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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协定的达成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作者:江小涓    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发布:2020-01-19    阅读:1732次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新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开放新格局”,恰好一周多前中美贸易协定达成了初步协议,最近各方都在热议这个协议的达成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题目太大,我本人的研究有限,时间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从一个角度(产业的角度)看一看后贸易争端给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各位知道,中国是一个增长中贸易作用非常突出的经济体,黄色的部分是中国商品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蓝色部分是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出来,过去40多年中国的贸易增长一直高于全球贸易增长

。现在中国变成了贸易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含义是进出口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比较高,因为我们是大经济体,一般来讲大经济体都是内向型相对比较突出的经济体,所以我们还是挑了几个最大的经济体做比较,我们挑了美国、日本和中国(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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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一般想象,美国和日本都是开放度比较高的经济体,实际上我们的贸易依存度(更高),蓝色是进出口贸易的总额,黄色和红色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贸易,最后一组是中国,从每个指标看,我们都比其它国家的贸易依存度高得多。前两年讲我们的困难,我们都会说国际环境不好,贸易争端会影响整个经济增长;也可以倒过来说,如果贸易协定达成,贸易环境改善,是不是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新的、非常显著的激励和增长空间呢?我们今天只从产业分工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有一些其它的角度)。贸易协定的达成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后贸易战时期我们有什么机遇?我们提出来这两个问题。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首先,我们对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会增强,由于价格的关系和非价格措施的减弱;其次,中美之间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会增加,我们期待有一些产业链上高端部分和高技术产业的更多引入第三,事态可预期性增强。对于企业来说,没有预期是没办法做企业的。(可预期)会有很大帮助。但我们还是要从长期看一下对外贸易的影响程度,过去三十年(影响)逐渐降低,即使外贸协议达成,外贸在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还是会继续下降,我们想讲这个趋势性问题。另外,贸易结构会继续发生变化,对外投资还是会继续超过吸引外资。我们讲讲这三方面的规律性问题。过去三十年,实际出口贡献率持续下降,最高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曾经达到60%多,过去30年逐步下降,最近几年净出口的贡献高点低点都在-1到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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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讲下一步外贸和外资的流入对中国的影响从量上还会继续减弱呢?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国内的相对优势在变化。从国际来看全球化速率降低,这都是基本趋势性的变化。所谓要素变化是这张图上发生的根本性转变,这是中国各种生产要素在40年(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的比重,从左往右逐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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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占全球比重,改革开放初期将近23%,耕地、淡水、能源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在1.5%到6%之间,最后两个是投资和研发的投入,40年前大概只占不到全球2%和不到全球1%。我们总讲国情,我个人认为这张图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国情”。我们都知道,当各种生产要素匹配到一起时,现代生产过程才能发生,这些因素一个不能缺少。面对有些要素非常富裕和有些要素非常短缺的情况,从规律性来看,一定会发生非常大比例的国际贸易,很富裕的、价格非常低的生产要素应该去全球市场上寻求就业机会。同时我们比例非常低的要素一定会有其它国家占比非常高,所以我们要把其它的短缺要素引入。当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之后,资源匹配的效率是最高的。假如国际贸易不存在障碍,这个过程一定会发生。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国内要素结构非常畸形的经济体,一定要求全球化配置资源才能很好进入现代生产的过程。来看两张图,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工厂的人。本世纪初服务业开放时非常密集的人在那里,知识水平不高,做一些表单统计业务,人均2.4平米的空间就可以支撑这个劳动过程的发生,既劳动密集又资源集约,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当时匹配生产要素结构的引进。 

    经过40年之后我们变成了这样,劳动力依然非常富裕,但随着独生子女,40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占全球比重是在下降的,刚好占20%左右;中间三个要素没有变化(自然禀赋:土地、淡水、能源),能源略有上升但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是我们现在最短缺的要素;变化最大的是右边的两个柱体,投资占全球比重从40年前的2%涨到了超过25%,研发投入占全球的比重也超过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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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来看,投资、研发和劳动力这三者占全球的比重相对匹配,这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使我们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时一定会受到这张图本质的影响,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质量的因素,小政策是调不动这张图的,它是非常重质量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也在下降。现在你去看很多出口企业,只见设备不见人,研发投入、资金投入很多,匹配时更重视其它要素的投入,而不一定是劳动非常密集的产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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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国内非常重要、非常本质性的变化。

    来看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其实并不是谁希望把全球化拽回去,它的本质还是产业面的变化,现在全球分工体系好像触到了天花板(从产业角度讲)。自动化、智能化和发达国家的上岸战略(再工业化战略)非常匹配,发展中国家的当地化战略也是使全球化分工程度减弱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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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张简单的图(上图):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这是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代表性指标,它不是两个国家完全出口出品,而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之间的贸易。这个比重在过去40年有过两个阶段的重要变化,1980年时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只有1/3(33%),在此后20年涨得非常快(涨至70%),2000年以后这个比重的上升在减缓,2000年到2010年涨了5个百分点,2010年到2016年缩小了2个百分点。其实这个变化和现在的“贸易战”,和某位大国执政者的意愿没有很大关系,这个变化是早已开始的过程了。举个例子,什么是全球产业链的分解趋于停滞?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架构和产品架构下,你能把一件产品分解成多少部分放到多少个国家去生产,这是有边界的,如果分工太多、分工太细,很可能远距离运输成本、时间成本、技术匹配成本会变得非常高,它的分割是有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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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辆车的经典案例,80年代只有40多种重要部件,在7个国家生产,在过去40年中变成了200多个重要部件在全球17个国家生产。这种分解从1980年到20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过去10年并没有新的分解发生。我可以把车灯灯泡部分和灯座部分放到两个国家生产,但好像不需要把两个安装放在第三国来做,分工是有成本的,到一定时候分工就没有必要再做下去了。这是我们看到的汽车的例子,很多产品,包括手机也是这样,和谁都无关,在技术产品架构没有改变之前继续做分割,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讲其必要性在下降。这是我们说的,全球产业链的分解似乎触及到了天花板。从发达国家来讲,每个国家天然希望自己国家的经济量大,量多,但过去这些年谁也阻碍不了这个趋势,面对中国刚才那张图,那么廉价的劳动力,那么高质量的生产过程,发达国家(产业)往海外搬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出现一个情况,过去40年随着发达国家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人工程度占比大幅度下降,人工成本高低影响因素也随之下降。像中国这样最好的海外生产基地,随着我们的成本上升,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人工成本已经从40年前的1/30升到了1/4到1/8,加上在当地生产的优势和当地劳动生产力成倍高于我们。算一下总帐,可能在中国生产出口到北美,从全成本核算就不如在当地生产了。我这里举了两个企业的例子,这些企业都是原来中国特别大的制造商,现在北美多家布点,它就是算过了账的。如果不打贸易战了,企业说不会停止把当地销售的部分转到当地生产的,因为这和打仗无关,就是算账。东道国在干什么?每个东道国在开始接受全球产业链时只能做一小部分,但随着能力的成长、技术的掌握、人才的匹配,越来越希望把更多部分放到当地生产,这就是所谓当地化一个很重要的意图,每个企业、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愿望。原来可能只到你这里装配最终的产品,慢慢地你自己生产一些部件,最后希望发动机、变速箱这样的重要部件也放到本土生产,它就会慢慢把分配在多国的产业分解过程更多纳到本土来,从全球化的角度讲,这个过程也是抵消全球化分工产业链延伸的一个因素。三个合到一起就导致了这张图:蓝色部分1998年到2007年的增长率,黄色部分2008年到2017年的增长率(过去20年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速度),左边两张图是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右边两张图是中国贸易和中国投资,都在明显下降,再说一次,这个下降趋势是早已开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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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结论:国内生产要素和全球化基本面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使不再发生贸易冲突,我们也不能够想象可以重现过去我们开放对于增长的推动力量。对外开放要更多发挥提升增长质量的作用了。所以和国内匹配、和高质量匹配是完全匹配在一起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国内、国外的这两个变化,会有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有把握的判断:1、中国会从垂直分工体系转向水平分工。2、我们应该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开放。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会有这三个大的变化出现。所谓垂直分工,原来由于我们劳动力便宜、技术较差,所以主要生产劳动密集中低档次的产品,进口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高档次产品。在过去40年,特别是前20多年,这是我们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主要形态。可以看一看,我们生产服装、鞋帽,一些简单组装的企业,然后进口一些高端产品,这是典型的垂直分工的贸易。 

    现在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劳动力成本廉价优势下降,我们整体上进入了水平分工。所谓水平分工是指双方产品的品质和技术相当,但在一些细节方面、消费者偏好方面会有差异,从而以这种差异来塑造品牌的形象。它反映的就是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和分工细化的竞争力。来看一个例子:所谓水平分工,大概在相同时间里几乎以相同的画面(呈现),中国手机和外国手机都可以推出自己的系列,其实很大程度上它是同品质的产品,但不同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国内很多消费者在用美国品牌的手机,海外也有很多消费者用中国品牌的手机。它是水平分工,在同等技术产品档次下进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从有偏见的开放转向中性开放在开放初期,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怎样让更多劳动力匹配资金和技术,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去,那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国情,为低收入者创造进入现代产业的机会。所以那时我们的偏向,就是希望多引进外资,多出口产品,以匹配我们的要素。刚才看了,现在我们的劳动力还是比较富裕的,资金也非常富裕,技术研发比重也很高,这样我们的开放到底是多出口一些还是多进口一些?现在我们很难做总量判断,然后制定出一个政策,应该说继续出口扩大产品规模、扩大经济规模和继续扩大进口,要一些最高端技术和产品,特别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中间有三个非常低的短板(土地、淡水、能源),短板要素大批量进口在中国将会是非常长期的需求。到底是进口重要还是出口重要?我们已经不能像40年以前非常明确地作出倾向性判断了。资金流入和流出也是一样,多少年来我们是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但当一个国家这种要素比较富裕时(比如资金变成了比例最高的要素),因为多就不值钱,当然很多企业会说我们太需要钱了,但对投资人来讲,他需要寻求尽可能高的回报,如果国内风险折扣以后的回报不够高,他可以到全球最缺资金的地方去寻求更好的投资机遇,钱也是我们自己的,好的回报也是我们的利益。各种生产要素的回报现在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等价,资金流入和资金流出可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很难有倾向性。这些都是由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个倾向大概率是会发生的。所以在进口与出口间保持中性,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间保持中性,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间保持中性。前些年为了吸引外资我们有很多优惠政策,现在国内企业那么强大,有很多机会同等竞争,我们已经很难讲对外资优惠就会对中国经济更好,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可以更多交给市场来选择的阶段了。从1957年开始广交会,现在专门做了一个进口博览会,其实既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对规律的认识。 

    制度性开放是四中全会指出的,要推动规则、规制和管理等标准制度性开放。过去40年不同时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都有不同的政策导向,政策非常复杂,现在随着国内企业能力、产业能力提升,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了全面开放,今后就是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在制度的设计过程中要立足国情,也要学习借鉴。另外,我们也可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简单点一点:特定服务领域开放风险。现在服务业开放,比如金融行业,它的开放一定会比其它行业开放的风险(高),我们不是说它不能开放,但对风险的关注要更高一些;比如文化领域的开放,因为涉及到文化认同、意识形态,涉及到很多深层次情感方面的问题,所以它比较容易在东道国和输出国有一些在经济学家看来无法算账的反应,它的风险还是挺大的。服务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问题。和制造业不一样,这也要很好地关注。刚才我们讲了对外投资,对外投资的风险一定要关注,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总得来讲,让市场更多发挥对外投资中的资源匹配作用,可能是防风险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我大概讲完了,体会就是这样:对外开不开放是战略选择,一旦开放,它的过程其实会受一些最本质规律的引导,我们开放的主要意义已经从前些年的促进高速增长转向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所以战略意义和尊重规律要相统一、改革和开放要相互促进,这样才能完成下一阶段高质量开放的目标。谢谢大家。主持人李羚瑞:今天江老师难得来到现场,也想问江老师一个问题,刚才江老师梳理了一些变化,国内的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全球价值链的变化,这些都是影响着长远的经济发展,但我们特别关心当下,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变化具体到2020年的中国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江小涓:对当下的发展,从数量上来讲不要对它期望太大,贸易协定的达成会使我们外需的贡献有明显提升,其实现在的状况更多还是刚才我们讲的基本面所决定的。会有改善,我还是觉得它对于稳定预期的改善会更重要一些,我觉得它会有积极的改善,从量的方面来讲,不要加太大的量上去,但它对我们下一步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通过贸易可预期性,由于预期稳定下来,我们引进的高品质外资和技术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好的影响),越是高技术的产品前期投入会非常高,而且市场开拓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它很需要稳定(的预期),起码是中期预期,不能在国内外有大的波动,从这一点上来讲可能对于明年我们经济向高质量转变发展有一个长期影响。所以问我有什么短期影响,我觉得不要指望太多,但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向好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系作者在2020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