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选一个2020年最有争议的宏观经济议题，那大概就是保“6”了——要不要采取宏观政策保证GDP增速在6%以上。实际上在2019年底，这个话题就已经引发广泛的争议了。

例如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就主张保“6”。他说：“我们需要抑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因为GDP增速的持续下跌形成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消费减少的趋势愈加明显。”也有一些宏观学者不认为必须保“6”。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就说，他不反对保“6”，但反对不惜一切代价的保“6”。

还有一类学者，认为关键不是保“6”，而是怎样保“6”。如果采取改革的办法来提高经济增速，那是没有问题的。最后一类学者的观点更加接近经济学的真相。

这些年来，在大多数宏观经济学者中，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用承受经济下滑的代价来推动改革是合算的。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把改革置于稳增长之前，貌似是一种进步，但实际上，他们的分析范式和主张稳增长的宏观学者是一样的。他们双方都认为，改革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所以要在改革与稳增长之间进行取舍。

中国的改革实践早已证明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和增长从来就不是矛盾的。恰恰相反，只有市场化改革，才能带来长期高经济增速。即便从短期来看，市场化改革也可以快速提高经济增速。

例如，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短短一两年间就解决了绝大部分人的吃饱饭的问题，改革提升短期经济增速的作用显而易见。又例如，中小国企改革完成之后，经济增速也是马上提高；“入世”以及配套的改革，也在短期内提高了经济增速。实际上，正是一个个改革举措，提高短期经济增速，连绵不断地构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

市场化改革和宏观刺激经济不同的一点在于，市场化改革不仅仅能够短期提高经济增速，而且可以长期有效；宏观刺激经济则只能短期有效，长期反倒会带来负面作用。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者把改革和短期经济增速对立起来呢？这首先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学范式出了问题。

他们的经济学范式使得他们不能认识到，市场化改革，是让资源处于更高效率的位置，因此，必然可以带来高增速。也就是说，优质的经济结构必然对应高经济增速。当然，高经济增速却不一定对应优质的经济结构。

在保“6”的争论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潜在经济增速”，也被反复提起。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是多少？有人说8%以上，例如林毅夫；有人说6%。但不管估计的数字是多少，他们也都同样有一个错误认知，那就是认为随着一个经济体变得发达，潜在经济增速是越来越趋向下行的。

潜在经济增速究竟应该是多少？没有办法准确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潜在经济增速取决于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说明资源配置越合理，那么经济增速也就越高。另一方面，经济越发达，经济增速理应越高。

关于经济增速，人们有着很多直观想象。例如，在1980、1990年代，很多人直观地认为，中国国家太大、人口太多，所以要搞好经济很不容易，而那些小国家则很容易搞好经济。这一直观想象的理论基础是，体量越庞大，管理越困难。可是，实际上经济发展不是靠一个计划机构去“管理”的，而是要靠让无穷多的人发挥自己的企业家才能。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也证明，人口多不但不是负担，反倒是企业家才能的富矿。今天，中国的一大优势就是市场规模大。

“经济发达后，增速自然会下降”也是同样的直观想象，根本就不符合经济学所揭示的逻辑。正确的逻辑是，经济体越发达，人们就越可以把较小比例的资源用于满足当下需求，而把较大比例的资源用于长远发展，因此，经济体越发达，经济增速理应越高。

例如，在原始社会，人们被迫把大部分收获用于当天的果腹，以免饿死，所以原始社会数十万年来发展得非常迟缓。今天，人们只需要把少部分收入用于满足基本生存，大部分收入则用于教育投资、买车买房买电脑，造桥造路造飞机等等，这些都是提高效率的，所以经济增速理应越来越高。

没有什么潜在经济增速和实际经济增速的背离，每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速，都是当时的人们的观念和政策决定的。如果经济增速下降，那不是因为经济体发达了，所以潜在经济增速自然下行，而是因为市场化改革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

如此看，2020年是否应该保“6”？答案很明显：应该，但不是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保，而应该加快市场化改革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