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8日是马洪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筹划约请马洪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写些纪念文章，准备结集出版。中心是我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起点和终点，对我的成长道路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回忆往事，思绪万千。我谨以此短文，记下曾经的点点滴滴，深深寄托对前辈的缅怀和感激之情。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迈上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征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了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快速改善，国家实力日益增强的崭新局面。一大批党内资历很深、地位很高的高级干部坚定支持、积极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对于突破禁区，激发民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其中，中国经济学界最重量级的领军者马洪，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尊重和铭记的改革开放的先驱。

1984年底，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中心的领导就是马洪。当时，国务院有三个研究中心：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这三个中心有分有合，明分暗合，其实从来就是一家。两位前辈薛暮桥、马洪交叉领导着这三个中心，经常一起合作开展研究，给中央联署呈报政策建议。至1985年10月，薛老年事已高，退居二线，由相对年轻的马洪领导合并三个中心，组建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我刚刚进入中央机关就有幸在薛、马两位德望双馨的前辈领导下工作。1988年我被调到当年的国家计委任副司长，在马洪直接领导下工作只有短短三年多时间，但我初涉枢机，他老人家即对我言传身教，提掖煦拂，令我终身感念至深。

马洪在他那个时代同级别的高级干部中算比较年轻的。不到30岁他就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兼副秘书长，进北京后担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当时国家计委与政务院首长都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中央政府各经济部门的首长都是国家计委的兼职委员。后来马洪被卷入政治事件，作为“五虎上将”之一被降职处分。此后多年历尽坎坷和磨难，“文革”结束平反恢复工作，他以其渊博的才识和丰富的阅历，成为中央最主要的肱股高参。

也许正是因此遭际，马洪一直特别重视在年轻的各个年龄段的干部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呵护人才、推荐人才。马洪恢复工作后，职务不断上升。在担任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现在改称主任）时，他在每个岗位都不拘一格地培养和提拔了许多年轻骨干。

马洪对于我来说，是隔着一代的领导。其实他作为我顶头上司时的年龄，比我现在的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我就作为学生在台下恭听他做报告。当时在我的眼里，他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大人物。我远远仰视着他，仿佛读到了三晋崇岭、延河窑洞和松辽大地的传奇故事，也依稀看到信步人生、淡定沉浮和老成谋国的心路历程。

没有想到的是，到中心工作好像就一下子走到了马洪的近旁。马洪身材魁伟，面阔额宽，典型的山西汉子，待人接物却与江南水乡出生的薛暮桥一样温润如玉。那时中心的人不多，除了一些来自国家综合经济部门的资深官员和专家，主要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如我，或多或少有些上山下乡和工矿企业的基层历练。马洪很喜欢平易地与年轻人交谈，有意识增加对我们晚辈的观察和了解。这也让我们在各种场合有温度地贴近了他。

当时中心的年轻人大多出自名校的不同学科，胸中锦绣却性情各异，有热情奔放的，有谨慎缜密的，有言辞激烈的，有闲散不羁的，马洪总是以宽阔仁厚的襟怀和唯才是举的善愿包容他们。这很像当时国务院领导的风格。80年代，刚刚出道的国家机关和学术界的年轻人与国务院领导同桌共商国是，并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马洪有时会带年轻人一起参加重要的会议，或到外地出差调研。记得1986年底，马洪带着吴敬琏和我到上海出差，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热情接待。我们一行人亲睹了地方官员对马洪的尊重，在一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上，谦虚地问计于马洪的真实情景。

马洪经常把他的文稿交给年轻人修改，比较多的是交给他特别赏识的吴敬琏。我想，他既是在汲取新鲜思想，也是在考察干部。我也曾惴惴不安地给他改过几次文稿。马洪把我叫到他位于中南海的办公室，对于修改处，他一一提出问题与我讨论。现在想来我当时还十分稚嫩，有些修改肯定不当，但马洪总是十分耐心和蔼地说出他的想法。

那些年，中央和国务院经常给中心布置重要的研究课题。马洪注意“老中青”结合和开放式研究，大范围邀请社会各界权威人士和后生新锐参与。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火花碰撞，头脑风暴，氛围十分宽松活跃。中心的很多研究成果，理论支撑和实践检验了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在学界赢得了盛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85年中心承接了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研究课题，经多学科配合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报告供中央参考采用。作为课题组成员，马洪指定我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起草工作。这是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进入神秘而秀美的玉泉山。

1986年，中心又承接了中央为准备党的十三大布置的研究课题，同时承接的单位还有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年底结题后，马洪又指定我参加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做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英明论断，第一次概括出初级阶段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特别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强调要继续遵循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大会。

值得浓墨重彩提到的，是马洪对朱镕基的启用和荐举。局限于我当年的地位和年资，我可能难以非常准确地记述细节，但脉络应大致如此。朱镕基作为学生地下党员，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支援东北。他出众的才干得到许多领导的赏识，很快成为当年东北局最年轻的处长。组建国家计委时朱镕基进京，在政治运动中一度被错误贬谪。在落实政策中，马洪大胆延请暂时没有着落的朱镕基担任工经所研究员。而那时，马洪自己只是刚刚被安排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过短暂过渡，马洪又把朱镕基力荐给当年东北局的老同事袁宝华领导的国家经委。后来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朱镕基充分展示了杰出的经世济民的领导才华，一步步得到拔擢，最后成长为共和国的总理。马洪慧眼识良栋、为国荐英才的“伯乐”之功不应被岁月湮没。以我的观察，朱镕基一直视马洪为师长，有着厚重绵长的感情。

马洪天资聪慧，自学成才。他很早就身居高职，又一度坠入底层，所以他对宏观经济有精准的洞察，对微观经济有细致的触感，这就确立了他在经济界无可置疑的领衔地位。这也是中央领导在经济分析和对策上非常倚重马洪的缘由。

马洪曾长期遭受冤屈和迫害，对“十年浩劫”和“四人帮”深恶痛绝。他曾经在与我们聊天中提起延安时期的一件陈年往事。1938年马洪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学习和工作。194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兼张闻天的学术秘书。在当学员期间，马洪与同为学员、刚到延安的江青编在同一个党小组。在一次组织生活中，作为党小组负责人，马洪当面批评江青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缺点。日后很长时间此事成为马洪暗埋深处的心病。特别是“文革”动乱期间，马洪担心被心胸狭窄又权倾朝野的江青发现而遭残酷报复，经常寝食难安。幸好马洪原名牛仁权，曾用名牛黄、牛中黄，为准备派往外地做秘密工作，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提议他把牛黄改为马洪。这冥冥中让马洪得以“隐身”，侥幸躲过一劫。

马洪坚定拥护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全身心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洪流中。改革之初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奋起批判计划经济，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几位思想理论先驱，都是当年中国计划经济的初建者，如薛暮桥、马洪等都是国家计委初建时期的专职委员。他们对于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痛切的感受。在突破计划经济理论桎梏的大讨论中，马洪真是“一马当先”，发表了大量的讲话和文章。他是最早支持“体制改革”、“商品经济”、“市场调节”、“对外开放”、“初级阶段”等方向性提法的高级领导之一。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起伏，有曲折，但马洪一以贯之，矢志不渝，有很强的韧性。当压力降临时，马洪决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由薛暮桥和马洪奠定的风范和格局，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直保持活力和定力，成为持续助推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马洪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领军者，开拓了许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引领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持续的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和内部政策报告。

马洪能够敏锐地捕捉和紧跟国内外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他最早倡导系统工程和数学模型在经济分析中的运用。他在担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时，就在中国学术界首推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家人才的做法，独具眼光地引进了中国系统工程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王慧炯教授。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泰斗，马洪对旧学新知兼容并蓄，尊重知识，珍惜人才。他对学界名宿了然于心，恭谨有加；对青年才俊也尽量延揽门下，委以重任。

我十分惊讶有次在聊天中，马洪竟提到社科院历史所专攻中古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他说，张教授博闻广猎，学养深厚，是中国史学界的巨擘，曾得胡适的激赏。张教授做的是比较偏门的学问，要不恰好是我同学的父亲，我也可能难知其详。

马洪挑选的工经所继任所长蒋一苇，是当年重庆地下党的重要成员，《挺进报》的负责人之一，也是有胆有识，才具不凡。蒋一苇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自成体系的见解和建树，除旧布新，形成了名重一时的理论范式，颠覆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企业主体”性质的固有认知。

80年代中方由谷牧和马洪牵头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一年一度交替在中国和日本召开。中日双方的出席代表，都是来自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和学术机构的高级专家。这个交流会有助于开阔中国经济官员和学者的眼界和思路，加深对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理解。这个交流会差不多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一直延续至今，仍然是中日经济界友好交往的重要桥梁。

作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现任理事长，在这里我必须特别提到，马洪是基金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并且被推举为基金会的首任理事长。基金会是许多老前辈勠力同心开创的事业，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和新人的培养寄予厚望。现在这项事业托付给了我们，我想，作为后来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只有坚定不移地继续奉守“敬畏规律，守护真理”的宗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才不会辜负马洪和所有先贤的重托，也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