDI企业要低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大量浪费,这才是我们的真正问题。去杠杆本来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去国有企业杠杆、去地方政府杠杆,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恰恰管住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

资管新政亟待重估。调整的方向,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允许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打包。混乱的资金池需要禁止,但正常的产品设计不能取消,否则金融就失去意义了。二是要允许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存在,不能把这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全部弄死。中小民营企业的风险就是高,既想让银行给他们放贷款,又想让银行把利率压下来是不现实的。市场上利率24%的资金他们愿意贷,说明他们的风险就是高。谁去给他们贷款?就是那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大银行是不会去贷的,这账算不过来。中小民营企业一次贷款只需要500万、1000万,走的流程和贷5个亿是一模一样的,因此管理成本是一样的,而受益却只有百分之一、二,这个账没法算过来。信贷员也是一样,他是拿提成的,他给你做500万的生意和做5个亿的生意花的时间一样多,但是提成却只有百分之一、二,他为什么干这个事呢?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如中小银行、网贷机构、小额信贷公司等,拿不起大客户,只能去发展中小民企业务,他们的高风险偏好刚好和中小民企的高风险相匹配。

 

三、中美贸易争端

最后讲一下中美贸易争端。贸易战打到现在,我觉得国内很多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误导性的。现在听到最多的论调,就是美国有一个巨型计划,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书记说这个有别的深意,并不是指这个贸易战。但是有些人望文生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好像不说到这个程度,就显得他自己不够高明。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 

1. 贸易战背后的美国几股势力

在美国方面,两党的共识是,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全面失败的。美国以前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背后的信念是:“中国会越来越像我们。”但是,中国没有越来越像美国。这是所谓的对华政策失败论的背景。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而是从奥巴马就开始了。重返亚太、TPPTTIP,这些都是对付中国的。但是奥巴马是一个君子,他对付中国是用文明的手段。奥巴马在位时中美还是和平竞争,他不像特朗普一样胡来。今天有人说,特朗普连任对中国有好处,我看不出什么好处,他把整个世界都搅乱了,对中国是直接撕破脸,一对一的真刀真枪来干,这对中国是不利的。因此,即使美国有对华政策失败的共识,但也不意味着美国要和中国打贸易战,更不意味着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 奥巴马在任的时候总是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 --- 特朗普上台之后胡来,才有了遏制中国的声音,但这也不是美国的全部。美国是一个多元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内部都无法统一。贸易战背后有三股力量。

一是特朗普自己和莱特希泽这些人。特朗普认识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的逆差对美国不好,另一个是美国的企业外流太多。逆差我刚刚说过,对一国来说,长期下来就是财富的流失。特朗普是对的。全球化造成美国企业的外流。美国在全球化里受益的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没从全球化里受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光鲜的一面,东海岸和西海岸,很少有人去美国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而美国有些地方的贫穷超出你的想象。2007年我到康乃尔大学访问一个学期,在Ithaca租了一个房子,离我儿子读的高中比较近。这个小房子破破烂烂的,都快倒掉了。主人是一个单亲父亲,名字叫Dan,带着两个女儿,他太太嫌他太穷跑掉了。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于一个文理学院,说明他父母很有钱,否则不可能送他上学费这么贵的大学。他递给我一个名片,上面写着他是做Landscaping的,我以为是景观设计,蛮“高大上”的,但当地中国学生告诉我,他就是给人家割草的。有一天,一位穿着西服的女士来敲门说,你是不是租了Dan的房子?我说是。她说以后你别把房租给他,你要直接交到我们银行里。我就明白这个Dan没钱付房贷了。这个房子的租金一个月1200美元,很便宜。我给Dan打电话,说我不会把钱给银行,会把钱直接给你。因为我知道,如果这1200美元不给他,他这一个月就活不下去。这就是美国中下阶级的白人,很穷。特朗普看到了这个现象,也是他上台的政治基础。但是,他搞贸易战,解决方式是错误的。

    二是美国商界,他们希望中国更加开放市场,减少补贴,减少国企的特殊待遇,更加保护IPR,等等,实际上这些是我们自己的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写的改革蓝图,就已经提出了这些改革。所以,美国商界实际上是我们可以争取的朋友,我们不能让他们走到反面。他们想要的,跟特朗普想要的完全相反。试想一下,中国把经营环境搞得更好了,更多的美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就会创造更多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我国的贸易盈余有40%多是美国在华企业创造的,还有20%多是其他国家在华企业创造的。所以,特朗普特想让这些企业回去。但如果中国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好,这些企业就更不愿意回去了。我曾跟一位美国的外交官谈过这个事情,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你们的经营环境更好,更好了之后有什么好处?更多美国企业都到中国来,我们又吃亏了。特朗普的角度和美国商界有对立。但为什么谈判里面有那么多内容要让中国改呢?因为商界有自己的代理人,我看商务部长罗斯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就代表商界。

最后才是共和党强硬派和安全部门,他们才要跟中国对抗,甚至遏制中国的崛起。但我个人判断这些人是少数派。

现在,美国的选战扑朔迷离。有些人说民主党上台会对中国更坏,我不这样觉得:但凡一个人替代特朗普都会比现在更好,至少他的手段不流氓了,而且也不会老是变。特朗普能把计划好的事情取消,也不通知其他人。据说特朗普永远只听最后一个跟他说话的那个人的话,所以,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果能否签署,仍然是未知数。

 

2. 贸易战的影响

    关税影响有多大呢?我觉得是很有限的。我们对美出口占全国出口的16%,即使我们损失对美出口三分之一,我们的全部出口也就下降5%。实际上,前三季度我们对美出口下降10%,换算过来全部出口只下降1.6%。增长效应就更小了,因为我们的出口对GDP的贡献大约在11%到15%,再乘上增长率,才是出口的增长效应。所以,今年因为对美出口下降导致的GDP增长减速是就很小的,不到0.2个百分点。只要国内应对得当,就不怕出口下降。好多人都忘掉了,2009年出口下降17%,但那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9.2%,因为四万亿的逆周期政策,对冲了出口下降造成的负面后果。还有人说,越南对美出口增长40%,不得了啊!但即使它增长的40%全部来自中国,对我们来说,也不过是一个零头,因为越南的出口总量只有中国的11%。事实上,前三季度以人民币计价出口仍然增长5.2%,对美国出口的下降被对欧洲出口和东盟的出口增长抵消掉了。我们有一些最终产品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但这些国家依赖中国出口的原材料,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原材料出口也增加了,这是一个连带关系。

企业要想大规模转移是困难的。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没有一个企业愿意放弃中国的消费市场。现实是,即使在劳动力非常密集的行业,中国仍然在生产。耐克鞋50%的产量、优衣库60%的产量仍在中国生产。为什么?中国的市场摆在这里。我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牵制企业的外移。苹果曾经想在德克萨斯组装iPhone,却被小小的螺丝钉给难倒了,因为美国生产不了手机用的螺丝钉,要全部从中国进口,所以最后就放弃了。中国想生产什么就有什么。

脱钩不会成功。美国商界首先反对。美国的芯片40%到60%卖给中国,不会轻易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芯片投资有多狠呢?台积电要搞5纳米的芯片,一次性投资300亿美元。武汉光谷里的长江存储 --- 这是清华的骄傲,清华紫光的老板把他的全部身家压在这家企业 --- 总投资是2000亿人民币,最近报道要见效果了。芯片生产可不是小打小闹能搞成的,没有钱就别干这个事。美国也一样,像高通这样的企业,如果丢掉了中国市场,他想持续跟台积电竞争,门都没有,因为他无法积累资金,持续地投入。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反对美国和中国脱钩。苹果手机里面有6、7个国家的产品,苹果的配件不在中国生产。一旦苹果手机离开中国生产,就不仅影响到中国企业,还会影响德国企业、日本企业、韩国企业。脱钩会逼迫整个世界生产重组一遍,许多国家会失去过去的市场份额。所以,其他国家也不喜欢特朗普乱来。

当然,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美关系一定是竞合关系 --- 有竞争、有合作。竞争的地方在技术和军事以及地缘政治,合作的地方是贸易和应对全球问题。中国的策略应该是在开放的环境中搞自主创新,不能闭门搞。我现在听到一个论调,说技术上我们要主动脱钩,省得被美国人卡脖子。没错,我们的技术创新有韧劲,但是你要明白创新的成本会有多高。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是有创新,但是我们是用牺牲一代半人的代价在做创新。邓稼先十几年时间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受核辐射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我们还想再来一次吗?

 

3. 中美贸易纠纷的前景

中美谈判的难点在哪里?有两方面的难点。一个是美国要求中国大规模进口美国的货物,在两年内平衡中美贸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有3、4000亿美元,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美方还要求中方取消对创新和国企的补贴,要把中方的保证写进协议里面,然后还要我们回去修改法律。这不是八国联军的做法嘛。美国人忘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谈判持续了6年,这6年我们边谈边修改法律,到2001年水到渠成,我们把协议签了。现在美国人反过来,先告诉你改什么,写在协议里面,然后你要照着协议去改你的法律。这哪行?中国是主权国家,不是美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美国还想建立执行办公室,想中兴一样,那更不行了。另一方面,中方也对美国提出了诉求,包括取消所有惩罚性关税 ---这次我们又重申了这点 --- 还有改变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或从事其他商业活动的限制--- 华为在硅谷的研究中心,产生的技术都不能回到中国来 --- 再就是安全审查要更加透明。现在的安全审查是相关部委的人在一起商量,说这个投资不行、有安全问题,那就是定论,也不告诉你是什么理由。

怎么解决这些难题?10月27号在上海纽约大学我们发布了一个联合倡议,有37位学者签名,包括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倡议的基调是:一方面,中国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美国,“收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脱钩的伤害很大,也不可取。倡议提出走一条和平相处的中间道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要走,我们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不可能向美国的制度收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给美国调整的空间。特朗普怎么上的台?他是有民意基础的,这点我们必须承认。美国许多老百姓是全球化的受损者,美国需要时间和空间去调整。

具体而言,倡议提出了“四只篮子”的构想。

第一只篮子是禁止篮,包括哪些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都应该取消,比如对本国产品出口进行限制、如对华为的禁运。如果他们对华为禁运,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稀土禁运。他说华为有安全问题,可以作为军事用途,那稀土元素更可以直接用到军事上,就凭这个我们就可以不向美国出口稀土。还包括低价倾销、竞争性贬值、补贴跨境并购,等等。不要以为竞争性贬值只有中国做,美国就在做。QE就是竞争性贬值,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美国说,这是国内政策。美元拥有世界霸权,超发就贬值,这不是竞争性贬值吗?所以这些都应该被禁止。

第二只篮子里是对其它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但可以谈判的国内政策,如中国的技术补贴和国企、美国的安全审查和技术壁垒。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让对方国家放弃或改正这些政策,那是最好了;如果谈不成,就进入第三只篮子。在这只篮子里,受影响的国家可以采用国内政策,来保护国内企业和民众免受或降低另外一个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如果补贴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就应该接着补贴,而美国可以采取相应的技术壁垒措施;反过来,美国通过安全审查等手段对技术出口进行限制,我们就更应补贴创新。

第四个篮子是多边篮子。美国发动贸易战,把全球的生产价值链打破了,不光影响中国,还影响日本、德国等国,这就应该放在多边框架里面讨论,主要就是WTO

    狭义的中美贸易争端可能会比较快的得到解决,两个国家现在是对第一阶段谈判的文本。如果APEC会议不取消,我觉得两国元首见面签署的可能性在80%以上。现在又有变数,两国元首在哪见面、什么时候见面,不好说。但是,无论如何,两国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分歧会长期存在。那就继续谈,谈不成就进入第三只篮子。最后的最后,我觉得两国的技术竞争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没办法。2010年的时候我就说过,中美总有一天要摊牌。美国自认为是“山巅之国”,但中国是拥有5000年绵延不绝文明的唯一国家。美国人为自己的文明骄傲,我们有10倍理由为自己的文明骄傲。这个是没办法调和的。

 

总结一下,在贸易战持续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增长更为重要,我们要防止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犯错误。这次去杠杆的初衷很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和实施方法方面出现了太大偏差,就像2015年在错误时点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一样。

国际环境发生了大变化,中国人的心态也要跟着变。以前我们是国际秩序的跟随者,加入WTO我们是受益者。但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中国不可能躲起来,也不可能仅从国际秩序中得益。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规则制定者。规则制定者和体系参与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参与者接受规则就完了,而规则制定者一定要既要考虑自己利益,同时也考虑别人的利益;要会平衡,否则人家就不会跟你玩,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规则制定者。我觉得我们国家还没有适应这种新角色。

公开的讨论是必要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会认为中美达成协议对中国、对美国、乃至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中国的改革方向。如果我们能在国内形成这样的共识,再去对外谈判可能会更加容易得多。

    这是我今天想讲的全部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