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口红利理论通常从物质资本供给的角度解释第一次人口红利源泉，强调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储蓄率提高，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相应地，这种理论认为，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从而人口抚养比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则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个条件是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即人们对老龄社会的来临作出积极反应，为自身养老增加储蓄。第二个条件是建立能够激励养老储蓄的机制，这就要求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同时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是积累型而不是现收现付型。一旦为养老进行储蓄的动机得到激发，储蓄率得以持续提高，就能够保障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供给，从而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观点虽有道理，但并不全面。

　　我国经历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转变时期，其间也得益于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最快的1980—2010年期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非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0.2%。这种人口变化特征，不仅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而且由于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实现了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低抚养比提高了储蓄率，劳动力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则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些因素，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我国经验可以发现，传统人口红利理论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只强调抚养比这个单一变量。事实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变量几乎都与人口因素有关，由此形成的更高潜在增长率就是人口红利。第二，除了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关注的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储蓄率，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投资回报率更为重要。我国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经验表明，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较高的储蓄率即资本供给，还在于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总体而言，第一次人口红利往往属于一种后发优势，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一旦发展水平提升和人口发展阶段变化，经济增长就不能再依靠那些与不可逆的人口过程相关的资源，如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而越来越需要依靠那些可塑造、可培育的资源。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这种新增长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这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配置效率，即生产要素在投入数量既定条件下优化配置带来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自然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提升。体现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家能力中的人力资本，虽然可以依靠“干中学”得到改进，但从根本上讲则要靠教育发展获得整体提高。而且，各阶段和各类教育打下的人力资本基础，也决定了“干中学”的效果。因此，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不仅要提高储蓄率，而且要提高人力资本以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提高人力资本，归根结底要靠教育。

　　教育发展首先表现为数量上的扩张，在研究中一般用“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提高人力资本，要求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增加在学时间和提高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延长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向前（高中阶段）和向后（学前教育阶段）延长教育时间，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具有明显效果。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延长教育时间可以分步骤推进，根据社会回报率大小来决定优先序。国际范围的经验研究表明，教育阶段从低到高具有社会回报率递减的特点。学前教育在促进幼儿智力、社会交往能力、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和综合国力增强具有长远意义。鉴于我国已经把小学和初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因而有必要重点发展学前教育，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增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而且能够从财务和时间上为家庭解除后顾之忧，使出生孩子数量在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接近家庭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