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涉及众多方面，我想着重谈谈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贫富差距变化。

一、收入差距扩大成为全球面对的重要议题

自古以来，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就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平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矛盾冲突迭起，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贫富差距扩大。

1、收入分配倒U曲线理论失效

1971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随着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呈先加剧后改善的态势。这一理论假设认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迅速向高收入的生产部门流动，人均财富分配不平衡明显加剧，基尼系数曲线上扬。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基尼系数曲线相对平缓。工业化完成之后，收入分配不平衡缩小，曲线下降。其后国内外学者还将倒U曲线扩展应用于环境、法治等方面。如果以二战之后至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分析，收入分配倒U曲线似乎经得起历史检验，但自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基本失效。

一些国外的研究资料表明，美国和欧洲收入前1%与收入后50%成人的收入份额变动情况，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并不像库兹涅茨倒U曲线所预计的，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特别是从2008年以后，富人越来越富，美国的情况尤为突出。

图1：美国与西欧收入差距变动

资料来源：时间财富与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D world)。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WIR2018.wid.world）

再看全球收入增长分布情况，图二显示，富人的收入份额随着人均GDP增长反而上升了。图三表明，世界各地区成人的收入在大部分国家呈现扩大趋势，尽管幅度各有不同。

图2：全球收入差距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时间财富与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D world)。世界不平均报告201（WIR2018.wid.world）

图3：世界各地区收入前10%成人的收入份额

资料来源： 时间财富与收入不平均数据库（wid.world）,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wir2018.wid.world）

2015年初，全球援助与发展组织乐施会（OXFAM）发布报告，认为不平等加剧问题成为全球主要议题。最富有的1%人口占全球财富的比重从2009年的44%增长到2014年的48%。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说，2016年全球成人拥有的平均财富5万多美元，但近一半的成人只有2000多美元。全球处于贫困端的一半成年人口只占有全球财富的1%，而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占据了全球89%的财富，其中前1%的富豪则占据了全球财富的50.8%。

在最新出版的《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描绘了前10%的高收入占比变动情况。

图4：欧洲、美国、日本前10%高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皮凯蒂著《资本与意识形态》（哈佛大学出版社预定于2020年3月出版英文版）

这条曲线在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确实呈现倒U特征，而自1980年代后，则发生了逆转。

2、解释和应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需认真研究

对于收入分配倒U曲线已不符合现实的数据分析，一些国际组织和外国研究机构做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但怎么解释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呢？现在还没有权威的结论。我看到的大致有这样三类：

一是说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动率远大于劳动力流动率，致使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劳动报酬。例如美国抱怨他们的跨国公司大量到发展中国家投资，降低了对本国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变相压低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皮凯蒂提供的数据，1978年至2015年，美国最富1%收入增速为年均3%，而底层50%的收入增速为0。

二是说互联网日益深度与产业发展融合，导致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广度迅速集聚，上亿人瞬间可以在互联网上同时购买同一种商品。阿里巴巴、京东、天猫等搞“双十一”，有的一分钟成交额就上千亿，这是传统商业模式根本不可想象的。

三是说劳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倒U曲线理论时，依据的是前几十年的数据，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阵营崛起阶段，抑制了全球资本的力量。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冷战结束以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全世界劳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这是不是导致资本收益又大大超过了劳动报酬的原因之一？

也可能是这三个方面因素相互交织，造成了近30年来收入分配差距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

为缓解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皮凯蒂为此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公司董事会应有一半席位由雇员组成、股份持有者最多不能超过公司10%的投票权、对最昂贵的房地产征收高至90%的税收、每个人25岁时可以分配到一笔13.2万的投资，以及基于每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征收个人碳排放税等。皮凯蒂曾写了享誉全球经济学界的《新资本论》，需要说明的是，他的《新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本不是一回事。他的那些建议，也没有哪个国家采纳。但他以海量统计数据为基础归纳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动曲线说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收入分配格局与库兹涅茨当年描述的倒U曲线发生了质的变化。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解释和应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分析这一趋势对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格局造成的深远影响，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二、把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其中把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好是一个关键环节。

1、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巨大成就

计划经济时期，按劳分配制度初期曾对调动职工积极性起到作用，但随后逐步演变成 “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盛行。十年动乱时还把按劳分配批判为资产阶级法权，极大地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分配体制改革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企业改革从为按劳分配“正名”起步，1978年恢复奖金、计件工资制度，其后逐步深入到价格、财税、产权制度以及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焕发了企业和职工的活力。回顾40年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成功之处，是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承认个体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辛勤劳动、先进技术、企业家和管理者的才能参与分配，激发企业、职工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978年至2018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4%和7.3%，开启了人类有史以来极为强劲的收入增长奇迹。可以说，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模式是我国经济社会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改革开放中取得成功的领域之一。

图5：70年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其中1949-1956年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来自于消费数据，1957-1977年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年统计资料汇编》，1978-2018年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鉴》。

2、收入分配制度面临的挑战

应当看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面临的问题还是非常大的，可以归纳为一次分配不平衡、二次分配不充分。一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包括城乡、区域、行业、群体差距。二次分配的再调节作用过小，包括社保和税收。

第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遏制了扩大的趋势，但仍在高位徘徊，2016年以来又有轻微回升。

图6：70年收入分配差距演变

资料来源：全国基尼系数来自于世界银行（1981-2001），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和国家统计局（2003-2017）的估计结果。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来自于历年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2-2017年农村及2011-2017年城镇内部数据来自于省份加权计算结果。1978-1980年全国基尼系数来自于省份加权并调整的结果。1949-1977年全国总体、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差距，都来自于UNU-WIDER数据库。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世界各国居于高位，同时，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的基尼系数还在扩大。

图7：按地理区域划分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5）

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致使我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主要成因。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都小于1.6：1，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1左右，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1，中国名列其中。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比有了缩小的情况，但使得差距缩小的措施中还有很多没有成为一种长期机制，农村自身内生的发展能力还不高，很多农村出现了衰败的现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能否在“十四五”时期逐渐缩小到2：1以内，现在还难下结论。城乡收入差距还远没有走向良性循环状态。

图8：城乡收入差距比

资料来源：其中1949-1956年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来自于消费数据，1957-1977年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年统计资料汇编》，1978-2018年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鉴》。

第二，在二次分配平抑一次分配差距方面，政府发挥的作用还很不充分。先看社会保障制度对平抑一次分配的作用。

图9：部分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对初次分配的作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联合国大学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世界概况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

2013年，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43，但是，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0.29，远低于中国的0.469。从下降幅度来看，欧盟国家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下降了40%，相比之下，中国仅下降了12.3%。

再看税收对平抑一次分配的作用。2017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设立了税收对收入分配效应的课题，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承担这一课题，得出的结果是总体计算，我国税收对收入分配起逆向调节作用。主要原因是到2017年，我国间接税比重仍占60%左右，直接税比重为40%左右。由于间接税在消费者最终购买环节实现，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往往显示了逆向调节的结果。此外，个人所得税因为税率的设置以及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更多的来源于资本与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很小。此外，对调节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的遗产税，虽然“九五”规划时就提到，但至今未能出台。（《中国税收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3、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收入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决定》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 从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面临的实际问题看，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任务，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第一，应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重要性。有些人一直在为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作辩解，认为这没什么新鲜的，现在全世界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很正常。但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现共享发展，共同富裕。当前，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在经济方面，它是结构调整的主要举措；在社会方面，它是维护稳定的关键环节；在政治方面，它是坚定信仰的群众基础。

第二，破除三个收入分配理论运用误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高居世界前列，与长期以来收入分配有关理论运用的误区有关。

 一是误用收入分配倒U曲线理论。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随着经济增长，分配差距呈现倒U曲线时，他本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但在我国前阶段单纯最求GDP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和官员有意无意地误用倒U理论，把这一假设作为教条，片面强调GDP增长到一定程度，例如达到一万多美元的高收入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自然会缩小，基尼系数高过0.5也没什么关系，似乎收入分配差距变动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系不大，集中一切力量把GDP搞上去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最优战略选择。

二是误用低劳动力成本竞争理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乏技术、没有资金，实施低劳动力成本竞争势在必行。但长期实施低劳动力成本竞争，财富难以分配到普通劳动者，必然造成国内两级分化。本世纪初，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了，许多官员和经济理论界人士无视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还在坚持这一理论。如果呼吁把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为普通职工长工资、加强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能、开展劳资集体谈判等，只要这些政策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他们就认为这是“自损国力”。似乎坚持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一百年不变才是大道理、硬道理，劳动者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小道理、软道理。低劳动力成本竞争理论的运用没有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时俱进，陷入严重误区。

 三是误用刘易斯拐点理论。刘易斯拐点理论是有普遍意义的，在农业富余劳动力未被转移完之前，对普通劳动力价格上涨确实有抑制作用。但在不同国家，这种抑制作用有多大，拐点两侧的变化曲率有多大，需要结合体制、机制、政策等具体研究。比如刘易斯拐点在日本、台湾、韩国出现的情况如何？北欧国家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为什么基尼系数一直不高？我们必须借鉴好的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研究。如除了户籍制度之外，承包地和宅基地政策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起了什么作用？不能单纯用一些数量分析掩盖我们具体的体制、机制、政策问题，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全部打包推给刘易斯理论去解释。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是一次分配要适度向低收入者倾斜，二次分配要加大平抑贫富差距的力度。

一次分配应规范分配秩序，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差距，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向低收入者倾斜应突出关注农民工。农民工近年来增速锐减，但总量还在增加，去年的统计数字，2.8亿农民工占了4.2亿城镇就业总人数的近70%。这种双轨就业模式，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没有先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是弊大于利，应提到重大议事日程加以解决。

图10：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对比（2017）

                           （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2011—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7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整理

加大力度贯彻中央确定的农民工市民化方针，是当前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环节。

二次分配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深化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较大幅度提高整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比重，发挥平抑一次分配差距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保障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上，一些同志仍坚持扩大个人账户的方案。扩大个人账户或实行全个人账户可能对职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即国家立法实施的二次分配项目不应当扩大一次分配的差距，在当前我国基尼系数高位徘徊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再有，中国的亿万富翁与美国比肩，但作为 “限高、扩中、调低”的重要税种遗产税，说了20多年仍未见落地，建议“十四五”时期研究出台。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将民生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我们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40年来，作为民生重要内容的收入分配制度建设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和波澜壮阔的历程，总结这一历程，最重要的有三条必须始终坚持。

1、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立党的初衷，是高扬在共和国旗帜上的标语口号，是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动力，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工作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绝不能因短期的或局部的政绩而偏离以至背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事实证明，一旦偏离了这一宗旨，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见木不见林甚至南辕北辙的境地。

2、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的完全正确的。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一次分配要讲求效率，可以充分调动各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改善民生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政府要为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竞争提供制度框架、法律保证和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二次分配要讲求公平，政府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公共服务职责，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平抑一次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3、坚持扩大开放，借鉴国际经验，创新收入分配体系

总结各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我们确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没有成熟模式可模仿，是世界文明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学习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其中就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分配领域的成就。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许多重大制度突破是在国际组织专家和外国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取得的。今天我们在民生和收入分配领域的成就也吸引其他国家学习借鉴。这正体现了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相互学习，求同存异的开放包容新格局。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两千多年来国人所向往的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大同世界，将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展现在全世界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