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了《中国住房金融发展报告(2019)》，报告指出，尽管与国际相比，我国房价收入比、租金资本化率等指标仍处于高位，可明显观察出泡沫，但从贷款偿债率指标来看，2018年的5.5%则表明偿债压力较小。究其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一方面，在我国房贷大规模发放的年代，房价总体处于历史低位，此后房价上涨，提高了住房的重置价格，客观上对偿债形成“保护”；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较高，拥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支撑还款。日前，针对货币供应统计体系、储蓄率与投资率等相关问题，李扬接受了《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的专访。

高增速的关键在于储蓄率的提高

《经济》：1994年，您的文章《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及调控》在金融界产生极大影响，更有人称其为“指导了我国建立现代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请您介绍一下，当时我国现代货币调控机制改革的背景，以及您在当中扮演的角色。

李扬：中国的金融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是从传统体制转化而来的，与市场经济不同，传统体制下没有货币供应这一概念，只有存款、信贷、现金发行等概念，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公式是“贷款-存款=现金发行”。虽然当时各种物品都有价格，但只是计价指标，并非运行指标和价值指标，更不是宏观调控指标。

1991年党中央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对于金融而言，基础性工作就是建立货币供应统计体系，从完全的现金、信贷管理转向货币调控。为了实现这个转变，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系统、政府部门、高校机构都做了很多研究，我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调控比较熟悉，所以也参与这些讨论，以及中国M0、M1、M2的设计工作。设计过程中要讲很多东西，写很多东西，《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及调控》就是集大成之所作，对建立M0、M1、M2的确立有比较大的理论支撑作用。

建立货币供应统计体系，以及相应的调控工具、手段、市场以及政治架构之后，中国才算有了货币政策，从无到有，很不容易。直到今天，中国在货币金融方面的宏观调控仍处于世界第一方阵，这与我们当时的工作密不可分。

《经济》：1978年前，中国经济增长始终受到“储蓄缺口”的限制，而此后储蓄率超过投资率成为中国经济常态，也是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李扬：根本原因在于激发了人们的储蓄动力。从物质角度来看，储蓄始终都存在，过去中国之所以储蓄不足，一方面在于收入水平低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金融体系进行动员。中国储蓄率之所以不断提高，其主要得益于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不断丰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储蓄渠道。

从1978年到1994年的16年间，中国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一家独享，发展到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在内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股票、货币、债券等也成为人们熟悉的投资方式。储蓄率从1978年的37.9%上升到1994年的42.6%，并且自此一路攀升。

如何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并保证其长期、均衡、可持续，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是动员储蓄，让其为投资所用。只有投资才能增长，随着储蓄率的不断上升，我国投资率也在稳步提高，从1978年的38.22%上升到1994年的41.25%，2008年达到44%，2013年进一步上升到49%左右。虽然近两年来，在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的投资率出现缓步下降，但仍然稳居世界前列。平均而言，30多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9%和38%左右，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可以说，中国30多年GDP年均增长近10%的经济奇迹，关键在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持续提高。

《经济》：2018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44.91%，与2008年的历史高点51.84%相比，出现明显下滑。据IMF预测，这种下滑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到2023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降至41.61%。对此，我们应如何应对？

李扬：我们习惯于过去储蓄率的持续高增长，也要适应增速的逐渐下降。就目前而言，我们要更加有效地使用储蓄。之前储蓄量很多，使用效率并不高，比较浪费；储蓄率下降之后，就要求我们在投资建设之前，做好充分规划和设计，高效使用有限的储蓄。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原先很粗放，现在要集约，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逐渐下行，但是效率提高了，质量提高了，发展也就更加可持续。

“口”变不成“手”，人就会成拖累

《经济》：居民储蓄率下降的中长期原因源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您之前也表示，今后看实体经济应更加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老龄化加速，高速投资时代不再，人口红利是否还存在？如何看待未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李扬：对于人口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一是把人视为“口”，认为是消耗；二是把人视作“手”，是创造。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只说明了一部分道理，人是“手”没错，但前提是能就业，否则就只剩下“口”。

也正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直鼓励创业，既然原来的“大锅饭”体系不能创造产值，那就通过承包激励创收，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在城市推行承包责任制，让更多的人从“口”变成“手”，进而推动工业化发展，只有启动工业化，人才会成为红利，没有工业化，人就是拖累。

衡量人口是“红利”还是“负担”，其实就两个因素，一是量，二是就业状况，现在量下来了，就业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必须承认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老龄化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现象在发达经济体中早就出现了，我们也要正视这个漫长的进程，解决的方向绝对不能错，否则就无法回头。目前来看，我们的方向很正确，还需要进一步推动落实。

《经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融改革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当前我们也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什么红利?

李扬：不管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都不能脱离历史进程来讨论。40多年前，只要有就行，现在不行，要看是什么形式，针对什么问题。金融与其他领域不同，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有的在高速增长期暴露不出来，增速一旦下降就掩盖不住了。以银行为例，每天都有贷款出去，也有储蓄进来，对其而言，只要储蓄的量比贷款的多，就不会有大问题，即使有坏账也能应对。但是当储蓄量与贷款量相同或者相对减少时，一旦有不良资产，问题就会爆发。现阶段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高质量发展，使得贷款、资金不合理使用等问题凸显，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和核心就是提高效率，更加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金，管理金融风险。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整个过程会很痛苦，近几年金融市场也不断出现风险，例如2014年的“钱荒”，2015年股市暴跌，近两年互联网金融、P2P暴雷等，这些情况还会发生，也很正常。与此同时，还有很多新的需求产生，如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此，我们要认清形势，贯彻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高效推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