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危机是系统性停摆，不能用传统观点来认识

这一次危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范畴，是一种超级外生冲击下导致的经济体系出现的剧烈震荡。大家会看到的，第一是供给损失，第二表现为需求的急剧收缩。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供求急剧收缩的过程中，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对病疫扩散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的不确定性产生的超级恐慌。这种恐慌和预期，直接导致大家的交易模式和行为模式发生变异。

因此，目前的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冲击，必须用一种新框架来认识它，而不能用传统的观点：由于经济的高涨，经济内在缺陷和内在问题，在某个环节出现了断裂，然后引发了典型的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以及信用危机等等，然后导致资金链的断裂，最后导致经济萎缩、经济萧条，必须用这种范式来认识它。

目前很重要的一点，疫情的产生直接导致大家对未来世界经济的状况有比较悲观的预期，由于疫情的超级扩散性，使各个国家很可能采取严格的隔离、封城、封国的举措来进行疫情的控制。而这种疫情控制直接会导致全球生产体系的崩溃，出现短期休克，这个休克就会导致生产链、供应链出现断裂。这种断裂跟经济萧条所带来的经济运行减缓、经济生产的下降不一样，它是休克，突然一下就停止转动了，而不是转得慢的问题。

这种现象以往没出现过，大家不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从目前看到的中国2月份的数据，这种现象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会超过以往历次经济危机条件下的冲击。因此出现了从2月底，特别是3月中旬以来欧美金融市场的大动荡。

这个大动荡直接和根本的原因，还是对疫情的预期。当然可能一些间接的原因是由于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导致的这一情况。目前对疫情的认识，一定要认识到它不是周期性的冲击，也不是内生性的冲击，也不是外部扰动的冲击，而是系统出现停摆的冲击。

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本来就存在深层次矛盾

这几周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包括各种各样的货币政策刺激手段，但是股市还是该熔断还是会熔断，其实暴露出资本市场本身就有一些深层的矛盾。金融市场本身有放大波动的效应，因为它是很重要的金融加速器。预期的变化是导致金融波动的很核心的因素。

很重要的一点，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上一轮所产生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

比如，第一，非金融公司债的债务率、杠杆率较2008年还要高。

第二，在公司债里，或者说在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相关的一些基金的资产负债表里，它的高收益债、垃圾债、BB级的债占比太高。

第三，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在长期的低利率下出现了系统性的资产错配和系统性套利行为。以往在美国市场经常出现的，通过发行高收益债获取相应的资金，再到股票市场上进行回购的操作，一方面导致债务市场的发行量、债务率大幅度上扬，另一方面导致了股票市场出现了泡沫，市盈率达到了历史新高。这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

第四，全球目前的债务率太高，债务总量已经接近260万亿美金，债务率已经超过了320%的水平。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经济体，它们的一些指标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第一我们会看到法国、俄罗斯的非金融债务率上升非常猛，第二个是新兴经济体，以美元计价的主权债务大幅度上升。这样就导致它们很可能成为市场的薄弱环节。在这种巨幅震荡下，它们就有可能出现资金断裂，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疫情本质上是短期冲击，但要做好中长期应对

关于下一步的政策应该怎么去处理停摆，目前大家要认识到，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本质上还是短期冲击，不会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那样持续好几年，或者是像大萧条那样持续十几年，它的冲击是一个强劲的外生冲击。如果我们在疫情过程中，对经济系统、经济主体的保护到位的话，那么在短期休克停摆之后，它的影响可能就不会特别剧烈。因此在中长期来讲，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速和中国发展的态势，这个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当然，要防止这种一次性的、短期的剧烈冲击，不会演变成趋势性的、系统性的变化，所以第一，要对经济主体给予足够保护，不能让它在疫情期间，由于资产价格的变化、产业链的变化和资金链的变化而倒闭。要对经济主体进行足够的救助，使它能够渡过疫情的短暂时期。

第二，在疫情之后，我们就必须要实现经济循环的重启，重启时间越短越好。太长或者说推动力太小，可能就会带来系统性的损伤。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第三，要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些中期变化有一个很好的评估，特别是世界的产业链，由于各个国家疫情的进展状况不一样，因此产业链就会在局部首先造成很大的冲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一种具有弹性的，有备胎的供应链体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比如我们应对欧美下一轮的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第一，可能要开辟一些新的战场，第二，适度地进行内部转换，用内需补足外需。第三，根据欧美疫情持续时间的长度，对我们的外向型经济进行充分救助。这几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新基建可能是这一轮扩张性投资的先锋，但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体

关于发展新基建的政策，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第一要评估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它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快速恢复经济循环。在全球范围内抗疫胜利之后，能否同步恢复经济运行，这是第一要义。

第二，大家都在同步恢复生产，你要给它充分的需求拉动，并且这个需求拉动是能够让经济主体强烈感受到的。我们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需求拉动，应该体现不一样。因此有效需求、消费需求的扩张很重要，比如像一些地方发行消费券，对一些家庭强劲补贴，对一些企业生产保工保就业进行全面补贴。

复工复产阶段，一方面是行动的大推动，第二就是要对企业和经济主体进行救助，使它们保证生产力。第三，很重要的，就是要通过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同步让企业的订单保持相对的稳定。这几个方面都需要，而不是简单的只要新基建。

新基建可能是这一轮扩张性投资的一个先锋，但是它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体，因为它的规模量太小。因此新基建的核心问题不是做不做的问题，问题实际上是，第一，它的量并不足以带来大推动效应，对冲疫情所产生的缺口，以及全球经济收缩所带来的需求收缩。

第二，谁来实施新基建。它应该要超越传统的旧基建，要用多元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简单的政府主导来进行。因为很多新产业的运行模式跟旧产业是不一样的，新产业的运营和基础建设之间好多是分不开的，单纯的靠政府来进行，可能会导致很多的挤出效应，所以新基建的主体和方式要注意。

第三，它的资金来源也要多元化，而不是简单的财政兜底。在未来，中国的扩张政策一定是根据不同的阶段所面临的不同问题，来进行的多元组合的政策救助体系，而不是单一的。

这次受损最大的还是服务业，并不是所谓的基建行业，服务业才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重点，包括一些小微企业。实际上对服务业来讲，要用一些超常规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个体工商户的复工复产就不可能像大型制造业，不能经过简单的减税降费来刺激它扩大生产、扩大需求。同时很多服务本身又跟我们的社会秩序相关联，在这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它的方式与传统的刺激方式是不一样的。

调整供应链，开辟“一带一路”新战场迎来新契机

刚才提到的开辟新战场，其实与一直推进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衔接。但是，“一带一路”面比较广，因此也要进行分类。毫无疑问在目前，发达国家遭受疫情和经济萎缩比较大，肯定对传统的供应链和需求量带来很大的冲击。在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开辟一些新的市场，新的生产体系，这是“一带一路”战略本身就要体现的，最近它又提供了一个新契机。

但是这个新契机，第一，“一带一路”也要分类，因为这里面也有的国家疫情很严重。第二，还得要有中期布局，疫情本身是短期冲击，如果短期冲击导致我们整个战略体系马上出现一些大调整，可能也会得不偿失。

疫情管控发挥制度优势，但是基层治理也要有所反思

疫情是对我们的一次大考，是对治理体系的一次检验。目前看来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我们的举国体系，在党管一切的体系下，能够很好的发挥制度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同时，我们在过去过度地层级，过分地一刀切，也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所以在基层治理方面，还有一些以技术管理为特色的领域，是不是应该构建更为直接、更为透明的治理模式，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进行思考和重构。

最明显的就是卫生防疫警报系统，它纯粹是技术化的体系，要满足科学的决策程序，而不必要在地方过度地受制于行政的权衡。因此国家在构建这些体系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