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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关于保6,余永定和陆挺的建议都有思想误区
作者:邓新华    发布:2020-01-09    来源:经济学家圈    阅读:4531次   

如果要选一个2020年最有争议的宏观经济议题,那大概就是保“6”了——要不要采取宏观政策保证GDP增速在6%以上。实际上在2019年底,这个话题就已经引发广泛的争议了。

例如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就主张保“6”他说:“我们需要抑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因为GDP增速的持续下跌形成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消费减少的趋势愈加明显。”也有一些宏观学者不认为必须保“6”。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就说,他不反对保“6”,但反对不惜一切代价的保“6”。

还有一类学者,认为关键不是保“6”,而是怎样保“6”。如果采取改革的办法来提高经济增速,那是没有问题的。最后一类学者的观点更加接近经济学的真相。

这些年来,在大多数宏观经济学者中,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用承受经济下滑的代价来推动改革是合算的。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把改革置于稳增长之前,貌似是一种进步,但实际上,他们的分析范式和主张稳增长的宏观学者是一样的。他们双方都认为,改革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所以要在改革与稳增长之间进行取舍。

中国的改革实践早已证明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和增长从来就不是矛盾的。恰恰相反,只有市场化改革,才能带来长期高经济增速。即便从短期来看,市场化改革也可以快速提高经济增速。

例如,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短短一两年间就解决了绝大部分人的吃饱饭的问题,改革提升短期经济增速的作用显而易见。又例如,中小国企改革完成之后,经济增速也是马上提高;“入世”以及配套的改革,也在短期内提高了经济增速。实际上,正是一个个改革举措,提高短期经济增速,连绵不断地构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

市场化改革和宏观刺激经济不同的一点在于,市场化改革不仅仅能够短期提高经济增速,而且可以长期有效;宏观刺激经济则只能短期有效,长期反倒会带来负面作用。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者把改革和短期经济增速对立起来呢?这首先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学范式出了问题。

他们的经济学范式使得他们不能认识到,市场化改革,是让资源处于更高效率的位置,因此,必然可以带来高增速。也就是说,优质的经济结构必然对应高经济增速。当然,高经济增速却不一定对应优质的经济结构。

在保“6”的争论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潜在经济增速”,也被反复提起。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是多少?有人说8%以上,例如林毅夫;有人说6%。但不管估计的数字是多少,他们也都同样有一个错误认知,那就是认为随着一个经济体变得发达,潜在经济增速是越来越趋向下行的。

潜在经济增速究竟应该是多少?没有办法准确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潜在经济增速取决于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说明资源配置越合理,那么经济增速也就越高。另一方面,经济越发达,经济增速理应越高。

关于经济增速,人们有着很多直观想象。例如,在1980、1990年代,很多人直观地认为,中国国家太大、人口太多,所以要搞好经济很不容易,而那些小国家则很容易搞好经济。这一直观想象的理论基础是,体量越庞大,管理越困难。可是,实际上经济发展不是靠一个计划机构去“管理”的,而是要靠让无穷多的人发挥自己的企业家才能。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也证明,人口多不但不是负担,反倒是企业家才能的富矿。今天,中国的一大优势就是市场规模大。

“经济发达后,增速自然会下降”也是同样的直观想象,根本就不符合经济学所揭示的逻辑。正确的逻辑是,经济体越发达,人们就越可以把较小比例的资源用于满足当下需求,而把较大比例的资源用于长远发展,因此,经济体越发达,经济增速理应越高。

例如,在原始社会,人们被迫把大部分收获用于当天的果腹,以免饿死,所以原始社会数十万年来发展得非常迟缓。今天,人们只需要把少部分收入用于满足基本生存,大部分收入则用于教育投资、买车买房买电脑,造桥造路造飞机等等,这些都是提高效率的,所以经济增速理应越来越高。

没有什么潜在经济增速和实际经济增速的背离,每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速,都是当时的人们的观念和政策决定的。如果经济增速下降,那不是因为经济体发达了,所以潜在经济增速自然下行,而是因为市场化改革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

如此看,2020年是否应该保“6”?答案很明显:应该,但不是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保,而应该加快市场化改革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