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情况看，抗疫的全国形势逐步向好，新增确诊病例降至百位数，很多省份确诊病例零增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2003年SARS危机是一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此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取得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在防范和抵御2009年的H1N1和2013年的H7N9等甲流及禽流感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我国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与我国居民人均健康寿命和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是直接相关的，部分指标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以健康绩效的国际比较为例，2016年，我国人均居民健康及寿命指标达到了68.7岁，高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0.3岁，高于美国平均水平0.2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4岁。这是很不容易取得的成绩，这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大体相适应。

　　但是也要看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的一些短板，有的可以说是漏洞。有几点可以总结思考。

　　第一，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专业人员短缺的问题这次就暴露出来了。据全国的统计数据，疾控机构的卫生人员占全国卫生人员的比重，从2009年的2.53%下降到目前的1.53%。期间我们提出了“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明确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指导思想。但从实际情况看，还缺乏相应的落实机制，还有很多短板要补上。这次疫情就反映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很多具体的问题。

　　第二，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国家花重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了法定传染病网上直报系统。据媒体报道，这个系统在防止几次甲流扩散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却几乎形同虚设。这个教训需要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从去年年底到武汉封城这段时间，我们从媒体的报道看到，湖北、武汉和国家疾控中心等部门举措失当，发布的信息相当迟疑混乱，以致迟迟没有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造成疫情大面积扩散的被动局面。当然，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全党动员，军民团结，全国一盘棋，支持武汉和湖北，并采取了果断封城措施，战疫现在取得了明显进展。这场疫情给国家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现在还难以估算。这与去年底今年初，近一个月内，传染病网上直报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直接相关。

　　第三，最先发现传染病的肯定是患者和医院的医生，怎么使社会舆情和正规渠道的疫情发布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探讨的大问题。虽然不能说某个医生发现了疫情就可以随意自行发布引起社会恐慌，但是有人发现了疫情，也不能把在一线看病的医生视为造谣者，加以训诫，并且在电视台上公布。如何处理疫情的上报、处理一线医生以及一般民众对疫情的反应，这也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需要正视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如何进一步建设好公共卫生系统，网上有很多文章写得很好。我只想提一点，也可以说是重申17年前在抗击SARS疫情时我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提出的建议，即建设公共卫生系统和医疗机构改革要协调发展、同步进行。

　　一是因为公共卫生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以医疗机构为载体。例如，公共卫生系统中的医疗救治，包括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传染病区、专科防治机构、医院的急诊科、院前急救的机构和职业中毒以及核辐射的救治机构等，大部分都和医院有关，与医院密切联系。所以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离不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二是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工作岗位的互换性、替代性很强，医护人员在这两个体系之间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这两个体系间的体制衔接不顺，运行机制不协调，例如同等级医护人员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会造成医护人员的不合理流动。这次疫情发生后，有一些文章反映，这类情况的确存在，也是近年来公共卫生防疫部门人员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实际工作中不能够脱离医疗机构的改革单独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两者必须统筹协调推进。近日，我看了一篇地方疾控中心的专家写的文章，反映由于日常情况下公共卫生部门的医生工作量不太多，报酬相对低，人员流失，呼吁提高公共卫生专职人员的待遇，加大对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培养。

　　此外，我想谈谈有关非公医疗机构在这次抗疫中发挥作用的问题。最近我看到了好几篇文章，说这次抗疫充分体现了公共医疗机构的力量，还有公共卫生系统的力量。而民营的、社会办的医院几乎没起什么作用。有的文章观点比较绝对，说这次战疫说明，所有的医院都应由国家来办。其实这种论点很早就有，现在有些人借这次防疫，进一步论证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应由国家统办、统管。我认为，这样指责社会办医不符合事实，而且理论上也有问题。在这次战“疫”中，许多非公医疗机构是踊跃请战，积极抗疫的。在国家发改委3月2日的官网上，发布了一篇《行业协会商会在行动：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组织全行业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指出非公医疗机构协会以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全力动员社会办医疗机构投身疫情防控。仅截止2月27日的统计，全国有593家非公医疗机构参与抗疫，累计收治确诊病例2111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愈出院1112人，并且派出了244个医疗队伍共3860多名医护人员，还捐赠了大量的医疗防护物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非公医疗机构在这次抗疫中发挥的作用和公立医疗机构相比差距很大。原因之一是目前我国大多数社会办的医疗机构多集中在专科，眼科、牙科、骨科、生殖科等，很少有呼吸科，综合医院很少。现在基本没有民营办的传染病医院，因为传染病与公共卫生联系得很密切。所以，在公共卫生的应急事件发生时，民营医院的医护人员素质以及医疗设备条件与公立医疗机构相比，客观上就有很大差距。

　　我认为，不能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时的特殊措施衡量正常情况下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式。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也有重大区别。公共卫生防疫在世界各国都是政府的责任。在公共卫生方面发挥政府责无旁贷的作用，并不否定在向居民提供日常医疗服务方面发挥非公医疗机构的作用。不能以公共卫生应急状态下的情况否定社会办医，正如我们不能用战争状态下的经济社会特殊运行体制取代正常的社会经济体制。

（本文系作者3月7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体系治理变革”专家网络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