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即全球化3.0，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表现为中国、印度和中东欧国家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此前的一个时期，即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且形成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为止，可以算作全球化2.0。或许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初期可以作为全球化1.0的典型时期。从这个年代划分，不难看出其间全球化经历了时间跨度颇大的起起落落乃至中断。中国经济发展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的赶超机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3.0中抓住了机遇脱颖而出。   

　　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为本源，加入一代又一代杰出经济学家贡献而形成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该理论认为，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并均从中获益的决定性因素是各国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换句话说，由于不同产品中凝结的要素强度不尽相同，国际贸易无异于国家之间以自身丰裕的生产要素交换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并通过由此导致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结果而分别获益。由于不同产业倾向于使用不同性质的生产要素，如传统重工业凝结更多的物质资本，传统轻工业更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而现代信息产业则更为密集地凝结了技术和人力资本，又由于各国在不同要素上具有不尽相同的禀赋，我们预期看到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进行的国际贸易应该属于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观察到的却是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即国家之间交换同一种类型的产品，特别是具有要素禀赋同质性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型产品的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处于两种分隔状态，分别表现为东西方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分隔。在具有相同或相近生产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理论依据是所谓“新贸易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不在于发挥各自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禀赋优势，而在于利用各不相同的报酬递增效应和网络(network)效应。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相同的资本要素丰裕特征，但是不同的规模经济和产业配套水平产生类似于比较优势的效应，仍然可以使其获得贸易的收益。因此，产业内贸易既可以存在，也有其存在的道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扩大开放，逐步加大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始国地位以及随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缔约成员的努力，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越南等国家的经济转型也扩大了对外开放，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世界贸易便逐渐回归李嘉图模式，更加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预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交换生产要素的产业间贸易。 　  

　　不同的经济全球化类型带给世界经济整体和参与国家的结果大相径庭。具体来说，仅局限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进行的、以产业内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与包括更广泛国家类型、以产业间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造成了不尽相同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因而对参与贸易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简单来说，产业内贸易主要不是参与国之间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因而不改变各国国内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产业间贸易本质上则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参与国之间相互交换生产要素，相应地，各国国内的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也就变化了。 

　　例如，在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情形下，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必然会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从而劳动者得到更高回报，同时提高发达国家资本的相对稀缺性，资本所有者也得到更高回报。这意味着，在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自发力量即可产生有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效应；在发达国家，虽然资本所有者特别是跨国公司从这一轮全球化中挣得盆满钵满，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再分配政策，这些国家中的劳动者仍会感觉受到损害。 相应地，不仅这一轮全球化正在遭遇其逆风，而且反全球化的力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主要来自后起国家转向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而我们研究这一轮全球化，思考全球化4.0的命运，应该立足于新的趋势来进行。   

　　以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出发，预期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旦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便可以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这一赶超的结果便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其他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以为这个判断提供支持，譬如，人们认为由于落后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援助、投资和现成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具有一种“后发优势”，有助于实现自身的经济赶超。 但是，与理论的预期和善良的愿望相反，在战后直到20世纪后期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贫穷国家仍然深陷贫困陷阱，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趋同，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并没有缩小。   

　　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等经济学家为了拯救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了“条件趋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假说，即从计量意义上，如果控制了一系列经济发展必需条件的变量，便可以看到趋同的结果。而从现实来解释，就是说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具备了那些变量所代表的必要发展条件，就可以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实现赶超的目标。这些“必要的发展条件”中，当然包括诸如一个经济体的开放度这样的变量。不过，人们无法从如此多的因素中找到可以打破发展瓶颈，进而获得实现经济赶超的政策建议。这些研究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没有出现世界范围的趋同现象，与那种认为1950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一轮“大趋同”的判断产生了矛盾，使人们无从辨明孰是孰非。   

　　经济学家在研究趋同或趋异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世界经济没有发生整体趋同的现象，但在按照一些同质特点进行分类的国家组别内部，的确发现了趋同的趋势，即人均收入水平起点低的国家在随后的时间里能够增长更快。这种组别内国家之间的趋同通常被称为“俱乐部趋同”。  

　　如果说中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的落伍者，那么中国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了全球化3.0提供的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赶超，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世界经济大趋同，中国经济的赶超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过程所达到的效果，从国内角度看，使资源得到重新配置，相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从国际角度看，把最丰富的生产要素转化为产业比较优势，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从国内与国际相互连接的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这种丰裕要素，并通过引进外资和进行贸易，以之交换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而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分享性内生于开放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可见，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和合理适度的节奏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其实是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整体逻辑链条所预先决定的。   

　　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性的开放与参与。迄今为止，我们所观察到的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主要是殖民主义的历史，是以单一或少数世界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无论是参与其中还是被排斥其外，也无论是被动进入还是主动参与，最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中获益。直到全球化3.0时代，才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分享红利、世界范围贫困大幅度减少的格局。与此同时，因没有解决好国内收入分配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老百姓感觉并未从全球化获益，政治家因势利导，把矛盾引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一些国家领导人甚至充当了反全球化逆流的始作俑者，在国际政治中做出激进的保护主义行径，在国内政治中突显民粹主义色彩。   

　　可见，要想使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繁荣和各国共享的推进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都必须创造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开放和包容，使各国普遍平等参与；二是实现国内国际政策的衔接互动。这样，外商投资、国际贸易以及知识的全球流动这些开放举措能够与打破垄断、矫正价格扭曲以及消除资源配置障碍等国内改革相互衔接，不仅创造各国共享的全球化红利，也可借助国际竞争环境和世界分工体系为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创造关键条件，实现各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机制及再分配政策实现全民共享的发展。   

　　类似地，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也表明，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革命的成果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各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全民共享。只有在对外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对内通过改革消除阻碍发展的根本性体制障碍，从而培养出促进发展的关键条件的前提下，才能使有利于增长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常态，像能够搭上全球化快车那样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其支撑本国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错过全球化和工业革命提供的发展机遇。在与全球化3.0并行的时期，中国坚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了发展所需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而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逐步走近全球化舞台的中央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前沿。中国拥有世界近1/5的人口，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败教训、成功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不应该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案例来看待，而需要挖掘其强大的印证力量和一般意义。一方面，以之丰富和发展具有国际视野的发展经济学；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发展经济学逻辑本身再次比照中国发展，为其续写一个完满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