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 建

　　(50人论坛.北京)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了明显提升，投资、消费、出口以及贷款的增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兴旺势头。但是在讨论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时候，仍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可以概括为“V”型走势与“N”型走势两种意见。
　　所谓“V”型走势是认为目前的经济表现说明，1998年以来国家启动经济的政策已见显效，目前的经济增长加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起点，甚至是又一次经济增长长周期的启动点。
　　所谓“N”型走势是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虽然出现了增长加速势头，但其基础并不牢固，很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再次走出向下的曲线，而真正能走出低谷尚待时日。
　　比较这两种认识，我更倾向于后者。
　　首先看经济增长的结构，动力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由国债投资所形成的对重工业的拉动。今年上半年，重工业率增长高达12·2％，比轻工业高出2·3个百分点。重工业提供的产值在新增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高达63·7％，而1998～1999年这一比重害不到50％。另一方面，重工业是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方，重工业好，国有企业也表现不俗，今年上半年增长率高达9·8%，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工业企业的增长率在9％以上的年份只有5个，即1983、1985、1987、1988、1992年。但是这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1％以上，目前却只有8％，由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增长潜力已经到了极限。
　　矛盾主要还不在于国企的增长潜力，而在于国债的增长潜力。虽然从国债发行额和累计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我国还不算太高，但是国际上一般认为，国家财政对公共赤字的依赖率的合理区间应该在10～25％之间，突破了25％就会使财政平衡收到严重破坏。我国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没有债务发行权，国债都是由中央财政发的，而中央财政目前对债务的依赖率已高达四分之三以上，继续扩大国债发行，已有难以为继之虞。根据有关方面测算，为保今年经济增长7％，投资增长需要达到10％，而若集体和个人投资仍保持当前的速度水平，到年底前就还需增加500～700国债发行才能达到10％的投资总体增长目标。如果国债难以增加，造成目前景气之一的国债－投资－重工－国企－经济增长的链条就会断裂，而直到目前，我们既没有看到出台继续增加国债的方案，也没有看到启动其他社会投资的替代国债投资方案。
　　动力来源的第二个方面是出口景气。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比上年同期迅猛增长了近40％，而新增出口的70％以上集中在美、日、欧三大主要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占近30％。出口需求猛增，强劲拉动了工业生产，上半年工业出口产值增长了27·2％，拉动同期工业增长近3个百分点。
　　上半年出口增长快有恢复性因素，因为去年上半年出口增长是负值（－4·7％）。但是去年下半年出口增长15·5％，形成很高的“翘尾”图形，所以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长延续到下半年，由于去年的“翘尾”影响，增势就会减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也会相应减弱。
　　对出口增长的更大威胁是来自于外部。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景气恢复，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的进口仍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去年美国贸易逆差增幅高达57％，今年1～5月累计为3550亿美元，又猛增34％。根据美方统计，对我国的贸易逆差5月份也比4月份上升了8·1％。
　　美国迅速增长的贸易逆差，主要是由于1995年以来美国股市泡沫膨胀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在资本项下形成大量顺差。但是今年4月以来，主要支撑美国股市增长的所谓高科技概念股已经破灭，迫使美国经济实施“软着陆”政策。而由于1995年以来所形成的虚拟经济“泡沫”过于巨大，能否达此目的尚在祸福之间。根据国际有关分析机构的估计，如果美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跌至“0”以下，并拖累世界经济进入严重萧条。即使是能够实现“软着陆”，由于必然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出，长期依靠国际资本流入维持的美国贸易逆差在国际资本大量外流后必须强制收缩，对我国和其他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来说，出口方面的景气就会消失，所以无论从怎样的角度看，对下半年我国的出口形势都不能乐观。
　　许多研究指出，今年以来影响经济增长加速的诸因素中，消费需求上升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前6个月的实际消费增长率已经高达12·2％，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4个百分点。但是必须注意，从今年初到6月末，银行新增的消费信贷即高达820亿元以上，相当于同期新增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50％以上。此外，根据对城镇居民的家计调查，今年以来居民用于住房方面的开支，比上年同期猛增了70％以上。这些消费信贷的投入，主要是配合住宅商品化，用于居民购买住房等方面。我国新旧住房的存量都很大，这种形式的消费需求增加，对同期消费品生产的拉动作用极为有限，所以虽然从统计数据看存在着消费额的高增长，但是却没有看到消费市场的火爆以及轻工业的繁荣，而已出现了30个月以上的“通缩”现象，虽有浅度反弹，却仍在持续发展。
　　所以我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总的评价是，如果美国经济不出大的问题，上半年的经济景气可以持续到下半年，势头可能会有所减弱，但全年的经济增长应不会低于8％，而若美国经济真如国外某些分析所说的那样，进入10月份以后“纳指”跌破2500点，“道指”击穿8000点，由美国经济萧条而引发一次全球性的经济严重衰退，则今年保7％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明年的经济增长一定会走出“N”型曲线。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是结构转换。我国人口的70％以上至今还生活在农村，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转换中仍然蕴含着极大的高速增长动力。目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是二次产业的庞大供给能力与一次产业中庞大的低收入人口并存，就消费需求主体看，人均收入水平只相当于500美元左右，而从作为供给主体的二次产业生产能力看，已达到人均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由此形成需求与供给之间循环链条的断裂，是形成我国低水平供给过剩现象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20年中，中国农村人口工业化的基本动力是产生于发展战略转轨所引发的积累消费比例的根本性调整，给农村人口进入非农产业提供了可与其知识、技术和资金积累水平相匹配的巨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空间，以及“亚洲四小”对中国沿海地区转移资金、技术和市场，给沿海地区农村人口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海外市场。这内外两个因素使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业劳动力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以上下降到90年代后期的50％以下。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轻型”阶段进入到“重型”阶段，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逐渐狭窄，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也趋于饱和，表现为从1994年开始，占出口创汇第一位的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让位给机电产品。由此出现了乡镇企业的全面萎缩，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所吸纳的劳动力与最高峰时相比减少了4000万人以上，而三次产业中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再次上升，不仅标志着结构转变的停滞，也标志着高速增长期的结束，这就是1998年以来以宏观总量扩张为主体的启动经济政策难以奏效的原因，从中也不难看出诸如消费需求不足、民间投资难以启动、集体工业增长乏力等困扰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根源。我国严重扭曲的“二元结构”产生于改革前30年我国在特定国情条件下所形成的体制与战略，在改革开放20年中，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条件下，“二元结构”矛盾曾一度缓解，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国内外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有利于缓解“二元结构”矛盾的条件逐渐消失，如果我们不能在新的发展阶段从解决“二元结构”矛盾入手，创造出结构转换的新动力，经济增长就难以再现前20年的辉煌。但解决如此巨大而复杂的结构矛盾，绝非短期可行，而必须着眼与中长期。由此而言，启动未来一轮经济增长的政策着眼点，必须从目前的短期宏观总量政策，向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政策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