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余永定教授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决策者应通过三种方式应对疫情危机”的评论文章，文章中他建议中国政府“应实行更有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文章说“中国人民银行应当继续尽量降低利率，并向货币市场注入足够的流动性。在控制病毒扩散的战斗中，政府不应过分担心预算赤字是否超过GDP的3％。”

事实上，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政策建议。早于2019年1月的总理专家学者企业界座谈会上，他就提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中国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当时，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便是“中国需要继续财政和货币的双扩张”。

更为要紧的是，余教授的观点从来是道不孤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学商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宽松的货币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创造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财富；而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只会造成通货紧缩，带来经济萧条。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政府大力推动政府投资，货币供应增速惊人。

那么，这种余永定式的应对，是否有效呢？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早于上世纪20年代就回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一书里，他指出“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的萧条。财政和货币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它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而弥尔顿.弗里德曼也于1990年代指出，货币刺激的初始效应是正面的，只有到了后期，刺激的负面效应才显露出来。无可否认，在短期内，余永定所建议的双扩张政策，无疑是积极的、正面的。譬如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就于短期内稳定了经济、促进了就业。但问题却在于，这种短期有效，却是建立在有损于一国长期竞争力的基础之上。

反观，另一种相对的应对之法，即反扩张的乃至从紧的应对，如：英国于1719年开始启动的金本位、如美国国会于1866年4月通过的《紧缩法案》、如1979年开始的沃尔克的高利率政策，却是另一种景象。无可否认，在启动紧缩政策之初，经济都会随之下行乃至“衰退”。但我们也更应该看到的是，“衰退”之后的经济表现——当年的英国正是在1719年英国启动金本位后20年时间里，爆发于那场深刻的影响着人类进程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同样，在1866年美国启动《紧缩法案》后，美国迎来的不是大萧条，而是快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此外，沃尔克的大紧缩，不仅使得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最终被扭转，而且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的发展，以及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他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也认为沃尔克是“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从这可见，短期的“衰退”，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这种所谓的“衰退”，正是创造性毁灭机制被激活启动，是经济对在繁荣时期的浪费和错误作出的一种相应调整，并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有效服务体系。这种调整还包括清算那些错误而浪费的投资，出清“僵尸企业”，从而使得大量滞留在僵尸企业那里的有限资源，得以重新优化配置。事实上，它是由经济体中高效率的元素，所发动的一场恢复性的运动，它所终结的只是由虚假繁荣而带来的扭曲。“衰退”是一个经济周期步入良性运行前的“恢复”过程，如同瑞雪终结了害虫，可以带来丰年一样。当“衰退”一旦结束，发展也将更为健康。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启动，这种“衰退”固然对旧方法、旧产能造成了毁灭，但同时却也迎来了对新方法和新产品的创造。创新和新的产业革命就此而出现。也正是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企业和社会经济才在这样的创造性毁灭中更加健康地发展起来。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余永定教授的双扩张政策建议，根本就是一种——产业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可成为留待日后考虑的问题，如何应对短期困难才是要紧之事——的建议，值得警惕。因为，这种政策虽然短期有效，在它的弊端也很明显，它会固化既有产业结构，而令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计划，被短期的困难所搁浅。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内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涨，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而这两年时间里，国际产业体系，事实上已经先后两轮，受到中国因素影响——先是中美贸易摩擦，后是如今这轮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这已经让国际社会意识到，过度依赖中国，风险实在是过大。可预的是，疫情后，国际产业转移将再次加速。

所以，就疫情过后的中国，不独要思考稳增长、稳就业，更要尽早思考，如何应对这种趋势，尽早思考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以因应这种趋势。毕竟，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并非其他国家无法取代。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种趋势，只是采纳余永定的建言，一味地重复过去的双扩政策，来保增长、顾眼前利益，来固化既有的产业结构，而不是激活创造性毁灭机制，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那么，我们很可能将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在当前的国际产业形势下，中国很可能无法享受到像越南、印度这样的新兴工业国大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相反，由于新兴工业国加入战团，而使得国内产业更加疲敝。也就是说，由于产业结构不能实现转型，在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在低端产品上，我们无法与越南印度等国展开竞争。而在高端产品方面，我们又无法与欧美国家展开有效的竞争，从而尴尬的卡在了中间。

既然持续的货币和财政双扩张之路，无益于中国经济长期的战略发展需要，那么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首先，需认识到是，除货币财政双扩张之外，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还有很多。正如经典经济增长理论所表明的，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制度完善与创新等因素，而其中稳定和良好的制度结构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由此可见，进一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此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大有空间；

其次，需要降低逆经济周期的双扩张政策的频次，通过顺周期的“衰退”来激活创造性毁灭机制，实现大创新，并以此来提升技术进步，正如前面所述，这种应对有很多成功的先例；

最后，政府应全面减少企业成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强调了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他认为将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是妨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而最主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就是赋税和地租。因此，要增加国民财富，扩大资本积累就必须有效的降低赋税和地租。正是基于此，为了促进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政府应从降低税负、用地成本、社保成本、用电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入手，全方位降低企业成本，从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