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导致很多国家一时间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失业率的骤然攀升猛烈冲击了社会保持稳定，金融维系安全以及经济得以重振的基础。除失业保险以外，政府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给予资助，或直接面向失业者和家庭，或补贴企业，财政负担之重皆可想而知。

本文所言“负利率”是指银行负债端的储蓄利率，且相应负利率政策应是短期和非常规性的，并于就业形势随危机逐渐退却，经济好转之际结束。疫情结束后，储蓄利率仍将回复至届时经济均衡所要求的水平，以避免在之后的时期内形成消极的副作用。

政策原理是通过负利率征收所有存款人（居民和非居民）的“税款”，在此我们姑且称之为“全民共济税”，并实行统一的负利息率。每个储户，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团体，贡献多少将取决于其存款额的多少——符合“量能负担”公平原则。负利率产生的所有“税款”上缴中央国库或地方财政——采取负利率课征“税赋”的形式，较之正式财政税收阻力更小，程序上也更快捷、灵活，便于迅速实施、产生效果并进行调整。

在操作层面，利息率的制定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太低造成杯水车薪，无助于缓解严峻的就业压力；太高则引发民怨。比如，设置三个月期的储蓄利率为“负万分之一”，即存款有十万元的人缴纳“账户管理费”十元，一个亿则缴纳一万元。按照我国目前住户及企业存款规模大致计算，“万一”负利率产生的“税款”额可达百亿级别，而“万一”的效用值对个体而言应该是很低的，心理上完全可以接受。

“全民共济税”同样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第一，带有“转移支付”特征，帮扶失业群体，被救助对象应定义为失去所有收入来源且存款和其他资产已耗尽者，其仅凭借失业保险（若有）、政府救济（若有）仍难以维持个人或家庭基本生活水平的群体；第二，单纯赈济不如创造就业机会，“帮扶”实为政府购买服务；第三，创造的就业岗位应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回馈社会，使对应“纳税人”的利益在总体上获得平衡。

负利率政策在补充财政资源，帮助遏制严峻就业形势方面，能够提供直接、有效的帮助。但局部措施不能影响大局——审视“负储蓄利率”本身，在整体经济及社会层面，其仍旧具备危局之下积极的协同作用：

1. 其之于宏观经济，降低了储蓄资金的机会成本，促使一部分储蓄向消费和投资转化。尤其是消费方面，负储蓄利率在现时条件下将更利于配合其他政策、措施使之尽快恢复。

2. 其之于宏观金融，一来，基于当前我国利率改革的进程，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可以进一步为降低贷端利率创造空间；二来，负债成本消失有利于银行在最困难的时期保持财务健康和经营稳定，进而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在危机中提高抗风险能力。

3. 其之于民生，在不额外提高财政赤字，不增加可能的货币财政发行的前提下，依靠全民互助，帮助解决危机下社会保障的底线问题。

全民共济税，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相一致，也符合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人文精神。后者在发生如新冠病毒这般程度的灾难时，成为尤其重要的前提，事实上，在历次大灾面前，中国人民也都是如此践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