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些人困惑：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没有底，可谓非常悲观。

我想提出另外一个观点：中国经济没那么差，中国经济有底，而且正在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稳定期。对下一步中国经济可以有信心。

中速增长平台有可能维持十年左右

中国经济减速现象的背后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包括需求结构、供给结构、金融结构依次出现转换。

随着转换逐步到位，中国经济实际上在2016年的第三季度第一次触底，开始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此后，很多人产生了一种期待：经济下行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出现反弹了。

所以从2016年三季度到2017年，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周期”言论，实际上是希望经济增速大幅反弹。

我们明确提出，所谓触底就是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不会像以前那样大幅度下行了，但是也不会出现大的V型或U型的反弹，更不可能重返过去高增长的轨道。

大家可能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番的目标。经过最近一次的经济普查，2020年中国经济以略低于6%的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将会进入一个5%-6%的中速增长平台。根据国际经验和我们的一些预测性研究，这样一个平台将会稳定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稳定增长期，它是有底的，大幅下降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发生重大的意外冲击。

在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提到不确定性，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进入这样一个中速增长平台以后，在增长的速度含义上，中国经济的确定性是在增加的。

10年前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会持续二三十年，现在又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没有底，这些预测背后都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逻辑缺少关注和理解。

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把道理讲清楚，把增长逻辑讲清楚。从增长阶段逻辑上讲，中国经济会稳下来。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挖掘与中速增长期配套的新的结构性动能

那么，下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经济怎么走上去？当然，这里所说的走上去，不是速度再提上去，而是我们通常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要走上去。

需要指出的是，5%-6%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不低了。即使增长5%，每年新增量在世界上依然是最大的。以后要维持这样一个中速增长平台的新增量，将会是非常大的挑战。中国之所以增速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有结构性动能。

过去高速增长的结构性动能是基建、房地产、出口等，进入中速增长期后，这些老的增长动能对存量稳定依然重要，但对增长的作用已经不大了，下一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挖掘与中速增长期配套的新的结构性动能。

第一个新动能是通过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中国今后10年，新的经济动能70%-80%以上来自大都市圈。大都市圈提供的能量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大都市圈是“小分散、大集中”，在疏解原有核心城市过重负担的同时，还可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农村人口进城，也包括人口的城际流动。可以预见，中国将会出现三五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圈，上亿人口的城市群、城市带。

其二，制造业从城市中心转到都市圈周边小镇，可以降低成本，同时分享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好处。

此外，大都市圈城市网络扩张也将为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带来新机会。都市圈的发展面临一个瓶颈问题是农村土地改革。

现在一方面农民要继续进城，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也要下乡，后一方面看起来面临着更多的体制机制政策的约束。

下一步需要推动改革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大都市圈的增长潜力可能即使看得见，也抓不住。

第二个新动能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中国经济中还有不少低效率的洼地，主要问题是基础产业领域市场准入不够，缺少竞争。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都比较高。

如何通过实质性的改革降低这些成本，不仅包括制造业的成本，也包括服务业的成本，还有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成本。

第三个新动能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提升。农村就业者和大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可能很大，但他们的能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农村的孩子小时候开始就营养不良，上学的时候缺少机会，工作的时候也缺少门路。他们在整个经济社会关系中处于一种机会不公平的状态。

所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根本上说，还是要促进机会公平，重点是要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而教育是贫困地区年轻一代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四个新动能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人，对这部分人来说，尤其对城市人口来说，商品消费已经比较充分，服务型消费则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这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消费等。

另外，生产性服务也非常重要，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这些产业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第五个新动能是前沿性创新。数字经济是中国近些年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这方面，中国的优势明显。首先是市场大，收入处在快速增长期。数字经济对市场有非常强烈的依赖性，只有比较大的市场才能形成商业模式。其次，中国产业配套能力强。我们看到中国在数字领域已经有一批走在世界前列的企业。

但是，在创新方面，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我国的创新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基础研究跟不上，创新到一定阶段将会后劲不足。

第六个新动能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治理，还包括绿色的消费、绿色的制造、绿色的融资、绿色的创新。中国需要逐步形成一个绿色经济体系。绿色经济不仅是做减法，更多是做加法和乘法。

维持中速增长有更高的体制政策要求

上述几个与中速增长期配套的增长潜能，对体制政策条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如果不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相关的体制机制政策问题，这些新潜能很可能是看得见却抓不住。

下一步，应该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建设一个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所谓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

近期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在与国际组织谈判中涉及的一些改革议题，包括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这些改革并不是别人让我们改革，而是我们自己要改。

十八大以来的很多中央文件明确提出了这些方面的改革，问题是如何真正落实。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要把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开放的动力。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从改革的机制来讲，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过时。有人问，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我们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我想说的是，40年前、30年前、20年前我们面临的那条河和现在的河不一样。我们要讲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就是我们要过河，它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指方向，往东还是往西，方向不能偏；第二个是划底线，什么事不能干，什么要避免。

接下来是如何解决具体问题：有多少块石头，这些石头到底在什么地方？这需要我们去尝试。中速增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到底如何推进，坐在办公室是想不出来的。

要让尽可能多的主体去尝试，而非只靠政府去尝试。应该发挥各个地方、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大量试错找到对的符合实际的管用的办法。这是很重要的改革方法论。

按照这样的改革方法和机制，下一步要切实推进土地、金融、财税、社保、国资国企的改革进程，使各方面新增长动能得以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