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朋友们，下午好！我演讲的主题是“中国财富管理的新使命”。所谓“使命”，字面意思是指出使的人所领受的应完成的任务，通常比喻应尽的重大责任或任务。今天，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围绕“财富管理”四个字，讲一讲社会、各类专业机构、专家学者以及包括高净值客户自身在内的所有人身上肩负的财富管理的重大责任。不过，我在这里用的是“新使命”，新在哪里？在我看来，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已经进入了守富、传富的新时代，像过去那样一味追求财富增值、实现暴富为主要任务的财富管理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中国财富管理已初步完成了大规模创富、暴富的旧使命

为什么说中国大规模创富、暴富的“洪荒时代”已经过去了呢？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14亿人口、人均GDP连续40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这一奇迹创造过程中，自然造就了一个快速膨胀的私人财富市场。40年后，无论是财富增长速度还是体量，都位居世界前列。根据瑞信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今年10月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的家庭总财富从2000年的3.7万亿美元增长到目前的63.8 万亿美元，增长了17倍以上，增长速度是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如果加上分配环节的制约与影响，两极分化是一个客观存在，因此，少量富人财富的增速更是惊人。在全球4680万名百万（美元）富翁中，中国有约445万人，占比9.5%，仅次于美国，列第二；在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中，中国有18130人，同样仅次于美国。在全球最富裕的前10%人口当中，中国也以约1亿的数量，首次超过美国的9900万。

这几十年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政策制度的正确引导和遇到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为私人财富的快速创造提供了充分的支持。从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源泉看，中国私人财富经历了经商创富、制造创富、资源创富及信息创富等四个阶段，如美的、格兰仕脱胎于经商创富，联想、海尔脱胎于制造创富，雅居乐、复星集团脱胎于资源创富，而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脱胎于信息创富。可以说，在批量创富的“风口”之下，只要抓住机遇，想干、肯干、会干，都有可能发家致富，完成“亿元级的小目标”。因此，这几十年来，财富管理的使命主要是围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好时机，抓紧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对于国家、社会还是个人来说，首要的、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发展是硬道理，抓住一切机会，用好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尽可能地加快发展，增加国民与国家财富，实现民富国强。40年过去了，我们确实取得了为海外世界所称赞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

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世界经济进入了慢增长的新历史时期。以去年特朗普发难、中美贸易战为标志，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冲击和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加上我国自身结构调整还在过程中，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中低速增长将是常态。国民财富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增长。受经济增长下行因素的影响，未来私人财富市场大规模的增速将放缓，此前大规模的创富、暴富的情景，可能难以出现。尽管经济转型的新机遇仍会催生一定数量的创富英雄，新旧动能转化中不排除仍有一些人的财富增速很快，但从平均意义上看，肯定不会是生产大规模、批量超级财富的时代了。根据贝恩咨询与招商银行联合发布的《201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统计，2016-2018年期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已出现从2008年以来首次个位数的增长，尤其是资产市场产品市值年均复合增长率已下降到1%，投资性不动产下降到8%。特别是资产管理产品因“资管新规”的出台，增速是大幅的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的高净值人群的规模及其资产，在增速上也开始放缓。高净值人群在数量上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从2014-2016年的23%，下降到2016-2018年的12%。

二、守富、传富开始成为中国财富管理的新使命

大规模快速创富、暴富的时代在慢慢过去，那么如何守住财富、传承财富，慢慢增值财富，自然成为中国财富管理中新的主要焦点。与此同时，从财富持有者人群的自然年龄结构看，中国也即将迎来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大规模的财富传承的关键期，将进一步凸显出守富、传富的极端重要性。中国的创富实践已经历时40多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富主体是50后、60后，本世纪前10年创富主体是70后。从年龄来看，这些人群平均在40-60多岁左右，普遍面临着如何将财富传承下去的问题。《201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9年，超过50%的受访高净值人群已经开始准备或正在进行财富传承的相关安排，这是十年来首次超过尚未开始准备传承的高净值人群。中国的财富战场，未来10-20年间将迎来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一幕，即日益逼近的急促的传承脚步，将会产生大量的继受上一代财富的“富二代”“富三代”甚至“富N代”。

因此，在中国经济和财富增速自身逐步放缓、海内外经济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提升的大背景下，财富传承的重要性与急迫性更是日益凸显。随着财富传承关键窗口期的来临，财富市场的关注重点自然是从聚焦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向保有财富和传承财富转变。

私人财富通过代际传承，最终会演化成家族财富，而家族财富能否平稳传承，不仅事关家庭、家族的和谐，也事关家族企业的盛衰和员工利益及就业，事关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而有的可能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传承得好，财助人旺；传承得不好，损人毁财，对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都是不可忽视的损失。

三、如何挑起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

做好私人财富的代际传承是当下中国财富管理的新使命。然而，财富传承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如此巨量的私人财富如何传承下去，如何不被财富的负面能量所伤害，对于没有传承经验的有些中国富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富不过三代”的谚语，这是财富的通常宿命，即第一代创造，第二代停滞，第三代消逝。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的财富家族非常罕见，很多显赫一时的家族在时间的洪流下都往往逐渐销声匿迹。如何打破财富宿命，将财富传承下去，传承得更平稳一点，传承得更久远一点，这是中国财富管理长期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必须解决的重大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讲，财富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财富的宿命，对抗财富的生命周期。它的核心就是在财富的创造、保有和传承这个全流程过程中，构建一种系统性的安排和规划，形成一个财富创造、保护、传承、再创造的良性循环。鉴于财富保有和传承的复杂性，要想完成这一新使命，是需要国家制度、社会、各类服务机构及高净值客户自身等所有与财富管理相关的方面协同配合，共同努力。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些已处一定相对较高的自然年龄段的高净值人士要转变认识，逐步将时间、精力及各类资源在关注日常的创富事宜时，同时要兼顾守富和传富。在财富问题上，人的一生往往面临两个战场：先是创富战场，即通过经营企业、投资理财等方式不断地创造财富；后是守富、传富的战场，即用一定的方式将从前一战场中获取的财富保有和传承下去。应该说，中国的高净值人士尤其是企业家，在财富的第一战场上很成功，但在财富的第二战场上却认知不够，知识与技能更是一片空白，这是要不得的。我们经常会听到、看到，很多人在第一战场上创造了神话般的创富故事，但到了传承阶段，就会变成一出闹剧、狗血剧，变成娱乐记者关注的对象，比如香港的富豪何鸿申、霍英东等等。因此，高净值人士必须认识到，家族财富传承并非简单的自然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并不是简单地把董事会主席的位置，把会计报表交给后代即行了。因为父子、父女之间的学识、兴趣、为人处世方式等不尽一样，代际之间的政治经济环境、制度也早已变化。所谓继承，是面临着不同的主观个体去适应变化的、不同的客观环境，不研究行吗？如果被继承的后代善于学习，适应环境，则还可以，如果不适应呢？所以说继承，要将自己的精力与重心从创造财富转移到守富和传富上面来，仅靠自己和家族内部的组织安排远远不够，家族财富管理还需要专业服务机构的配合。

其次，专业服务机构要具备为客户提供系统的专业化服务的能力。什么叫专业化？目前，国内家族财富管理服务机构主要包括私人银行、信托公司、家族办公室和第三方财富机构等四类。尽管参与者众多，但财富管理市场还很不成熟。在业务上，各类服务机构大多还是以提供点状的产品和工具服务为主，尚未实现以客户为中心、从内容到工具为客户提供系统的专业化服务。事实上，财富传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核心家庭，也涉及到更广泛的家族；既涉及到财富本身的管理，也涉及到人的管理；既涉及到家族所有，也涉及到慈善及复杂的家庭治理体系等内容，点状思维、点状管理无法从根本上帮助高净值人士解决财富传承的难题。财富管理要成功，必须具备系统思维。专业服务机构应当掌握基于目标管理的系统规划方法，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帮助客户梳理目标，明确客户的真正需求。如何真正做到给客户提供系统化的专业化服务？在应对制度环境上，我们的中介服务机构要熟悉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熟悉转轨经济阶段中国相关财富管理制度的动态变化，充分了解和适应金融监管层的政策意图和政策内核。曾经的P2P、网络贷、表外业务、影子银行的部分无序创新，“一窝蜂”中的PPP、特色小镇、城投债的融资模式，给我们一些投资者已带来了损失，付出了代价，有不少教训可以汲取。所以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要熟悉法规，专业尽责，行稳致远，就不应追求市场时髦，通过打政策擦边球帮助守富、传富。一个好的财富管理中介机构应该是能整合行业内外专家资源，熟悉各种相关法律法规，综合利用各种工具来协同规划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客户实现其财富管理目标。

再次，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完善财富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为财富传承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财富管理绝不是简单的私人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还关系到全部市场和经济的独立运行。如果在传承的窗口期，全社会的私人财富没有得到妥善管理，很有可能造成财富价值的减损，降低财富的社会效用。目前，在财富管理方面，四部门的“资管新规”已经出台，奠定了私人财富管理市场的制度基础，但还存在某些制度空白或缺陷，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如“资管新规”还是部门的行政规章，那应该依据什么上位法？信托法、银行法、证券法、基金法四部法律在资产管理、私人财富管理内容上又怎么衔接、呼应？又如，以家族信托为例，家族信托因具有资产保护、风险隔离、隐私保密、灵活分配等特征，是财富管理的基石工具。但由于信托税制不明确、尚未建立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等原因，家族信托如何缴税、能否节税仍存在很大疑问，实践中能够装入家族信托的财产也比较有限，而民事信托在我国也因此长期没有发展壮大。

因此，要实现守富、传富的财富管理新使命，既需要高净值人士转化思维，将重心投入到守富、传富的新战场，并积极向具有信任度、专业度和久远度的服务机构寻求帮助。专业服务机构要构建以客户为中心、从内容到工具为客户提供系统服务的体系。政府部门也要认识到财富传承之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及时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国内财富的保有、传承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作者2019-12-18在家族财富管理峰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