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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
作者:陈东升(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    单位: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2020-04-20    阅读:5644次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长寿时代,这将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长寿时代的特征是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寿命延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预期寿命每10年会增长2岁-3岁,若干年后,相当多的人可能进入百岁人生。与此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结构转变为柱状结构,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


基于此,本文从社会、政府、企业3个层面探讨了长寿时代的解决方案,尤其强调企业应创新商业模式、引入共享及生态理念,对引导长寿时代下的产业变革与企业转型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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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的特征及形成



一、长寿时代的特征


当前普遍将人口转变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规模不变或增长极其缓慢;第二阶段是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低死亡率,人口增速放缓;第四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规模趋于稳定。


目前世界正在由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快速转向第四阶段,但第四阶段以及之后会进入什么状态?


我们在此提出长寿时代的概念,认为它将是人口转变后的新均衡。这一“时代”伴随着五大特征: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


1.死亡率下降至低水平


在19世纪,人类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当时生活水平提高、营养改善是决定性的因素。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使人们逐步摆脱了饥饿的困扰,增强了抵御疾病的能力。


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对死亡率的下降同样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以美国为例,由于通过水和空气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00年至1940年美国整体死亡率下降40%,预期寿命从47岁提升至63岁,原来在城市生活死亡率更高的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消失了。


到20世纪下半叶,医疗和技术进步与死亡率下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研究指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是得益于医疗进步带来的心脏病、中风等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降低。1950-2016年美国预期寿命提升了11岁,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长与65岁及以上人群生存率提升有关。此外,欧美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知识和现代医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推动了全球死亡率的快速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卫生健康领域非常重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死亡率的快速下降。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起的全民卫生运动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公共卫生的状况,显著提升了对传染病的防治能力。《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与解放前相比,到2018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6.1‰,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77.0岁。


2.生育率下降至低水平


在农业社会,人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孩子是生活保障和劳动力的来源,因此在高死亡率的生存环境下,高生育率是维持社会发展的需要。工业革命的到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生育意愿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首先,儿童死亡率的显著降低使人们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意愿产生了变化。孩子的质量与父母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相关,在潜在生育孩子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上,夫妻间需要寻求一个平衡。


其次,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增强了女性社会和工作参与的能力,改变了女性对生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应推迟了结婚和生育年龄。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从6左右降至3以下,到20世纪90年代已降至替代水平以下。其中,生育政策的影响只是一方面,而社会、人口、经济的发展变化越来越成为影响生育率的主导因素。


近年中国二胎政策开放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低生育率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才可能看出成效。


3.预期寿命持续延长


新兴药物的不断创新、先进医疗技术的普及应用和进步使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艾滋病等疾病逐渐从致死性的疾病杀手变成可控制的慢性疾病,人类的预期寿命得到持续延长。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主要的发达国家都保持了每10年增长2岁-3岁的趋势。以癌症为例,研究数据显示,与1991年相比,2017年美国癌症死亡率已经下降了29%,其中2008-2017年平均每年下降1.5%;2016-2017年下降2.2%,创历年新高。


人类的预期寿命还将保持稳步的增长,有预测研究指出,到2040年全球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都将提升4.4年,届时日本、新加坡、西班牙、瑞士有望超过85岁,另有59个国家也将超过80岁。


在中国,伴随着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人类的预期寿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20年间,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长了22岁,之后以每10年增长约3岁的速度稳步提升,到2018年已达77岁。


从经验角度看,经济、社会、医学的发展会不断推动人类寿命延长,人类的预期寿命可以持续地增长。


4.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老龄人口占比高峰平台期超越1/4


在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作用下,世界人口增速放缓,全球的人口年龄结构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形态向柱状转变,即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向均等化发展,老龄人口与青少年人口数量均等化。从更为长期的角度看,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人口年龄结构还可能出现倒梯形。


联合国数据显示,1960-2020年,全球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由37.2%降至25.4%;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由5.0%增至9.3%,并且预计在50年后二者将趋于均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继续保持高水平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明显降低,使得改革开放后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爆发性增长,抚养比下降、劳动力供给充分带来的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也已达到峰值。伴随着死亡率、生育率降至低水平并趋于稳定,预期寿命稳步提升,老龄人口占比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开始日渐趋于柱状。


二、长寿时代与健康时代


在长寿时代,人类的预期寿命获得延长,同时也面临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健康挑战。健康成为更为迫切的需求,且这种需求将更加多样化和长期化,成为健康产业成长的强劲动力,健康时代随之来临。


1.长寿时代疾病谱发生重大改变


人类疾病类型的流行病学转变与长寿时代同步来临。2002年召开的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就已经指出,当时全球各区域都正处于流行病学转变的阶段,即从主要罹患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为主转向罹患慢性疾病和变性疾病为主。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2017年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新生儿疾病、肠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下降,而缺血性心脏病、中风、慢阻肺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则大幅上升,特别是缺血性心脏病成为全球首要致死原因。


中国也正在面临同样的转变,中国1990-2017年致死和生命损失疾病谱前5名已经从传染性疾病、新生儿疾病等急性疾病、儿童期疾病转变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


2.长寿时代使得带病生存时间延长


在长寿时代更多疾病将与高龄老人共存,带病生存成为长寿时代的普遍现象。如果将60岁以上老年人寿命分为健康状态和带病状态,就会发现人群预期寿命增加主要是带病生存时间的延长,特别是各种非遗传性慢性病导致的健康损失并不会短期内致人死亡,而是与人长期共存。因此,获得的额外寿命是处于身体健康还是疾病状态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面对长寿时代带病生存的疾病负担在未来将对卫生系统的规划、健康相关支出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3.长寿时代将促使健康产业发展


长寿时代的“带病生存”使得人们与健康相关的费用支出剧增。


据国内外的有关资料,人均医疗费用和年龄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60岁以上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是60岁以下年龄组医疗费用的3-5倍。同时,老龄人口规模的增加必然带来社会医疗总费用的增加。


医疗技术创新是近年推动医疗费用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主流的医疗技术还是以医院内使用的针对重大疾病的治疗手段为主,此类技术的成本和使用门槛高,导致费用昂贵。将患者从医院引流进入基础医疗机构,使用更多低成本的医疗技术,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将不仅对患者自身的健康有利,也将对遏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长寿时代,随着人体的衰老,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关健康问题,“带病生存”成为常态,健康将成为个体关注的第一要素和最宝贵财富。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大健康产业的极大发展。


为人们提供健康生活解决方案,是大健康产业最大的商机,也将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在美国,卫生总支出占GDP的17.9%,大健康是最大的产业。美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卫生总支出占比达到36%;如果从55岁算起,29%的人口花费了56%的卫生支出。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房地产占比最高,其次是汽车,卫生总费用在GDP中占比仅有6.4%。


健康时代里最核心的产业是医药工业、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


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美国有15家大健康企业,中国只有2家算是大健康企业。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8万亿元,2030年达16万亿元。可见,中国大健康产业具有巨大成长空间和产业结构转变机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长寿时代与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居民高度关注养老资金是否充沛。


在公共养老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理性人将更有动机增加财富总量和延长财富积累期限来储备养老资金,形成旺盛的财富管理需求。因此,与长寿时代相伴而生的是财富时代。


1.长寿时代,养老金替代率是关键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体系改革以来,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从71.51%降至45.92%。中国的养老储备严重依赖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占比过低。由于企业负担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第二支柱养老体系迟缓,亟须提高第三支柱占比,让个人养老保险发挥更大作用。


2.长寿时代带来财富的增长


人力资本在第二次人口红利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


宏观层面,老龄人口占比提升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让渡给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的价值更加重要。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预期寿命越长的国家受教育水平越高。预计中国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18年的10.5年上升至2035年的12年。总之,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升将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亦将随之增加,进而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


养老财富积累期限的延长,也将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伴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与健康水平提升,健康低龄老人人数将大幅增加,叠加教育投入增加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的折旧将放缓,该人群具备延长工作年限的基本条件。如果劳动人口的工作年限延长,其养老的财富储备期限将延长。事实上,多个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采取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方式来作为应对措施之一。此外,为应对长寿时代,理性人会在年轻时期更早地开始筹划养老的财富储备。以上两种方式都将延长养老财富储备的期限,提升社会财富总量。


3.长寿时代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引领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居民将更加依赖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来养老,财富管理需求旺盛,长寿时代将带来财富时代。


随着老龄人口总量和比例快速增长,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呈下降趋势。同时,少子化使得依靠子女养老的可能性下降。因此,个人和家庭的投资回报对于居民养老的重要性提高。以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例,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也持续增加。


财富时代,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居民财富管理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包括老年时期消费。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与广发银行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中国居民财富管理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家庭住房资产占比过高(70%),远高于美国的31%,严重挤压了金融资产配置。下一步,中国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预计将是大趋势,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


另外经历资本市场洗礼,个人投资者开始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更倾向于向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寻求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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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和机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主要受劳动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影响。在长寿时代上述变量都会发生显著变化,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一些研究认为,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因为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因为社会的储蓄率降低造成资本形成率低,或因为老龄化社会创新力不足等。


长寿时代的社会还面临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挑战,低收入群体的境况在长寿时代可能进一步恶化,他们的生存需求和健康需求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公共财政也面临更大压力。


但另一方面,当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并继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长寿也将成为社会的财富来源。


长寿正在定义未来,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新的供给和需求,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机会。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主持的美国老年学协会的《长寿经济学》课题提出社会和经济应最大限度地利用长寿,消除年龄歧视,促进长寿经济的发展。


一、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


1.长寿时代劳动力人口供给降低,冲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


长寿时代面临劳动力供给的挑战。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年轻劳动力数量将在长周期出现萎缩,部分工厂和企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这一趋势目前在日本已经有所体现。日本民间企业信誉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所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因“人手不足”而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并因此破产的企业数量达426家,比上一年增加10%,是该因素被纳入统计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


可用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人类的生产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将迫使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从而降低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也可能会对工业化的组织形式产生冲击。由于技术进步将降低生产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人类有可能演化出新的组织和生产形式,以应对新增劳动力资源下降带来的挑战。


2.长寿时代储蓄率降低,导致资本形成率下降


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将导致社会劳动力下降,因此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该过程将对冲社会整体储蓄率下降的效果。


然而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否真正释放,仍然依赖许多外部性和制度性因素。一方面,老年人从生产者变成纯粹的消费者,不断消耗其资本积累。减缓老年人的资本消耗则要求社会建立起更全面、更包容的养老制度和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


3.长寿时代劳动力老化,影响社会创新效率


研究表明,个人创新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倒“U”型曲线。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开拓进取能力不如年轻人,劳动力老化将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动力提升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长寿时代将延长人类的工作年限,年长者处于组织内重要位置的时长也会相应增加,年轻人升迁难度加大,有可能限制创新才能和创新意愿的发展。


二、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


1.长寿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率提升


理论层面与实证分析的偏离可能源于人们低估了长寿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而当前老龄化进程较快的国家却往往是自动化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一方面劳动力下降导致总产出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下降会内生性地激发产业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终的总产出并不一定下降。有研究指出,长寿对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其对OECD国家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理论。


2.“长寿经济”创造新的供给与需求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长寿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全球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的大趋势中,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力,并造福于各年龄层和各代人。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个体在较长的生命周期内学习、生产、生活的方式发生巨大的转变,经济和社会价值也随之整体转变,“长寿经济”变得更为普遍,充分激发“第三次人口红利”,进而成为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之一。


三、对中国的启示


1.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抵消劳动力和生产率下降的影响


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消费逐渐成为经济的驱动力,与之对应的,第三产业占GDP比上升,第二产业占比经历顶峰后下降。


产业结构转型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结构,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也相应增加。


不论是从个人收入还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极高。教育是造成各国生产力差距的重要原因。


长寿时代下的老龄人口占比提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工业社会中,而通过投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在服务社会下可以有效地抵消劳动力萎缩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2.加快技术替代,通过技术创新引导经济增长


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应用将成为解决劳动力下降的重要手段。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预言的机器人代替人工劳动的时代在不断逼近。世界银行的数据则显示,OECD国家中将有57%的工人的工作能被机器取代。


3.通过建设有效的资本市场提升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效率


有效的资本市场是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最佳渠道。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释放。随着劳动力素质提高、社会公共环境改善,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已经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


4.引入长寿经济,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


引入长寿经济理念,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需要改变原有的受教育、工作、退休三段式的工业时代用工方式,需要运用新思路创造属于老年人的消费和生产方式。


5.重塑政府职能,促进长寿时代下的社会公平


政府更重要的职能是激发长寿时代的经济活力,促进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财富积累,如提高教育水平、倡导终身学习和职业教育、鼓励企业面向老龄人口创新、允许更灵活的就业形式和用工形式;同时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卫生服务的效益,满足多层次的医疗健康需求;在全面提高国民在人力资本和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四、长寿时代的对策


1.在社会层面,需通过产业结构的变迁满足长寿时代的个人需求


个人需求的变化将带动社会产业结构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迈进。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很多发达国家转型的经验。


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进入21世纪,服务相关的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得以提升。农业在1869年占美国GDP的近40%,到2013年只有1%。


与农业相比,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从1929年的40%上升到2013年的65%左右。与这个趋势类似,长寿时代个人最核心的3个需求恰恰都对应当前服务业中的高端产业。未来,与长寿相关的健康、养老、教育产业和与之对应的科技、研发产业的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均值。


2.在政府层面,需健全社保体系,推动医养供给侧改革,引导长寿经济转型和个体行为转变


对长寿时代的到来,社保体系的筹资与支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从维护社保体系稳定的角度看,政府可采取适当推迟职工退休年龄、增加社保缴费年限、提高社保筹资基数等措施。


同时,政府应使社会保障体系适应长寿时代的变化,比如:优化养老金三支柱比例,发展个人养老第三支柱,推动长期性广义养老金开展市场化投资;同时,合理支出医保资金,提升慢病管理的效益,建立广覆盖的长期照护机制等。


除了维护基础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和高效,政府应该着力降低长寿时代供给侧的成本,通过各类政策引导和激励扩大医养服务供给,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弥补养老和健康服务缺口。政府可以通过土地与税费政策以及水、电、气等基础能耗的价格优惠政策,降低医养服务供给方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投资设立健康服务、养老机构的准入,为医养行业拓展投融资渠道;加强对医养运营服务的市场化监管与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办与公立医养服务供给方享受同等的发展与扶持政策。


同时,政府应该持续引导保险与金融领域完善支付与产品体系,有效促进健康、养老相关服务消费,使得供给方在满足长寿时代服务需求的同时也能获得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此外,政府应该鼓励教育和互联网产业提供更加适应长寿时代下民众的多层次职业教育、兴趣学习和社会交流需求的平台。


在经济政策层面,为了减轻老龄人口对经济的冲击,政府除了持续推动技术升级,还需要大力推动长寿经济发展,创新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的灵活性,为老年人继续参与经济活动、创造社会价值提供条件,在此基础上全面激发老龄人口的多元化需求,提升产业结构转型的质量和对长寿时代的适应性。


最后,政府应积极引导个人转变认识和行为,使个人更积极主动地规划长寿人生。长寿时代的到来是个不可逆的命题,政府可加大教育、宣导的力度,帮助民众更清晰明确地认识到新时代的到来及个体将面对的挑战,鼓励个人持续积累人力资本,更早地开启财富规划。


3.在企业层面,需加速商业模式和组织转型以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


与需求改变和供给侧的创新相对应,我们认为共享和生态将成为企业的新组织形式。


为了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长寿时代的企业需要建立共享机制,以激发组织活力、提升组织效率。工业化时代的企业习惯于标准化的、流程化的、易于执行和管理的工作机制。而伴随长寿时代的到来,多阶段人生使得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灵活,这种灵活性将使传统企业对流程化、标准化和可预测性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企业自身的内部型态也需要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未来更多样化的个人职业发展需求。


企业传统的雇佣模式将转变为合伙模式,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让成员找到归属感、价值感,体现企业家精神,从而最大程度地展现出积极性和创造力。


同时,由于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柱状特征,各年龄段人口分布均匀,年龄组内和组间的需求趋于多元化,这会带来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


而面对市场变化,只有建立生态产业体系的企业才能够满足长寿时代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在长寿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传统的大型企业将有可能被更多小而精的细分领域的更专业的企业所包围,大型企业将与越来越多的小企业组成生态系统,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