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的内在发展逻辑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全球化和去全球化胶着，争论尤为激烈。在这个背景下，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发酵，成为标志性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这里面有三个主题词：最好的时期，未有之变局，激荡。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经过一百多年的沉淀与奋斗，中国现在到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一百年前的满清时代，在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冲击下，李鸿章说，使古老的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今，世界急剧动荡，以规则治理为基础的多边治理体系开始有回潮迹象，即有可能回到以民族国家为单元，以实力为基础的单边或双边竞争格局。这二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构成了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局面。

在这个历史关口，抬头看路比埋头拉车更重要。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内在发展逻辑是什么?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连续40个季度出现下滑。下滑时间如此之长，说明中国经济已不是周期性变化因素，而是结构性变化。

▍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都在减弱

有四个因素，导致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

1. 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预示着出口导向必须转向内需扩大。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凭借出口带动经济蓬勃发展，最高增速发生在2010年，达到31.31%，然后波动下降，在2014年甚至出现负增长，而2018年的中美贸易冲突，又使出口雪上加霜。

俗话说，温州人是不怕冬天的，大不了多穿衣服。出口不行，用生产维持，再不行就抱团取暖。可是这次不一样，2012年温州坍塌，很多中小企业难以为继，互相担保，一垮就是一片。

就我的观察来看，中国企业最缺销售能力，这个能力对中小企业至关重要。淘宝和京东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发现他们的产品没有销售平台。所以是中小企业，成就了马云和刘强东。

在销售的背后，是企业对现金流的管理。未来，企业的发展不再由利润高低决定，而在于能否有充沛的现金流。

2. 要素成本不断上升，预示着低成本制造不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工业化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过程。由于农村拥有充沛的剩余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趋近于零，受工业部门较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支付较高劳动报酬的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愿意到工业部门就业，从而实现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逐步减少。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背井离乡去沿海打工。大家互相竞争，压低工资水平，降低中国制造业成本，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是，经过40年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再充裕。40岁以下农民工比重已经接近50%，农民工的峰值年龄25岁，但25岁的青年农民70%、80%已不在农村。农村，日渐成为留守老人和儿童的聚集地。2008年危机之后，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中国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每年涨幅10%，这使制造业成本竞争优势受到挑战，因而使传统制造业面临选择：

● 选择劳动力充裕的地方，例如去东南亚，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

● 加快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化。今后企业的优势不在于雇佣更多劳动力，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增加产品附加值。

3.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能力减弱。根据2012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人总生育率只有1.4%-1.5%，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7%，老龄化加剧。老龄化带来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先说坏消息。储蓄是投资的来源，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投资驱动的，但自2009年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国内总储蓄率呈下降趋势，与投资相对应——投资GDP的拉动也呈波动下降趋势。

从利好角度，人口老龄化带动医疗、养老、教育行业发展。医疗行业甚至以每年30%速度暴增，原因在于人生70%-80%的医疗费花在生命最后两年。未来不管你从事房地产行业，还是其他行业，都必须与养老紧密结合。养老，改变医疗的概念，有病不再是治病，而是去治未病，是康养，房地产也由卖房子转为卖服务。

4. 节能减排成为世界性趋势，意味着资源消耗型经济难以维持。

从环境问题上看，前几年北京雾霾很严重，最有效的治理方法是将河北钢铁厂关闭。它暴露了一件事，我国过去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能源消耗、资源消耗与环境消耗。而如今，我们提倡节能减排，所以经济增幅自然下降。

从土地资源上看，中国大豆的89%是依靠进口，其中美国进口约占40%。2013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2亩，大豆自给自足需要超过4亿亩以上耕地。

从能源供应上看，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约70%石油依赖进口。并且随着居民消费升级、汽车消费增加，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石油消费还将快速增加。

所以对中国来说，只有自由贸易，只有经济全球化，才符合国家利益。

▍新产业的“嫩芽”正在成长

中国经济新的“嫩芽”方兴未艾，与其配套的相关工业由此获利不浅，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1. 通讯器材、家具和装潢材料等消费扩大。在深圳，人们最推崇的企业不是华为、中兴这些大型企业，而是一些小微企业。如果你有一个创意，就去华强北电子市场、华南城，然后就会有企业将创意实现。

2. 智能制造成为新亮点。产业流水线智能化发展方兴未艾。

3. 中西部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兴地区。过去两年，中西部GDP增速较快。以贵州为例，这个地方过去“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半的人处于绝对贫困。现如今，贵州已经30多个季度经济增速名列全国第三，贫困发生率降至5%左右。贵州贫困的解决，不是靠财政补助，而是靠发展旅游、互联网等行业。

4. 向服务性消费转变，健康、教育、金融、养老、旅游等产业发展加速。目前服务业占中国GDP比重约57%，在未来两年有望达到60%左右。服务业的发展，促成新的投资机会，即生产型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例如养老产业等。

二、从外需依赖到内需扩大，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良方

现如今，全球经济正在发展深刻的变化，以中美贸易冲突为代表，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如果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5000多亿商品全部加收30%关税，那么中国GDP将损失1%-1.5%。

中国经济的未来，到底路在何方?过去我们以出口为导向，未来我们要从外需依赖到内需扩大，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经济现状

工业化从供给角度，体现为工业占GDP比重持续提高，农村的人口在持续减少;从需求角度，体现为人均收入的提高。

于是，中国经济发展伴随两个故事。

故事1：居民收入持续提高。过去四十年，城市率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8年59.58%。

故事2：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去的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年均双位数，在一个大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历史罕见，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不出意外，中国经济将在2035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随着城市率的提高，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以2010年人均收入2300元为贫困线算，在1978年，97.5%的中国人达不到这一水平。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如果在未来两年中，这1660万脱贫，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这将是世界奇迹。

由于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中国市场在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增长将由外需依赖型转向内需扩大型，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同时也是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基础。

尽管四十年来，中国居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从收入现状看，有两个中国——一个高收入中国，一个中低收入中国。

2018年，中国GDP总量突破9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超越9000美元，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并有望在2020或2021年后步入高收入国家，即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有3.31亿人口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但还有10.5亿人口人均收入只有4500美元。

于是出现两个中国：3亿人口的高收入中国和10亿人口的低收入中国。中美贸易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3亿中国人和3亿美国人的冲突。就3亿高收入人口的中国而言，其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生活水平也直追美国。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他们决定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通过需求推动，使中国产业升级方向为服务业。

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打开，会发现我们还有10亿低收入人群，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决定了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这10亿人的收入可以持续增长，那么就不再是3亿中国人与3亿美国人的冲突，中国会变成最大的世界市场，如果这个市场全球共享，中国将引领世界。

由此可见，中美贸易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有解。

美国作为领导国家，承担两个功能：

第一，世界警察。为美元、美国军队等提供国际秩序。

第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哪个国家与美国关系好，美国就会让他们来做生意;关系不好，就制裁。

如果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就是分担了美国第二个方面的负担。实际上，这有可能出现中美共治的前景。

所以，解决中国居民，尤其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问题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那10亿人的收入水平?

▍用“五位一体”政策着力提高居民收入

为了解决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政府的作用凸现出来。其中，“惠民生”成为新时期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并由此呈现出中国特色的道路。

2010年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就确定了扩大内需的方针，重点是扩大消费，核心是增长居民收入。由此，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2010-2020年GDP翻一番，中国居民收入翻一番，即“两个翻番”，其中以农民为主的中低阶层收入增长是重心。

近十年来，农民收入结构发生深刻变化。2011年，农村居民来自城市的收入，包括工资和财政转移支付，首次超过50%。也就是说，农民收入一半以上不在农村发生，这个数字在2017年上升至61.3%。

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在2018年，约有18%的农民在城镇购买了住宅。另外，农民开始成为汽车消费主体，开始购买售价10万人民币左右的SUV。于是，在SUV前十大品牌中，八大是中国品牌，而且是名不见经传的品牌，如哈弗，五菱，宝骏等。从目前中国农民消费行为看，如同上海九十年代的城里人，消费正由万元向十万元过渡。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关键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那么，如何突破10万元大关?用“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取代过去“以地为主”的城市化。

农民是当前中国二元结构的典型代表。农民工具有农民身份，但不居住在农村，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其收入发生在城市，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因为是农民身份，家庭成员又多在农村居住，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调查，农民工家庭消费占其全部收入的比重不超过50%，其中个人消费仅为30%，远低于全国居民平均消费(70%)。

举例来说，农民进城打工，赚了100元，花30元，将70元汇到家里，盖房子。于是，一个悖论出现，农民有财产，有宅基地，有房子，但是因为长期在外务工，住房闲置，有财产但没有财产性收入，既抑制了在城里的消费，又缩小了收入来源。

于是，催生两项改革，一是户籍制度的改革。2019年，中国政府宣布300万人口以下城市不再设立“户口”门槛。500万人口以下城市重点人口(农民工)不设立限制。特大城市完善户口积分制度。希望到2020年实现1亿农民工市民化。由此，带动城市消费。

二是土地制度改革。2019年，国土部、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率先在13个地方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试点。一方面，增加土地供给面积，压抑房价。另一方面，增加农民的长期财产性收入，方向是“以租代售”。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2.8亿的农民能被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率将真正达到60%。如果2035年中国经济基本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仅这2.8亿农民工，也相当于美国人口，这是一个很大的、短期可以爆发的市场。更遑论今后持续城市化率所带来的市场扩大，这将带来三个机会：

1. 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以放开市场准入为机制，鼓励民营和外资进入。

2. 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全面覆盖。

3. 市政设施优化。通过政企合作的形式，以PPP为模式，为民企提供融资机遇。

三、中国将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消费的增长是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基础。2014年中国消费第一次超过投资，成为GDP第一大贡献者。2017年，中国消费占GDP的58.8%，是投资(32%)的近2倍。如果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中国的消费将是支撑贸易持久战的基础，也是希望所在。

近几年，中国消费持续增长(下图中红线)，并在2018年，与美国的零售商品总额基本持平，同为5.8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华盛顿邮报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将改变世界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争的后果是世界主要消费市场的转移，从而不具有零和博弈的必然性。如果妥善处理，全球治理将向G2的方向转变。

尽管中美之间的冲突，影响着世界格局，影响着世界经济走势。但当前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把国内的事做好，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根本举措。

根据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中国要城市化，应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既能提高收入水平，又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就业机会，就能创造收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以中国内需的扩大，为世界所分享，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向全球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