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乐观的估计是疫情将在二月底三月初达到峰值，四月底五月初结束。这意味着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基本处于疫情的冲击之下。受疫情的冲击，目前电煤的用量（可视为发电量）仅为去年同期的百分之六十；铁路旅客发送量仅为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同时港口货物吞吐量（可视为进出口量）也大幅下跌。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供给和需求同时发生的，表现为供给和需求的同时下降。在供給方面，是复工复产难以全面展开。在需求方面，是出口、投资、尤其是最终消费的急剧下滑。如果疫情继续延续，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行。甚至会出现季度增长低于百分之三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力控制疫情，尽快切断疫情的冲击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心。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虽是全面的，但也有轻重的区别。从供给侧角度观察，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冲击相对较轻，制造业次之，服务业，尤其是餐饮、旅游、商场等较重。这也构成了复工复产的顺序。从需求侧角度观察，疫情对投资的冲击相对较小，对消费的冲击虽大，但也易恢复。但对出口的冲击可能比预计的大，而且恢复不易，需重点关注。

国际经验表明，外部冲击经济的最大凤险是经济运行偏离原有的轨道，出现了脱轨，不仅恢复不易，而且因众多后遗症，带来新的问题，陷入不良循环之中。其实国内外关注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问题都反映了这一担忧。为防范这一风险，在抗击疫情中，应保底避免经济过分偏离轨道。以下三点十分重要：保民生、保企业、保就业。

保民生。消费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供应是抗击疫情的重要保障。现实客运管制的情况下，应保证货运的通畅，尤其要梳理涉及菜篮子的农产品供销渠道。既保证消费者的需要，也为农户实现收入，支持其消费。这对养殖户尤为重要。使其可持续经营，从而避免疫情后的供应断档和物价的暴涨。

保企业。在疫情的冲击下，企业不仅会成本上升，支出增加，而且因销售收入減少，出现现金流紧张，极易出现经营困难并蕴藏着关闭的风险。除减税降费等弥补企业支出成本外，不抽贷压贷展期顺延，甚至支持性政策贷款也十分必要。以外部现金流来补充内部现金流不足应成为金融支持抗疫的重要政策安排，以舒缓企业经营困难。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保就业。从宏观上看，这次疫情最大的冲击是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和近三亿农民工的收入上。除鼓励企业少裁员不裁员外，应釆取特殊措施对服务业，尤其小微服务，如小饭馆、小商店等非正规就业人员及零工收入支持。这些人员通常没有失业保险，需要另辟渠道给予救济。可采用扩大政府购买服务或以工代赈的方式列入财政预算。这既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维持了未来的消费能力。与此同时，国际经验也表明，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财政政策明显优于货币政策。这是因为货币政策仅作用于总需求，而财政政策还可以作用于供给侧。总的来看，为提升总需求，货币政策适度放松是有必要的，但更必要的是更加积极的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为此，中央财政赤字率可考虑在百分之三以上，并通过对金融机构发行特别国债，再由金融机构适当分销予以弥补。同时也应容忍地方政府债务上限适度提高。我们认为，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补短板精准施策，辅之以货币政策总量上提升总需求，以舒缓冲击为目标，防止经济脱轨。

尽管目前还处于抗疫的关键时刻，但疫情或早或晚总会结束，因此要做好由抗疫状态转向正常状态的过渡准备。目前疫情已在湖北和非湖北地区出现分化的迹象。预计随着时间推移，分化将更加明显。根据这一分化，适时对抗疫安排做出调整。对疫情基本消失的省份，应全面复工复产；对疫情缓解的省份，应调低响应等级，部分复工复产；对湖北省某些涉及全局的关键产业和企业，在做好工厂防疫安排的同时，尽量复工复产。在上述基础上，创造条件，尽早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以稳定群众的信心与预期。

这次疫情也暴露了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上的短板。中国的人均GDP现己达到一万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社会，需要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基础设施及相应的社会治理能力。在坚持五位一体改革基础上，要重点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要顺应城巿化的发展趋势，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而定居化，以弱化人口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态势。这要求政府投资更多转向诸如公共卫生、教育、包括社区在内的社会组织与设施等民生领域。相应地也要加快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服务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