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已导致全球范围内消费、投资、贸易与各种生产活动的停顿，以及失业率的攀升。近年来，经济复苏的进程本就不容乐观，而现在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还是极重的创伤——全球经济看来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上低位承压，负重前行。

看到标题，很多读者可能马上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近期很多国家近于“极致”的宏观逆周期调控措施，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已释放出巨量，甚至是“无限量”的货币。而最近再添粮食之忧，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

经济衰退是比较确定的命题，所以“滞胀”是否发生便主要要着眼于价格水平了。未来可能的全球通胀公式中也许会存在不只一个因子，而各经济体对各因子的“易感”程度和“受伤部位”也会各不相同。

首先，就货币而言

目前货币超发是各国普遍的无奈之举，影响是全球性的。但较之美国同行，以及其它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中国货币当局则显得更有定力，保留了“力道”——在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上，无论是价格还是数量方面，中方都留有更多的空间，货币冲击由此对中方的影响理应也是相对较小的。

海量的货币供给是应对疫情非常情况下经济“速冻”的短期行为，其必然随疫情缓释以及各国开始复工复产而逐步被回收。但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过早过大力度的回笼会致使刚起飞的飞机又载回地面；而过晚过缓的撤出，尤其是再叠加上货币政策的时滞，就会为通胀抬升创造条件。但不管货币供给如何变化，相信利率会在很低的点位上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总体宽松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较适宜的货币环境。

“好”在此前各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确切地说是核心通胀都不令人满意，中国主要是由于猪肉供应阶段性短缺造成了结构性的问题，加之目前石油战导致石油价格低到使总统和能源部长们都到了坐不稳椅子的地步，即便日后沙美俄再主导达成新的限产协议，石油价格相信在短期内也不会有太令人兴奋的表现。

货币最终是否引发恶性通胀取决于各国央行对局势演进节奏的判断和把握。

其次，就粮食而言

目前的防疫隔离和贸易阻隔（包括运输成本由于疫情的上升）都可能导致现时及不久将来的粮食供应安全问题。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几个主要的主粮产品出口国开始未雨绸缪，或已经或正在考虑采取出口限制措施，那么其他许多粮食进口依赖程度高的国家就将很快面临口粮及相关下游产品短缺的困境。中国由于除大豆以外大部分主要粮食作物的进口依存度并不高，加之超过80%的粮食储备率，短期应不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且如果时局需要，相信我们也会保留启动出口限制的权利。

至于再远一些的未来，比如看一个种植季之后的时间，中国也同样是比较幸运的。中国通过对疫情果断、有效的遏制最早走出危机时刻，并重新启动了复工的马达，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农业生产，使其并未错过春耕农时。相反，其他很多国家则可能很不幸地“正当其时”，疫情下人工和农资流动受限将通过对当地农业生产的现时打击而影响到更远未来的粮食自给。

当前，由于预期所致，国际，包括国内市场上，一些粮油的价格已由于预防性囤积而略微有所上涨。未来这方面较大的通胀压力将会主要体现在海外一些粮食自给能力差的国家，本国粮食短缺加之无法获得足够的进口补充，则必然引发其国内结构性通胀，进而引致全面通胀；同时，昂贵的进口产生输入性通胀叠加。作为后果，这些国家的货币将出现对内和对外同时贬值，而美元保持相对坚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对于前两个因子，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欧洲、加拿大，以及一些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俄罗斯、巴西、印度，还有阿根廷、泰国和越南等，恰恰既是主要粮食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而其中不少又是当前货币政策比较激进的国家。所以，货币因子和粮食因子将比较明晰地分别作用于处于不同“板块”的国家。对于很多粮食主要依靠进口的国家而言，粮食短缺因子将造成更为直接且猛烈的冲击，这些国家中包含了很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最后，来看可能的其它因子，而其可能会引发仅在中国发生的独特场景

对中国而言，货币供给与粮食问题相对都不至造成价格水平的危机状态，而较高的通胀压力很可能会来源于未来短期内激增的贸易顺差。

在疫情后期及褪去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海外诸国的达产率和彼此之间的供应链不能及时恢复而产生各种上游物资、零部件和最终商品的短缺，这时我国能够施以援手，凭借已近乎完全恢复的产能、全产业覆盖以及在国际供应链上的地位。而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促进了当时的出口，甚至可能获得一部分原本不属于我们的市场；而另一方面，由于对生产物资的需求大幅增加，出现出口性通胀，就像现在的溶喷布一样。这时市场出现无效性，必须由政府再次出面干预，比如实施或提高出口税，以应对价格（PPI）上涨的压力。

彼时形势变得被动还会有一层动因，即如果形成比较火热的出口局面，则将在汇率一侧，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综合前面的看法，就会出现相关国家货币兑美元贬值，而美元兑人民币贬值的情况。这对扩大进口、帮助世界走出经济衰退固然有利，但对于我国出口态势在更远的未来则将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贸易战仍“在线”的情况下，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复苏与稳定增长。同时，外汇占款又会对未来退出宽松政策造成掣肘作用。还有，前些时候开始盛传的“中国避风港”概念又会由此受到进一步鼓舞，在“资本与金融”项下进一步引发不必要的本币升值。

不过，两方面综合起来，通胀倒是可以反过来对人民币升值又起倒一定的抑制作用，市场具有一定的自发均衡调节机制。

作为总结，海外和我国都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本次疫情的剧烈爆发而滑向滞胀的泥沼，如果发生，大家也只是成因和深浅程度各有不同。作为历史大背景，2008年大危机以来，本轮经济复苏可谓“命运多舛”。有些重要地区和国家，比如欧洲和日本，因疫情而“雪上加霜”；又如美国，疫情和石油一起成为了点爆其内涵“泡沫”的决定性外因，使其原本至少看起来还不错的“繁荣”遭到重创。

在我国当前防疫复产两手抓的积极形势下，我们仍要保持十分警醒于各种不利诱因，防患于未然，在其出现迹象之时就预先采取措施并进行有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