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当前经济形势”。

我讲三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一是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在世界上地位的改变；二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包括结构调整。

第二方面，经济周期和去年以来经济增长减速。现在谈结构变化谈的比较多，但是很少有人谈经济周期。我觉得经济周期还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到经济周期才能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政策。去年以来经济增长在减速，我个人觉得不是结构调整不到位的结果，而是去年以来一系列政策所造成的，特别是去杠杆政策。

第三方面，中美贸易纠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会着重讲讲美国跟中国搞贸易战的背景，分析一下背后的几股力量，然后谈一下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贸易纠纷的前景。

上周末在上海纽约大学发布了由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Jeff Lehman、哈佛大学教授Dani Rodrik以及我牵头、37位学者签名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联合倡议，在国内外有一些反响。顺便做一个小广告，今天晚上的10点25分，CGTN田薇主持的对话节目要播鞠建东老师、Jeff Lehman和我的访谈。等会我也会稍微提一下倡议的主要内容。

一、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    

1. 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地位的上升

先说激动人心的事情。2008年以来世界的经济总量向中国转移，你看一下数据就会感觉到震撼。10年前，我们国家的GDP经济总量只有3.37万亿美元，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二。到了去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13万亿美元，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是日本的2.4倍。十年间我们从占日本的三分之二变成了它的2.4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财富世界500强排名，2008年包括香港在内我们只有37家，而今年包括香港在内我们是119家，美国是121家，日本只有52家。我们基本上跟美国差不多，照这个趋势下去，最迟后年我们的世界500强数量就要超过美国了。中国人愿意勤劳奋斗，爱找自己的差距。2008年我们追问我们企业在世界500强里的数量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人家日本，超过日本又问能不能赶上美国，现在我们赶上了美国，又在说自己大而不强。有人指出中国在世界500强里的119家企业，利润一半都是银行贡献的，那又怎么着呢？中国总是很谦虚，问为什么还不行。

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逆世界而动的。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经济都在下行，2009年全世界是负增长，只有中国是正增长。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反周期措施到位。我们放出了4万亿。有很多人不喜欢4万亿。这4万亿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管用。我们的很多企业都是拜这4万亿所赐。山东潍柴动力2008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不大的企业，就这10年时间它也进入了世界500强。华为也是一样，没有这10年，华为不可能有今天。

图1 中国的货物贸易盈余和美国的贡献份额

数据来源: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财富在向中国转移。美国有大量的贸易赤字，中国有较高的贸易盈余。赤字国的财富向盈余国转移。图1是中国货物贸易盈余总量和美国在其中的贡献率。看左轴，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降下来了，但到2018年仍然有3500多亿美元。这其中美国贡献多少呢？美国长期贡献超过100%，最高峰超过了500%，这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有赤字的，所有的贸易盈余来自美国。最近这些年，美国占的比例略有下降，2015年之后又上升，回到100%以上。因此，可以说中国贸易盈余来自一个国家。贸易赤字意味着必须借款，向盈余国借。美国有美元优势， 我们叫美元霸权，他可以印钞票。短期来说对我们不利，稀释我们的美元资产。黄海洲和他的合作者Patrick Bolton提出一个货币的股权理论，认为货币就像股权似的，企业增发股票，原来股东的股份就会被稀释掉。但是，发钞票就意味着向股东们发股票，未来付息还本的代价就会提高，长期而言，就是美国财富在向中国转移，美国的子孙后代欠中国越来越多的钱，除非有一天美国人赖帐，说“game over”，但这个很困难。我想，靠印越来越多的钞票，不停的稀释美国债务，我觉得长期来说这是困难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以前关于贸易不平衡的说法是不对的；我觉得特朗普是对的。当一个国家有贸易赤字的时候，你就在消耗你的国力。就像一个家庭，一家人天天在借贷生活，只着子孙后代给你还，你可不是就在消耗家力嘛？作为一个国家，就是在消耗国力。所以一般的经济学家说贸易赤字没有问题，我觉得是不对的。

    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现在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从我们的出口产品来看，中国进步非常大。有些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国出口服装鞋帽的阶段，但20年前，我们就开始以出口电子产品出口为主了，现在出口的最大向是机械产品，而且带有一定的高科技含量。可以看到40年间的一个轮回，现在出口的优势产品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搞的机械行业、重工业。虽然我们又回去了，但它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我去看过济南第二机床厂，这个厂很有意思，到今天它连董事会都没有，还是厂长在管事。其他的国企都已经公司化改造了，他连公司化改造都没有。这个企业在济南市区里占地面积很大，济南市总想把这块地收回来，但是他们的厂长给顶住了。这家企业的产值也不高，就几百亿元，只生产一种东西—汽车冲压机床。在国内他们占有的市场份额是80%，在国际上能打败德国、日本企业。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把机器卖到美国通用汽车，并且派工人去指导美国工人安装、调试和使用这台机器。他们在济南通过互联网，能日夜不停的监视那台机器，有小毛病可以直接用计算机调试，出了大毛病就派技术工人帮他们修理，根本不用美国人动脑筋。这家企业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拥有大专文凭，已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传统工业了。

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和金融大国，中国的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2008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不到500亿美元，2018年我们的研发投入达到2890亿美元。这是我们官方数字，OECD的数字是5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快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了。即便是按我们官方的数字算，我们的研发投入也占GDP的2.2%，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美国、日本、韩国比我们略高一些，但我们把OECD平均水平以下的国家都甩掉了。请注意，我们的人均收入只有人家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科研投入强度已经超过了他们。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日本几乎每年拿一次诺贝尔奖，很多人又开始检讨中国这不行、那不行，我觉得这是认知错误。日本人得奖，很多工作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做的，我们现在相当于日本的在上世纪70年代。我觉得目前在北大、清华、中科院能拿诺贝尔奖的肯定有二十几位，我打赌我能活到那个时候。今天在座的如果有学科学的，极有可能会在三、四十年后获奖。现在做科研很简单，一是要有人。这个中国没问题，人口基数足够大，天才在人口中的比例是固定的。二是要有钱。这个中国也不太缺。有了这两项就没有什么大问题。高水平大学缺这个、缺那个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一个是人、一个是钱，有了这两个你不想成为一流大学都难。如果给老师的工资都是一年120万元人民币，你看看是不是能招到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这很简单，没有别的问题。

我以前对科学家特别崇拜。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化学家，他说你们经济学家都特聪明，你们写的数学公式我们都看不懂。我说你们化学家多好，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他说化学家都是靠运气试出来的，chemistry就是“chem  is  try”！“try”是要钱的。

“一带一路”提升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地位，我们牵头设立的亚投行、新发展银行，还有国内的丝路基金、国开行、进出口行，都是证据。国开行是真正的宇宙大行，它的全部资产是4万多亿美元，全世界所有的发展性银行加起来是它的零头。国开行2017年在“一带一路”上的放贷超过世界银行在全球的放贷。我们生活在国内，所以不太关注这些事情，但是在国际上感受到中国压力是非常强烈的。

2.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下面谈经济的结构变化。最大变化就是我们告别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需求不是内生的，而是别人给你的。就像我在威斯康星的一个老师，以前他对中国印象挺好，现在他的心态变化了，说中国有那么勤劳的人民，我们给你们提供那么大的市场，你们想不发展都难。也就是说，我们的需求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事实上在危机之前，我们的出口除以GDP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顶峰，将近35%，之后一直在下降，现在是17、8%的样子。这个对一个大国来说仍然有点高，美国只有10%，日本也是17、8%的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出口不再是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几年我们的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

图2 中国出口和出口/GDP比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www.stats.gov.cn .

另外一个变化，是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图3显示的是三大产业的就业份额的变化。农业就业份额下降，服务业就业份额上升，服务业成为最大的就业部门已经很多年了。最有意思的是工业就业的变化。从这张图上我们能看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10年，这两个时期让我们工业就业各增长了10个点。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没什么进步。从就业比例来看基本上是在波动，当时在准备最后的冲刺，这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头10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相当于2000年之前40年走过的路，所以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重要的。照我看，中国现在看到的大部分财富都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积累起来的。

    但是2012年之后，工业就业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为什么不是2008年、2009年？因为有4万亿投资的刺激。接着我们又往上冲了几年，达到了工业化顶峰。一个国家的产业转型大都跟外部冲击有关，日本就是如此；韩国和台湾地区比较平稳一些，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去工业化，但是经济转型要等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受金融危机冲击挺大，估算去工业化大概提前了5、6年时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可能工业化还可以持续到2017年、2018年。顺便说一下，工业就业最高峰在这里显示的是30%，这个数字恐怕不准确，农业的份额高估了。我觉得最高峰的时候，工业就业应该达到过全部就业的35%，这个和其他成功的经济体没有太大差别。

图3 三大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接下来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图4是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有两波大的增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有时候我们回头看历史，会发现中国真是非常幸运。1978年邓小平在做改革开放决定的时候，也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很幸运，中国过去40年里在两次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都踩对了拍子，第一次是改革开放，第二次是加入世贸组织。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的人口结构开始走向优化，劳动人口占比一下子上升了10个点，这一波人口红利被农村改革赶上了。到90年代人口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又“冲锋”了一次，第二波人口红利到来。到2010年，金融危机来了，我们退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而我们的人口结构也开始下行。

图4  劳动年龄人口比率(15 - 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960 – 2018年（%）

资料来源：Wind。

从2012年开始，我们开始搞结构调整，后来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这些年“三去一降一补”做的怎么样？去库存做得相当不错。但这纯粹是一个偶然因素决定的。2016年，政府实施一轮强刺激，使得三、四线城市7亿平方米的房地产库存全部消化掉了。2016年7月份我参加总理座谈会时提了个建议，让政府出点钱，补贴老百姓买房子，把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消化掉。虽然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政府做的基本上是这个事情。政府做的是货币化棚改，原来是给现房，后来改成货币化。一搞货币化棚改，房价就上去了。老百姓都是“追涨杀跌”，所以房地产库存也就消化掉了。去产能，靠的是行政命令，比如北京周边很多钢厂和小煤窑都关掉了。结果，2016、2017年经济转好的时候，我们还要进口钢材和煤炭。现在看来，去产能比较彻底的行业，目前的利润情况都比较好。去杠杆的效果等一会儿我再讲。“降成本”做的比较好，降税、降费非常显著。这几年我们不停的降税，今年的税收大概要降2万多亿，这是非常大的降低。“补短板”是个慢活，我们也做了很多，“放、管、服”改革等等都是补短板的，但这个是一个长期工作。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这个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部门，增长主要靠内需，内需增长占增长的75%，但靠内生增长，速度必定会下来。企业进入了一个比较长的优胜劣汰时期。我个人觉得2012年到2016年的调整，优胜劣汰基本完成，但是有些人觉得还不够，要接着淘汰。我觉得过去这两年“去杠杆”和“环保风暴”，让一些本来不应该死的企业死掉了，有些过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向国外转移正在发生，但是转移速度没有我们想象的快。国内企业转型和技术升级做的相当好，你到企业里去看一看，只要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企业，车间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人，全都是自动化的。好的方面是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国内消费比例上升，储蓄率下降。

根据日本海外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报告，2018年中国产业工人一年的全成本是10，500美元，在亚太地区仅低于台湾地区，台湾是18，500元，大陆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亚太地区的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两年前我们比马来西亚和泰国便宜，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他们了。所以中国肯定不再是一个便宜的地方，有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转移出去也是很能理解的。

图5 支出法GDP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图5是支出法GDP，显示的是所谓的“三驾马车”。虚线是消费，间断线是资本形成，最下面的实线是净出口。这几年的净出口占比已经很低（2017年的数据有问题，跳动非常大）。国内消费占比在2010年触底，最低的时候是48%。过去7、8年间，所谓的再平衡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和前期的失衡速度一样快，消费占比每年要提高将近一个点，这是非常快的再平衡过程。相应的投资占比就会下来。所以，再平衡已经发生。

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很大的问题，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增长减速。比如日本，它在70年代初之前也搞出口导向，6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0.5%，如果把50年代加上就是9.2%，跟中国差不多，甚至比中国还快一点。但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日元升值了30%多，再加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出口导向的模式就不能维持了，所以日本进入了创新时代。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在3%左右。但却是日本真正的黄金时代。在那二十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新的电器产品都是来自日本，日本的产品有质量保障，而且价格也还算合理。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追日本明星。那时候女大学生心目中的男神是高仓健，他的形象代表了日本上升期的形象。其实高仓健的性格非常糟糕，他的妻子都和他离婚了。他是非常冷酷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爆款，其中一部是《津轻海峡》，讲的是当时修津轻海峡海底隧道的故事，隧道连接本州和北海道，高仓健的形象伟岸冷酷。今年1月份我们全家去有马温泉，在神户的山里面。从温泉到神户，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车在高速路上刚走一会儿就钻进了一个隧道，隧道里你感觉车子一直在往下走，一出隧道就进入了神户市中心。当时我就在想，只有一个上升的民族才会干这种事 --- 没有多少实际用处，更多是为了炫耀的事情 --- 当你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这些。所以，再过三、四十年我们回头看就会明白，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代。今天你再看日本电影是什么内容？《深夜食堂》！我看了一集就觉得日本民族没希望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不知道自己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最终选择嫁给一个和尚，而且觉得嫁给和尚也挺好。上世纪80年代的女孩都想要嫁给高仓健，现在要嫁给一个和尚！这就是日本老龄化的写照。从1993年开始，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是0.2%。

中国的老龄化也很快会到来，但较高增长的时间可能会比日本的长。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国家，我们的人口是他的10多倍，地域差距也比他大得多，所以我们可以维持比较长的增长时间。我计算过，从现在开始，只要我们在未来30年保证年均3.7%的增长速度，2049年中国的GDP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的两倍，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45%。可能有人会问怎么才45%？实际上不低，45%是现在发达国家的门槛，只要你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你就是发达国家。是真正的发达国家，而不是世行定义的发达国家。我们要达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均收入的45%，收入水平很高，而且是平均的，一线城市肯定要超过美国的人均收入。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高的增长速度，3.7%就够了。如果我们的增长速度从2016年的6.5%，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2%，平均速度就是4.3%，所以，3.7%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

二、经济周期和2018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    

1. 经济周期    

从1992年以来，中国有很明显的经济周期。1992年到1997年，由于邓小平南巡带动了“投资热”，投资增长带来景气上升，其中一个就是海南省的投资热潮。那一次海南的房地产热，直到最近一些年在海南一些地方还能看到“投资后遗症”。接下来是1998年到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景气下降期。然后又是2004年到2010年出口增长导致的景气扩张期。2011年到2015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景气下降期，2016年到2017年接着又进入景气的上升期。

    看一下GDP和投资增速的情况，周期还是比较明显的。1998年之前我们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当时投资很热，1993年那年我们的投资增长了60%。朱镕基当时是管经济的副总理，他要压一压投资热，但是时机不是太好，马上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投资一下子降到了10%以下。按当时的标准来看，降到10%以下就进入了一个比较低的景气期。2003年之后，增长的高峰期到来，投资增速又上去了，达到20%到30%。2012年之后几年，投资增长率有到了10%左右，GDP增长速度也下来了。我看中国的GDP增长统计，在增长比较高的阶段是低报了增长率，在低增长的时候又补回去了。

看图6的CPI和PPI，周期会更加清楚一些，特别是PPI。我们国家的CPI统计不是很准确，因为商品篮子怎么确定有一定难度，但仍然能够看出周期。很明显，1998年之前是通胀的。1994年的通胀率最高，CPI是24%。1988年是18%，引起了恐慌抢购，当时有些人拿浴缸去买酱油，储存酱油。我那时候正要结婚，我太太姐夫跑到西安的唐城百货去抢购，售货员扔出来什么东西你就得赶紧接着，结果接到一台华生牌电风扇，到现在还在用着，质量特别好。有了那次经历之后，1994年之后就没有恐慌了。1998年之后，后中国的CPI基本上没超过10%。央行在这个过程中管理经济的能力越来越高。按理说在出口大增、外储增长非常快的年份里，通胀压力非常大，但是央行管理的相当好。

图6 CPI和PPI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PPI的统计更容易，因此周期就更明显。在图6的下边这张图中，100表示生产者价格和去年没有变化，超过100就是通胀。1998年之前，PPI是显著高于100，通胀压力很大；1998年到2002年，PPI基本上都低于100；2003 – 2012年，除2009年之外，都高于100，之后下来了，然后到2017年又变成正的，但过去这几个月又变负了。从历史数据来看，PPI是比较准确的，对经济表现有先导的意味。

顺便说一下，我们国家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5-7年一个小周期，和世界的大宗商品周期吻合。7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婚姻有7年之痒，经济周期也是，我觉得跟大家的心理状态有关。结婚头几年相看两不厌，到了第三、第四年有人就开始厌倦，到了第7年就要离婚。经济发展也是一样，一开始大家都拼命上产能，上了4、5年觉得不太对劲，就要开始退出，到了第7年开始转换。

我刚才说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经济刺激，为什么搞刺激？2015年我们有股灾，同时又有“811汇改”。股灾影响信心，汇改造成资金大规模外流。“汇改”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那时候人民币贬值压力太大了。按理说，要想让人民币浮动起来，最好找一个人民币有升值压力的时期，这时放开不会造成资本外流。当人民币有贬值压力的时候，放开它的浮动，大家想的是赶紧跑，因为有贬值预期。那一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多亿，2015年、2016年我们的经常项目还有盈余，再把盈余部分也得加上，因为盈余部分也跑掉了，这样里外里大概损失了1.4万亿美元。这个情景非常危急。到了2016年，我们不得不重新实施资本管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管制我个人觉得是必要的。没有人喜欢资本管制，但是没有资本管制，一个发展中国家，当资本大量外流的时候你就顶不住。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巴西无辜“躺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的头寸都紧张，因而巴西资本外流。巴西好不容易从恶性通货膨胀里面走出来，巴西货币也稳定下来，结果资本一外流，雷亚尔就开始狂泄。巴西总统卡多佐原来是一个社会学家，他的功劳很大，把巴西的恶性通货膨胀给遏制住了。克鲁格曼是比较尖刻的一个人，他跟卡多佐总统说，你得学一下马哈蒂尔，停止外汇兑换三个月，得止泻，否则雷亚尔就完了。结果，卡多佐的回答是，巴西不能自我贬低到亚洲三流国家的水平。他觉得巴西是一流国家，结果他摔的很惨。National Pride谁都有，但是不能当饭吃。事实上，过去二十年，巴西的经济基本上是中国经济的附庸，中国经济好了巴西就跟着沾光，中国经济慢下来了，巴西就完了，因为他纯粹是一个靠资源的国家。

2. 资管新政与2018年以来的增长下滑

与资本管制同步，2016年春政府开始强刺激，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2017年所有的指标都好起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40%。我问过一些民营企业，都说好得不得了。我们有个搞炼铝的EMBA的同学，2016年盈利2个亿，到2017年盈利20亿，一下子增加10倍，好得不得了。统计局报的2017年增长数字是6.9%，我个人感觉应该比这个高。但到了2018年，风云突变，四个季度的增长速度一直往下掉，今年又接着往下掉，而且掉的速度非常快，原因何在？

我前面说了，一个原因恐怕是环保风暴。但环保风暴今年开始放松了，大家感觉今年冬天北京空气没有去年的好，今年夏天的空气质量也没有去年的好，说明环保放松了。我觉得，持久的原因是去杠杆太猛。201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因为“三去一降一补”只有去杠杆没做，所以要去杠杆。去杠杆的方向是对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国家的杠杆率太高，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那里的杠杆率太高。当时目标确定的也是要去这两个领域的杠杆，但是采用的方式方法，我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一是太猛，二是太严厉，集中体现是资管新政。

资管新政有下面几项内容。一是银行的表外业务转至表内管理，就是要管控风险，因为如果表外业务不受资本充足率的管制，杠杆率就会非常高，风控也不完善，转入表内管理，既可以降低杠杆率，也可以加强风控。二是银行资管业务从银行剥离，目标是要打破刚性兑付。老百姓在银行买的资管产品，就觉得你得给我保本。我儿子海外读书回来之前，我太太觉得我是经济学家，得管我们家的投资，我说行。我跑到工商银行 --- 工商银行发我的工资 --- 在柜台上买几个资管产品，人家叫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相信银行不会骗我，ICBC他怎么能骗我呢？结果全亏了，我买的资管产品没有一个盈利的。但像我们这种人至少有一点是明白的，认赌服输，我知道这个资管产品不保本。但是普通老百姓不这样认为，在你银行柜台上买的东西怎么能不保本？所以有一个刚性兑付问题。资管新政要求把资管业务从银行里面剥离出来，成立一个资管公司去卖产品，强化它的非银行性质，这也是对的。三是清除股权和债权投资产品的期限错配。以前，资金池泛滥，就是弄一些短期资金放在里面，投的项目都是长期的，期限不匹配，这都是有风险的。现在不让这么做了，必须亮出底层资产，期限一对一匹配，消除期限错配。和前两条不同，这条措施从根上就不完全正确。金融的一大功能就是配置风险，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是为投资者组合风险。资金池、特别是P2P的资金池固然有问题，但把所有金融机构组合风险的产品都取缔了，老百姓投资的意愿就不足了。

资管新政是去年6月份颁布的，虽然有三年窗口期，但是一刀切下去，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赶紧干，特别是新产品不敢再像以前那么干。这就产生了一些连带效应，一些金融创新受到严重抑制，比如说小额信贷公司的助贷业务。按理说小贷公司应该用他的股本金去放贷，但这样太慢了。我有一个亿的资金要滚动，这得滚到猴年马月，很快就滚不下去了。所以，市场上发明了一个创新业务——助贷。银行有很多钱，但银行又不想直接给高风险小企业放贷，小额信贷公司向小企业要的利率是24%，非常高，银行不敢要这么高。小贷公司说我帮你找客户，我来给你做担保，我来做风控，你把钱给我贷出去。这个也有风险，但是它解决了很多高风险企业的资金需求。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Stephen Orlins和几个朋友在深圳搞了一个小贷公司，2017年公司靠助贷盈利8000万，2018年亏损一个亿，只好关门。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创新受到了严重抑制。

在严控风险的压力下，金融机构都在压缩业务，银行抽贷非常严重，骗民营企业说我们临时把钱收回来，收回来之后重新评估你的风险，再给你贷款。因为没到期，所以民营企业没钱还，只好找高利贷借钱把银行钱还了，结果银行也不给他们钱，最后这些民营企业就被高利贷拖死了。

我们这么猛的一刀切去杠杆，后果非常严重。

后果之一是民企成为去杠杆对象。按照国家规定，国企杠杆率要降2个点，国企也基本上去了两个点。但是，民企的杠杆率不降反升，原因是民企的债务发生堆积 --- 生产因为没有流动资金而停滞，同时资产在流失。去年上半年，股市下跌30%。贸易战开打有一些影响，但最重要还是没有资金了。民企上市公司的一个金融创新是股权质押贷款。质押率一般是50%左右，拿100块钱去质押能贷到50块钱，再加上1.4倍的平仓线，这意味着股票票面价值不跌30%是安全的。可是去年的股市整体跌了30%，一些民营企业跌掉了70%以上。像给我们捐款的东方园林的何巧女，她的股价都快跌没了，从最高峰20多块钱一直跌到最低3、4块钱，最后落得被朝阳区收购的下场。东方园林也许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扩张太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不讲信用，欠了东方园林200亿元，而何巧女却是因为2亿元到期债务而被收购的。如果她能收回地方政府欠款的1%，她就不至于被收购。

何巧女还算好的，朝阳区还给她保留了股份，也帮她把债还了，所以她没有变成“负翁”。我遇到一些企业家，以前是大老板，身价上百亿，在这一轮彻底变成了“负翁”。最高时身价3、400亿，一夜之间变成了欠债的人，要被限制消费，连坐高铁都不行。你说民营企业家能有信心吗？总书记去年11月1号召开民企座谈会，给民企信心，可是下面不断有民企爆仓、被国有企业收购的状况发生，你说民企心里面会怎么想？民企的解读就是是不是政府就是想收购我们？社会上还流传着“社会主义改造再来一次”的言论，民企就更害怕了。上市公司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因为股市恢复了一些，民企不再老有爆仓的危险。但你看中小民企，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负债率上升。为什么民营企业负债率上升？因为他的分母在缩小 --- 资产在缩小，不断的变卖 --- 而分子在扩大，因为该还的债还不上，所以负债率就上升了。结果是，去杠杆不仅没去成，杠杆率反倒上升了，事与愿违。

    后果之二，货币传导机制几乎完全失效。今年的财政和货币扩张都很大，一季度提前发放专项债，地方政府手里多拿了4、5万亿，央行扩表也很严重，和2016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16年的情况是立竿见影，一季度财政和货币政策一下去，二季度的经济就立即好转。中国经济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也是以信贷为主导的经济，只要财政和货币政策一砸，经济就井喷。但是今年我们没看到这种现象，原因有二。一是资管新政把毛细血管都堵住了，资金无法从银行溜出去。我们的钱基本上都在银行里存着，影子银行的业务没了，银行的钱流不到直接融资那部分去。二是风险偏好比较高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大大受到限制甚至取消。P2P全线崩溃。P2P是有问题，里面有很多骗子。P2P本来是给投资者和用钱的人做的一个平台，但只收个手续费赚钱太慢了，只有极少数做的非常标准，绝大多数公司都做个资金池，拿着钱自己去投资，风险很高。可是风险高，也不能仅仅让他爆掉，爆掉老百姓就不干了，公安机关只好把P2P老板抓起来放监狱去。可是，抓进监狱以后他就破罐子破摔，更不还钱了：你判我10年，我的公司一分钱不用还了，你就看着办吧。实际上，这对生产力是一种破坏，对社会稳定也是破坏。我们应该想好后手，把风险暴露了之后就得有办法收场。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也暴露风险，但他有一套办法把底兜住。他让Lehman Brothers破产，其他的一律要救。政府给了2000亿美元救AIG，退出的时候政府还赚了200亿。我们处理的太草率。还有小型股份制银行，这些中小银行没有什么存款，资金全部是拆借来的，其他金融机构不给他拆借那就可能倒闭。包商银行的教训要汲取。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工商银行进去把它接管了。从一开始，没想好就不应该去暴露风险。

还有各种资金池被取消，金融机构没办法打包风险。但是你把所有风险打包的机制都取消掉，那金融机构还干什么？金融机构的功能就是帮老百姓处理风险，为什么我会比较相信银行？我是有知识的人，我知道金融中介应该干什么，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帮助老百姓处理风险。有些高风险，有些低风险，组成一个产品“阳光100”卖给我们，那我们就相信他。现在不让金融机构做这个，你让投资者一个、一个去投 --- 比如要我去投“扬润大桥”，我敢投吗？我根本就不理解“扬润大桥”的盈利能力怎么样。如果你给我发一个产品，里面有“扬润大桥”、润扬大桥什么的，还有一些短期产品，我觉得好像有点make sense，可能会盈利。可是，现在完全不让他们做了。

没有人喜欢地方政府投资，但在现阶段，地方政府投资仍然是经济下行期最有效的办法。但为什么今年5万亿下去，效果却不明显呢？因为地方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被大大抑制了。过去，地方政府获得国家资金（地方国债和专项债）之后，可以用它们来撬动社会资金，如城投债、委托贷款和信托渠道等；资管新政实施之后，委托贷款和信托渠道被大大压缩，因此今年虽然地方政府获得5万亿的国债资金，但效果却不明显。这可以和2016年对比，那年是立竿见影，效果极其明显。

后果之三，直接融资大幅度下降，在最高峰的时候基本上崩溃。2017年末银行的传统信贷占社融的74%，但是去年7月份到今年6月底已经上升到96.5%，直接融资几乎消失，过去几个月才恢复了一点。可想而知，在这几年间直接融资市场基本上消失，那民营企业能好吗？长期投资大幅度下降。现在不让搞风险组合，谁敢投长期投资，大家都是玩短期的，怕承担风险，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我们一直说要鼓励资金投向长期投资，可去杠杆造成的结果完全相反。事实上，长期来说发展直接融资，是控制全社会杠杆率的最有效效果。美国杠杆率低，因为直接融资多；中国主要靠间接融资，杠杆率肯定高。任何懂一点金融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经过这一年的去杠杆，最后的结果是杀死了直接融资。本来想去杠杆，结果杠杆更高。

3. 正确认识我国的杠杆率问题

    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的杠杆率问题。中国的杠杆率高，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金融是银行主导。这个没办法。大家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2016年之前资产扩张主要是靠外储增的加，因此你不能怪央行多发货币。那些年我们的准备金率是22.5%，全世界最高。银行里有22.5%的资金不让贷出去，所以央行一直在控制信贷膨胀的速度。这就是我说的央行学会了管理通胀，管理的相当好。2016年之后，因为外储在下降，央行在被动回收货币，因此只有在公开市场上主动发货币来扩大资产负债表，给社会提供流动性。所以，这几年央行发的货币更加接近于美联储发的法币。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只要一个国家是银行主导，你的杠杆率就会高，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现代商业银行的作用之一是创造信用。顺便我说一下Facebook创造的Libra。按照货币的定义，Libra就不是货币，因为它是全部要用资产来做抵押，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代币。现在有七、八家大公司加入Libra联盟，估计它们能拿出来资产也就几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它最多只能发几万亿美元的Libra，对全世界来说是杯水车薪。扎克伯格说，Libra会有利于非洲的穷人，这是瞎扯，非洲穷人永远用不上Libra。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央行发出去基础货币，通过银行放大，在中国的货币乘数是5，也就是说，最终流通的货币是央行发出的基础货币量的5倍，如果是直接融资，就没有这个杠杆。所以要想控制杠杆，就要多搞直接融资。

    杠杆率高是不是就一定是问题？黄海洲和Bolton的理论，我觉得有真理在里面。一个公司本来有股票，公司觉得未来增长的形势非常好，我再发一些股票稀释每个人手中的股票。为什么他敢这么发呢？就是因为股东们会相信这个企业未来会有增长，我持有他的股票，未来他的股价涨了我可以得到更多分红和更高的股价。以这样的角度看待货币，如果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足够高，那你发货币就没关系了，特别是如果那些生产力比较高的部门得不到融资，你多发货币能够让他们得到融资，那经济增长速度就更快。我经常举例说一个大池塘里面养鱼，有大鱼和小鱼，那大鱼肯定吃得多，你发现大鱼吃得多干脆就不投食，结果会发现小鱼死得多。如果你要提高这一池子鱼的产量还得多投食，大鱼吃饱了不吃了，小鱼才能吃到食。在中国大鱼是国企，小鱼就是民企。很早以前，我有一个硕士学生卢峰，她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我国经济里面存在漏损效应。国有企业很容易拿到便宜的资金，拿到资金之后他也用不了这么多资金，然后他就通过影子银行业务或者市场里面的委托贷款、信托等转移到民营企业那里，这在过去是非常普遍的。资管新政以来没有人敢这么干了，一旦出事国有企业老总就得“下课”，所以国有企业也不去贷款了，以前拿着3%的贷款放在一个资金池里面，就可以得到10%以上的回报，国企不用经营自己的主业，在这里倒腾货币就行了。现在他也不敢了。

杠杆率的问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太高才是关键。

地方政府负债有三类。一类是全国人大认可的负债，包括一般性国债和专项债。去年年底是19万亿，今年年底会达到24.1万亿，即今年地方政府增加了5万亿的投资/消费额度。前面说了，这些支出在今年没有形成2016年那样的杠杆。二是中央政府核准的城投债，这个要发改委批，七、八年下来积累了30万亿，这也是一个巨大数字，风险很高。三是其他债务。其他债务很难说清楚有多少，机构估计为15万亿。三部分加起来是69万亿，但官方承认的政府债务只有第一类，即24万亿，其它两类都是市场债。我觉得这是鸵鸟心态。难道城投债不需要发债城市就负责任吗？显然不是。城投债还没有一只违约的，原因当然不是它们的表现都很好，而是因为背后有政府信用支撑。地方政府怎么去约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有保障，但是它们的资金利用效率比民营和FDI企业要低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大量浪费，这才是我们的真正问题。去杠杆本来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去国有企业杠杆、去地方政府杠杆，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恰恰管住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

资管新政亟待重估。调整的方向，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允许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打包。混乱的资金池需要禁止，但正常的产品设计不能取消，否则金融就失去意义了。二是要允许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存在，不能把这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全部弄死。中小民营企业的风险就是高，既想让银行给他们放贷款，又想让银行把利率压下来是不现实的。市场上利率24%的资金他们愿意贷，说明他们的风险就是高。谁去给他们贷款？就是那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大银行是不会去贷的，这账算不过来。中小民营企业一次贷款只需要500万、1000万，走的流程和贷5个亿是一模一样的，因此管理成本是一样的，而受益却只有百分之一、二，这个账没法算过来。信贷员也是一样，他是拿提成的，他给你做500万的生意和做5个亿的生意花的时间一样多，但是提成却只有百分之一、二，他为什么干这个事呢？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如中小银行、网贷机构、小额信贷公司等，拿不起大客户，只能去发展中小民企业务，他们的高风险偏好刚好和中小民企的高风险相匹配。

三、中美贸易争端

最后讲一下中美贸易争端。贸易战打到现在，我觉得国内很多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误导性的。现在听到最多的论调，就是美国有一个巨型计划，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书记说这个有别的深意，并不是指这个贸易战。但是有些人望文生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好像不说到这个程度，就显得他自己不够高明。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 

1. 贸易战背后的美国几股势力

在美国方面，两党的共识是，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全面失败的。美国以前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背后的信念是：“中国会越来越像我们。”但是，中国没有越来越像美国。这是所谓的对华政策失败论的背景。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而是从奥巴马就开始了。重返亚太、TPP、TTIP，这些都是对付中国的。但是奥巴马是一个君子，他对付中国是用文明的手段。奥巴马在位时中美还是和平竞争，他不像特朗普一样胡来。今天有人说，特朗普连任对中国有好处，我看不出什么好处，他把整个世界都搅乱了，对中国是直接撕破脸，一对一的真刀真枪来干，这对中国是不利的。因此，即使美国有对华政策失败的共识，但也不意味着美国要和中国打贸易战，更不意味着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 奥巴马在任的时候总是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 --- 特朗普上台之后胡来，才有了遏制中国的声音，但这也不是美国的全部。美国是一个多元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内部都无法统一。贸易战背后有三股力量。

一是特朗普自己和莱特希泽这些人。特朗普认识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的逆差对美国不好，另一个是美国的企业外流太多。逆差我刚刚说过，对一国来说，长期下来就是财富的流失。特朗普是对的。全球化造成美国企业的外流。美国在全球化里受益的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没从全球化里受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光鲜的一面，东海岸和西海岸，很少有人去美国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而美国有些地方的贫穷超出你的想象。2007年我到康乃尔大学访问一个学期，在Ithaca租了一个房子，离我儿子读的高中比较近。这个小房子破破烂烂的，都快倒掉了。主人是一个单亲父亲，名字叫Dan，带着两个女儿，他太太嫌他太穷跑掉了。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于一个文理学院，说明他父母很有钱，否则不可能送他上学费这么贵的大学。他递给我一个名片，上面写着他是做Landscaping的，我以为是景观设计，蛮“高大上”的，但当地中国学生告诉我，他就是给人家割草的。有一天，一位穿着西服的女士来敲门说，你是不是租了Dan的房子？我说是。她说以后你别把房租给他，你要直接交到我们银行里。我就明白这个Dan没钱付房贷了。这个房子的租金一个月1200美元，很便宜。我给Dan打电话，说我不会把钱给银行，会把钱直接给你。因为我知道，如果这1200美元不给他，他这一个月就活不下去。这就是美国中下阶级的白人，很穷。特朗普看到了这个现象，也是他上台的政治基础。但是，他搞贸易战，解决方式是错误的。

    二是美国商界，他们希望中国更加开放市场，减少补贴，减少国企的特殊待遇，更加保护IPR，等等，实际上这些是我们自己的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写的改革蓝图，就已经提出了这些改革。所以，美国商界实际上是我们可以争取的朋友，我们不能让他们走到反面。他们想要的，跟特朗普想要的完全相反。试想一下，中国把经营环境搞得更好了，更多的美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就会创造更多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我国的贸易盈余有40%多是美国在华企业创造的，还有20%多是其他国家在华企业创造的。所以，特朗普特想让这些企业回去。但如果中国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好，这些企业就更不愿意回去了。我曾跟一位美国的外交官谈过这个事情，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你们的经营环境更好，更好了之后有什么好处？更多美国企业都到中国来，我们又吃亏了。特朗普的角度和美国商界有对立。但为什么谈判里面有那么多内容要让中国改呢？因为商界有自己的代理人，我看商务部长罗斯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就代表商界。

最后才是共和党强硬派和安全部门，他们才要跟中国对抗，甚至遏制中国的崛起。但我个人判断这些人是少数派。

现在，美国的选战扑朔迷离。有些人说民主党上台会对中国更坏，我不这样觉得：但凡一个人替代特朗普都会比现在更好，至少他的手段不流氓了，而且也不会老是变。特朗普能把计划好的事情取消，也不通知其他人。据说特朗普永远只听最后一个跟他说话的那个人的话，所以，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果能否签署，仍然是未知数。

2. 贸易战的影响

    关税影响有多大呢？我觉得是很有限的。我们对美出口占全国出口的16%，即使我们损失对美出口三分之一，我们的全部出口也就下降5%。实际上，前三季度我们对美出口下降10%，换算过来全部出口只下降1.6%。增长效应就更小了，因为我们的出口对GDP的贡献大约在11%到15%，再乘上增长率，才是出口的增长效应。所以，今年因为对美出口下降导致的GDP增长减速是就很小的，不到0.2个百分点。只要国内应对得当，就不怕出口下降。好多人都忘掉了，2009年出口下降17%，但那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9.2%，因为四万亿的逆周期政策，对冲了出口下降造成的负面后果。还有人说，越南对美出口增长40%，不得了啊！但即使它增长的40%全部来自中国，对我们来说，也不过是一个零头，因为越南的出口总量只有中国的11%。事实上，前三季度以人民币计价出口仍然增长5.2%，对美国出口的下降被对欧洲出口和东盟的出口增长抵消掉了。我们有一些最终产品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但这些国家依赖中国出口的原材料，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原材料出口也增加了，这是一个连带关系。

企业要想大规模转移是困难的。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没有一个企业愿意放弃中国的消费市场。现实是，即使在劳动力非常密集的行业，中国仍然在生产。耐克鞋50%的产量、优衣库60%的产量仍在中国生产。为什么？中国的市场摆在这里。我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牵制企业的外移。苹果曾经想在德克萨斯组装iPhone，却被小小的螺丝钉给难倒了，因为美国生产不了手机用的螺丝钉，要全部从中国进口，所以最后就放弃了。中国想生产什么就有什么。

脱钩不会成功。美国商界首先反对。美国的芯片40%到60%卖给中国，不会轻易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芯片投资有多狠呢？台积电要搞5纳米的芯片，一次性投资300亿美元。武汉光谷里的长江存储 --- 这是清华的骄傲，清华紫光的老板把他的全部身家压在这家企业 --- 总投资是2000亿人民币，最近报道要见效果了。芯片生产可不是小打小闹能搞成的，没有钱就别干这个事。美国也一样，像高通这样的企业，如果丢掉了中国市场，他想持续跟台积电竞争，门都没有，因为他无法积累资金，持续地投入。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反对美国和中国脱钩。苹果手机里面有6、7个国家的产品，苹果的配件不在中国生产。一旦苹果手机离开中国生产，就不仅影响到中国企业，还会影响德国企业、日本企业、韩国企业。脱钩会逼迫整个世界生产重组一遍，许多国家会失去过去的市场份额。所以，其他国家也不喜欢特朗普乱来。

当然，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美关系一定是竞合关系 --- 有竞争、有合作。竞争的地方在技术和军事以及地缘政治，合作的地方是贸易和应对全球问题。中国的策略应该是在开放的环境中搞自主创新，不能闭门搞。我现在听到一个论调，说技术上我们要主动脱钩，省得被美国人卡脖子。没错，我们的技术创新有韧劲，但是你要明白创新的成本会有多高。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是有创新，但是我们是用牺牲一代半人的代价在做创新。邓稼先十几年时间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受核辐射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我们还想再来一次吗？

3. 中美贸易纠纷的前景

中美谈判的难点在哪里？有两方面的难点。一个是美国要求中国大规模进口美国的货物，在两年内平衡中美贸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有3、4000亿美元，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美方还要求中方取消对创新和国企的补贴，要把中方的保证写进协议里面，然后还要我们回去修改法律。这不是八国联军的做法嘛。美国人忘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谈判持续了6年，这6年我们边谈边修改法律，到2001年水到渠成，我们把协议签了。现在美国人反过来，先告诉你改什么，写在协议里面，然后你要照着协议去改你的法律。这哪行？中国是主权国家，不是美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美国还想建立执行办公室，想中兴一样，那更不行了。另一方面，中方也对美国提出了诉求，包括取消所有惩罚性关税 ---这次我们又重申了这点 --- 还有改变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或从事其他商业活动的限制--- 华为在硅谷的研究中心，产生的技术都不能回到中国来 --- 再就是安全审查要更加透明。现在的安全审查是相关部委的人在一起商量，说这个投资不行、有安全问题，那就是定论，也不告诉你是什么理由。

怎么解决这些难题？10月27号在上海纽约大学我们发布了一个联合倡议，有37位学者签名，包括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倡议的基调是：一方面，中国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美国，“收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脱钩的伤害很大，也不可取。倡议提出走一条和平相处的中间道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要走，我们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不可能向美国的制度收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给美国调整的空间。特朗普怎么上的台？他是有民意基础的，这点我们必须承认。美国许多老百姓是全球化的受损者，美国需要时间和空间去调整。

具体而言，倡议提出了“四只篮子”的构想。

第一只篮子是禁止篮，包括哪些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都应该取消，比如对本国产品出口进行限制、如对华为的禁运。如果他们对华为禁运，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稀土禁运。他说华为有安全问题，可以作为军事用途，那稀土元素更可以直接用到军事上，就凭这个我们就可以不向美国出口稀土。还包括低价倾销、竞争性贬值、补贴跨境并购，等等。不要以为竞争性贬值只有中国做，美国就在做。QE就是竞争性贬值，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美国说，这是国内政策。美元拥有世界霸权，超发就贬值，这不是竞争性贬值吗？所以这些都应该被禁止。

第二只篮子里是对其它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但可以谈判的国内政策，如中国的技术补贴和国企、美国的安全审查和技术壁垒。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让对方国家放弃或改正这些政策，那是最好了；如果谈不成，就进入第三只篮子。在这只篮子里，受影响的国家可以采用国内政策，来保护国内企业和民众免受或降低另外一个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如果补贴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就应该接着补贴，而美国可以采取相应的技术壁垒措施；反过来，美国通过安全审查等手段对技术出口进行限制，我们就更应补贴创新。

第四个篮子是多边篮子。美国发动贸易战，把全球的生产价值链打破了，不光影响中国，还影响日本、德国等国，这就应该放在多边框架里面讨论，主要就是WTO。

    狭义的中美贸易争端可能会比较快的得到解决，两个国家现在是对第一阶段谈判的文本。如果APEC会议不取消，我觉得两国元首见面签署的可能性在80%以上。现在又有变数，两国元首在哪见面、什么时候见面，不好说。但是，无论如何，两国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分歧会长期存在。那就继续谈，谈不成就进入第三只篮子。最后的最后，我觉得两国的技术竞争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没办法。2010年的时候我就说过，中美总有一天要摊牌。美国自认为是“山巅之国”，但中国是拥有5000年绵延不绝文明的唯一国家。美国人为自己的文明骄傲，我们有10倍理由为自己的文明骄傲。这个是没办法调和的。

总结一下，在贸易战持续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增长更为重要，我们要防止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犯错误。这次去杠杆的初衷很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和实施方法方面出现了太大偏差，就像2015年在错误时点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一样。

国际环境发生了大变化，中国人的心态也要跟着变。以前我们是国际秩序的跟随者，加入WTO我们是受益者。但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中国不可能躲起来，也不可能仅从国际秩序中得益。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规则制定者。规则制定者和体系参与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参与者接受规则就完了，而规则制定者一定要既要考虑自己利益，同时也考虑别人的利益；要会平衡，否则人家就不会跟你玩，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规则制定者。我觉得我们国家还没有适应这种新角色。

公开的讨论是必要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会认为中美达成协议对中国、对美国、乃至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中国的改革方向。如果我们能在国内形成这样的共识，再去对外谈判可能会更加容易得多。

    这是我今天想讲的全部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