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险投资也应遵循
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专家访谈·北京）在蜂涌而至的互联网投资热中，中国的风险投资应该如何走好自己的路，中国政府在风险投资中扮演什么角色，怎样才能更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就这些问题《中国新闻60分》“中经点评”栏目组采访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胡祖六博士。

　　中央台《中国新闻60分》栏目　记者（周丽芳）：胡博士，能否请您从风险投资的角度谈一下目前中国建立风险投资体系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胡祖六博士：首先，风险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信息产业的兴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建立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是政府一相情愿的事情，需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大气候、大环境。我个人觉得，第一点就是，风险投资的性质是为那种比较长期的、高科技的、有创意的公司进行投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退出机制，那么怎么样形成退出机制呢，就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环境。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就没办法实现投资的回报，所以，我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发展资本市场。对我们国家来说主要是要把上海、深圳的A股市场建立好，使很多新兴的民营科技企业能够顺利上市，这样早期的投资者才能把资金收回，也就是说应该建立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资本市场。

　　第二点就是明确产权关系。投资都是要求回报的，所以产权一定要明确。美国为什么能够有很多风险投资基金，就是因为产权非常明确，就可以做到化解风险。因为很多公司，特别是小公司有很多法律纠纷就是因为产权不是很明确引起的，这样投资者就会望而却步。

　　第三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自由的、宽松的政策环境。如果一个国家的投资政策管得太严、太死板的话，比如说如果政府的各种规章、政策很死板，很苛刻，民营的科技企业没有机会，即使投资形成了以后，从一些方面过分地干扰、阻挠，这部分资金就形成不了气候，整个科技行业就没有前途。所以，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点就是要有一种文化，社会要鼓励投资者承担风险。这一点在美国、欧洲等国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鼓励个人不断去创新，把那些传统的旧思维不断地屏弃掉，而增进一些新奇思想、新奇行为。传统的思维往往都是默守陈规，一般对新思想、新行为不太能接受，所以很多人的创新精神就没有了。从这点来讲，要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就要把一些钱用在建设投资环境和文化氛围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第五点就是要有人才。因为搞风险投资基金并不是政府摇身一变就可以成功的，以美国成功的风险基金为例，都是需要两类人才：一类就是有很好的经验的投资银行家，知道往哪个方向投资是有潜力、有效益的；第二类就是大公司、高科技企业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比如是IBM公司的，微软公司的，或者惠普公司的，他们有成功的经验，技术面、知识面很广，知道一个思想、一个主意有多大的科技价值和商业价值。所以说人才是十分重要的。总结一下就是说：第一要有一个总体的资本市场；第二就是要很好地保障财产权利；第三是要有一个自由宽松的政策环境；第四就是要有独立创新、独立承担风险的社会文化；最后就是要有很好的人才，要鼓励、培养大量的人才。

　　记：您刚才谈到的这几个方面，就中国来说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那么，从目前中国的这种情况来看，您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在建立风险投资体系的过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作用呢？

　　胡：我想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侧重于大环境。第一，从建立法律法规方面，要能够适应任何一个学者或企业家提出的问题，能够通过立法机构，象人大常委会去协调，要有相应的保障产权的法律规范，现在宪法已经开始承认民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第二，我国在鼓励吸引外资方面虽然有不少的优惠措施，但还存在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政策相互矛盾。比如，从我们国家整体来看是要吸引外资，但另一方面在很多产业又限制得很严。所以，我认为政策上要配套，法律上要健全，这是基础性的东西，是一定要做的。

　　记：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具体到市场上政府应该尽量少参与？

　　胡：政府的工作只是建立一个大的框架，比如说，我们有《证券法》，只要由证券管理委员会、证监会，去监督有关机构按照这个法律来运作就可以了，具体怎么做，要给市场一个空间，不能阻碍它的发展。所以，有这么一个条件以后，很多国内外的投资者就觉得政策上很好，就会来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也许会给很小、很不起眼但是很有潜力的公司投资，使它壮大到一定程度的以后，也可以在上海挂牌上市，这样投资就可以收回了。现在等很多公司在国内很难上市，所以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只能到国外上市。可是在国外上市又存在冲突，比如说，你在海外上市，你的国内资产需要很多审批的手续，给企业家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很多风险，这些风险是上亿的。本来一个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于一个互联网公司或光纤通信项目的资金就是上亿的，在中国，除这些上亿的风险外又加上很多政治的、法律的不确定因素，使人们更加缩手不前。

　　记：您认为在中国建立风险投资体系，在具体的资本市场的运作上只要遵循它自己的经济规律来建立就可以吗？

　　胡：我想基本上就是说要有一个法律的监管框架，然后，比如说对于上市公司，可能有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会去跟他谈，他们有经验，认为这些公司已经成熟了，缺的就是国家的证券法规所规定的必须的程序，办好了手续以后，什么时候上市、选择什么样的价格都由市场情况来决定，政府就不用去干预了。象我们过去十年实行政府指定，哪些企业应该上市，应该谁上市，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市，发行价格是多少，这完全是违背市场行为的，结果现在很多上市的公司一直都不好，反而让投资者失望。所以，应该由证券市场和投资者共同来决定哪家公司应该上市。

　　记：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比较特殊，象国有企业，它的条条框框毕竟比较多，那么您认为国有企业在进入风险投资体系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怎么做呢？

　　胡：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都是投资于刚刚起步的、成立伊始的小企业，而国有企业现在要和国际接轨，他们存在的都是机制问题，并不是说投多少钱就能解决问题的，国有企业存在的是管理的问题，是机制的问题，所以，更着重的是产权和公司自由度的问题。我们所说的风险投资基金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这一根深蒂固的体制上的问题，风险投资基金的目标是投资于那些有潜力的、新型的企业，当然包括高科技企业，因为这些企业都没有成熟，没有历史，所以商业银行都不可能对他们投资，也不可能从资本市场筹集到资金，所以在早期，还需要风险投资基金介入，风险投资环境是一种催化剂，为一些很小的新兴企业提供资金，使它能够发展壮大，逐渐成长起来。

　　记：从目前国内来说，好象互联网这方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比较大，比较多，也比较引人注目，那么，这一点是否是全球的趋势？对中国来说是否也是先把互联网扶持起来，国外的投资者是否认为投资于中国的互联网能够获得很大的利润呢？

　　胡：互联网确实比较有利润，在全球，尤其在美国是这样的。但是虽然美国的互联网投资很热，但风险投资基金并不是只投资于互联网，还有很多别的产业，特别是高科技的各个领域，比如说生物工程、制药等有潜力、有很大商业价值的科技领域都有风险投资。之所以会这样，我们知道是因为：第一，现在互联网在全球都很热门；第二，互联网领域集中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但是，现在很多人才也存在于其他领域，比如说生物工程，所以，风险投资基金并不局限与投资于互联网。

　　记：您看在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利用市场或其他方式把风险投资基金引导到其他行业中去，而不要一窝蜂的都投到互联网上去呢？

　　胡：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市场是自生自灭，最后发现投入太多了，互联网领域已经很拥挤了，预期效益也变得很低，就会有人向其他被人忽视但同样具有潜力的产业发展，这些都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任何人都不必太担心。有一个例子，以前有一个公司要上市，政府就要中科院和科技产业部去做鉴定，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科技企业，这种做法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个企业一旦上市以后，投资者因为它是经过鉴定的，认为一定是高报酬、低风险的，就都投资，但万一效益不好，就会怪政府。其实政府的设想是很美好的，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都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否则其结果只会是事与愿违。

　　记：刚才您谈到，国营企业的风险投资是一个非常难办的问题，您认为应该怎样做才能把国营企业救活？

　　胡：我觉得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国营企业的机制问题，国营企业关系到中国产业，国营企业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东欧、前苏联，甚至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是低效益的，象英国，法国，象美国的国营企业基本上很少，美国只有一家就是邮政系统属于是国营企业，但是效率是最低的，服务是最不好的。所以，国营企业这个问题不是中国一家才有，总的来说都是体制问题。

　　现在都在说国营企业上市的问题，但是上市并不能解决经济效益这个根本问题，上市只是一个过程，最大的国营企业对国家来说作用是最大的，但他们的问题也是最严重的。比如要在香港上市，要做很多工作，并不只是要到资本市场上去圈一笔钱，你去做就行了，这只是一个过程。比如象对公司来讲，要建立现代的董事会制度，这个董事会不只要有国家和法人代表，而且要有三个独立董事来共同组成，独立董事是代表小股东的利益，来监督企业经理层的任职，把管理层人员的薪金等利益同公司的利润挂钩。我举的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社会化、投资比例化能够促进公司改制、改组，公司赢利的目标完全是凭借利润来实现，这个利润关系到企业中的每一个人，这样的企业才能有希望，才能有效益，才能够有竞争性，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样的企业才能有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里面逐渐发展，最终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实业公司之一。

　　记：刚才您谈到国有企业分散化的问题，基本上是从市场运作和经济角度来说的，这样会形成资本的社会化，将来国家的体制管理也会随之而改变，这是否是一个纯资本主义社会的改变呢？

　　胡：市场经济是没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分的。

　　记：可是这不是会使得部分国有资产分散到个人手里吗？

　　胡：是的，这样做产权肯定会是分散化的，就是很多个人成为小股东，这是很好的事，因为这样职工才有积极性，你所担心的问题是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会不会出现不公平现象吧？

　　记：对。

　　胡：这是肯定会的，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税收来调节两极分化。一个合理的、理想的社会化的目标是公平，而不是公有，公有只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大家都还比较贫穷的时候存在的。我们国家搞了这么多年的计划经济，搞公有制，并没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所以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提高效益，使个人收益实现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不公平现象是很自然的，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调节，比如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所得税制度，美国也是这样，比尔·盖茨可以腰缠万贯，但他要交税，然后政府再将这部分资金进行再分配，救济那些穷苦的人，以调节不公平现象。所以，公平的含义不是说最后的结果完全等同，而是指机会均等，每个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最后还会有贫富之分，这本来就是一个事实，还是需要有人走在前面，而且越快越好，但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记：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胡：谢谢。

（中经网·电视媒体部徐剑、雷蕾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