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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数字金融革命走在世界前列
作者:黄益平    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发布:2020-05-23    阅读:1541次   

 数字金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新生事物。从最早的在线支付工具PayPal在美国1998年诞生,到如今已经超过二十年。中国数字金融可追溯到2004年底的支付宝上线,但大家更愿意把2013年6月余额宝上线看作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元年。

数字金融行业和监管都还在快速发展,因此,我们的理解也在逐渐深入。

金融发展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理解数字金融,我们要先从金融讲起。

人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货币、银行、股市,都是金融运作的重要部分。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资金的融通。一般而言,资金融通的渠道分为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和以市场为中心的直接融资。在间接融资中,金融中介所做的工作就是转换,即期限、风险和规模的转换。

金融是人类发明的最重要的经济工具之一,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推动经济发展。比如,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蒸汽机是当时的核心技术。其实这项技术早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从技术问世到产业真正形成,中间还差一场金融革命,即筹集到大量的廉价资金,无论是纺织业、航运、铁路,都必须有金融的大力支持。因此,金融非常重要。

但金融有致命风险,即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彼此并不了解。比如,人们到银行存款,银行把钱贷给企业,出资人和最终的用资人互相不了解,信息排查工作都交给银行,他们也因此牺牲了一部分回报或需要支付更高成本。而直接做投资就需要了解投资项目的好坏,并承担风险。

交易双方相互了解有限,会带来问题,包括交易之前的逆向选择和交易之后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主动提供良好回报承诺的交易对手未必是最好的交易对手。道德风险是指,钱贷出之后,不知道对方能否信守承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金融交易问题。如果问题特别严重,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金融监管的各种要求,比如信息披露以及治理结构,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并控制风险。

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信任问题。淘宝在2003年5月上线,但线上交易业务一直很难开展,刚开始的业务都是货到付款。担保交易上线之后,情况才发生变化。第一笔担保交易是西安一位大学生购买在日本横滨的一位留学生的二手相机。西安大学生在线通过支付链接付款后,又后悔了,要求退款。负责担保交易的淘宝职员经过反复劝说,才让买卖双方信任了这种新的支付机制,最终完成了交易。2004年12月底支付宝上线,提出“你敢付、我敢赔”的承诺,其实质就是解决信任问题。

数字技术助力金融发展

数字金融指利用大科技平台、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科技手段,创新金融产品、商业模式、技术应用和业务流程。数字金融包括两方面,一是新型科技公司,利用技术来提供金融服务;二是传统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改善金融服务。我想特别强调,这两者同等重要。

大家可能关注到两个近似的概念: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它们经常被替换使用。前者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的文件中出现过。后者被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使用,两者的内核一致。

数字金融的具体业务分为五大类:一是基础设施,包括智能合约、大数据、云计算、数字身份识别;二是支付清算,包括移动支付、数字货币;三是融资筹资,包括众筹、网络贷款;四是投资管理,例如余额宝、智能投顾;五是保险,指数字化的保险产品。

数字技术如何解决金融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呢?

第一项技术是大科技平台。淘宝、微信等大科技平台都有长尾效应。长尾效应指在一个平台建立以后,可以服务无数多的客户数量,边际成本几乎为零。通俗地说,搭平台很花钱,但是平台搭起来之后再多服务一百万、一千万用户,新增成本极低。

第二项技术是大数据。平台建立之后,用户无论是网购,还是微信社交,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留下数字足迹。数字足迹包括社会关系、个人行为偏好及财务状况,最终形成大数据,可用来分析判断一个人的信用和财务实力。

第三项技术是云计算。云计算能提供巨大的储存能力和极快速的分析能力,为人们分析判断、制定金融决策提供基础。

数字技术飞速进步。大家都知道芯片行业有一个摩尔定律,指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24个月增长一倍以上,很形象地说明了软硬件技术进步速度之快。英特尔一位工程师把摩尔定律类比传统产业,如汽车业,假如从1971年开始,大众汽车在随后四五十年间以摩尔定律的速度进步,那这辆车今天的时速应该达到48万公里/每小时。这当然不是现实,但很直观地说明了数字技术惊人的进步速度。

中国后发先至,走到世界前列

2019年毕马威等评出的金融科技100强公司中,排名前12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包括蚂蚁金服、京东数科、度小满、陆金所。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中,中国的城市最多。

中国影响力最大、业务相对成熟的是移动支付,其次是互联网银行,以及大科技平台提供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即以支付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在这些业务领域,中国在国际上都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很多国际机构到中国来寻找合作。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已经连续三年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邀,到美国华盛顿联合主办中国数字金融问题闭门研讨会,这是IMF以往不曾有的举措。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还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鲁金斯学会等国际组织分别成立了联合课题组,共同研究中国数字金融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实践确实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对其它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会改变现有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格局,这也是很多国际组织特别关注的重要原因。

中国数字金融后发先至,有三个原因。

一是国内金融部门尽管很庞大,不仅有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的四大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规模也不小,但由于多种原因,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能得到的金融普惠服务比较有限,供给不足的问题很突出,所以数字金融一起步就受到欢迎。

二是智能手机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2010年支付宝大概每秒钟能处理300笔支付交易,今天已经几乎达到30万笔。技术能力的提升功不可没。

三是监管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当然,这有两面性。正面意义指的是金融创新可以马上落地和实验,好项目能得到推广。比如支付宝2004年上线,最后拿到牌照是在2011年,这个过程中一直有监管,但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直接关闭业务。负面意义则是P2P等行业带来很多问题。

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跨越“胡焕庸线”

数字金融最大的优点是普惠性。

关于金融发展,过去常说“二八法则”,意思是一家金融机构一般最关注最上面的20%客户,即20%盈利状态最好的企业和20%收入最高的家庭。如果能服务好这20%的客户,就能抓住80%的市场份额,而再扩张业务,成本和收益就不理想。“二八法则”的规律不利于金融的普惠性发展。

联合国从2005年起号召发展普惠金融,中国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但规模仍然有限,直到数字金融获得良好的发展。

根据我们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2011年(即现在普遍认为的中国数字金融元年)之前,数字金融已经有一定的发展,但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大部分地级市属于空白地带。而到了2018年,仍然是东南沿海地区最发达,但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快速赶上来,尤其是原来传统金融发展比较滞后的地区,通过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普惠服务。这是数字金融最大的贡献之一。

数字金融中,现在最受大家关注和肯定的是移动支付。移动支付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大家有目共睹,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移动支付更重要的贡献是衍生服务,比如在线购物、远程医疗等。

2011年到2018年,东南沿海地区的移动支付一直是最发达的,但相当一部分西部地区正变得非常发达。2012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经济发展要跨越“胡焕庸线”,让西部地区也发展起来。在移动支付领域,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一愿望。胡焕庸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地理学家,他提出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把中国分成东西两半,线东大概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4%,而当时人口占比高达96%,可见东西部差距之大。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做初步研究也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到西部地区后,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无论是从宏观的经济增长,还是到微观的消费、就业和收入,都有很多积极的贡献,令人振奋。

数字金融在中国有很多突破,最大的突破就是普惠金融革命,使得原来不太可能的事情现在变得可能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数字金融摆脱了对金融实体网点的依赖。数字金融通过手机通讯、基础设施铺设,快速地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推进,让金融服务触达乡村偏远地区,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现在都有近10亿用户,这解决了过去很难解决的获客难问题。能不能把这些客户变成金融客户,就看平台能提供怎样的服务,以及怎样控制风险。

第二,大科技平台有长尾效应,可以同时为巨量的客户服务,而且边际成本很低,这是传统金融机构做不到的。比如,大型金融机构要为小客户提供几万块钱的融资服务,其固定成本很高,要做尽职调查,要到小客户家和工厂去看,有差旅等成本。但大科技平台能够通过大数据和长尾效应,控制边际成本,使得为小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利可图。

第三,数字金融能用大数据替代抵押资产,做风险评估。尽管这个业务模式还在磨练当中,还会出现很多新变化,但方向值得肯定。这些都是中国对世界普惠金融的重要贡献。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因为创造了穷人银行——格莱珉银行而成为普惠金融的代表人物,但他的穷人银行有个缺憾,就是规模太小,而且扩张速度很慢。传统模式的普惠金融很难做,一方面是获客难,这些小客户比较分散、规模也小,银行要找到他们就不太容易;另一方面是风控难,银行的风控一般看三样东西——抵押资产、财务数据、政府担保,而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是“三无”状态。

互联网银行就不同,如今每年平均能提供1000万笔贷款,这对普惠金融是巨大的突破,有重要意义,因为互联网银行很好地解决了获客难与风控难的问题。

即使在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贷款也在进行,这和传统金融因疫情冲击而业务减少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体现出无接触交易的优势。

改变宏观经济运行与人们的生活

数字金融能够用大数据替代抵押资产,根据数字足迹积累的数据,能够做出风控模型,这对金融业乃至宏观经济都意义非凡。2019年我们和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联合写的学术文章表明,大数据风控模型与银行传统风控模型比较,具有一定的优势。

它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第一是信息优势,用大数据做风控,可以使用实时信息。传统银行模式是看上季度、去年的报表,而利用大数据,可以看到昨天甚至今天的数据,而且还可以抓取相对稳定的行为数据。第二是模型优势,使用机器学习,可以抓住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甚至可以抓住不同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利用传统银行风控模型加上央行征信数据,风控就可以做得很好,如果再加上大数据信息,就能让模型更好。更重要的是,在没有银行信息和央行征信数据的情况下,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模型也能够得到和传统风控模型差不多的效果,这使得普惠金融变得可行。

而且,这样一来,在一定意义上,信用贷款、无抵押贷款有可能改变宏观经济的状况。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1999年提出“金融加速器”的概念。银行贷款使用房地产做抵押,其内生机制导致,在房价下跌时信贷收缩,信贷收缩又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经济增速下行又使房价进一步下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相比之下,信用贷款不需要资产抵押,也就没有上述内生机制,宏观经济可能会变得相对更稳定一些。

中国的数据显示,传统银行抵押贷款相对于房价的弹性是0.905,这意味着,如果房价跌10%,传统银行抵押贷款会减少9%。而网商银行信用贷款相对于房价的弹性是0.238,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两者之间其实没什么关系。

从这一点来看,数字金融不是简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未来,它对于如何监管金融、如何制定货币政策,都会有很深刻的含义。

除了金融的普惠革命之外,数字金融还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包括传统金融的很多业态都可能生变。如前所述,如果信用贷款比例上升,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会提高。很多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开始使用数字技术,不再需要原来那么多的分行和工作人员。高盛现在的员工有三分之一都是技术出身,说明金融业的人才结构已经在变。

我们最近看到,过去在灾难或是疫情之后,会有很多老百姓和小微企业到银行取钱,因为大量的交易需要现金支付,但今天没再发生这种现象。数字技术解决了支付问题,移动支付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已经普及。

研究还发现,移动支付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比如,一位农民使用移动支付之后,他由农民转变为个体经营户的概率会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收入改变。千千万万的人和企业正在因移动支付而改变收支模式。

发展充满波折

中国数字金融这几年的发展充满波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编制的金融科技情绪指数显示,2014年、2015年时比较乐观,尤其是2015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写到互联网金融,人们普遍看好;后来,随着一些P2P平台爆雷以及其他问题,情绪开始大幅波动。

产生市场波动的原因,一方面是技术本身还不成熟,相应的业务模式也不成熟;另一方面是监管政策发生了改变。

P2P行业是典型,这几年来,累计创立了6000多家平台,但现在还在正常运营的平台已经很少,大概也就是几百家。

P2P是一个从国外引进的信息中介模式。信息中介即搭平台,有点像淘宝,人们在平台上进行买卖。信息中介不能像银行那样做信用中介。平台上交易的双方是直接融资,即一个人直接借钱给另一个人,那么,投资者需要自己做风控并承担最后的结果。

中国现在的信用环境并不合适这种模式发展。而且,这个平台也不能用央行的征信系统。因此,借贷双方很难达成交易,于是,平台就开始提供担保、做资金池、使用自动投标,让大家有信心投资。

2007年第一家平台拍拍贷上线,在很长时间里,整个行业缺乏清晰的规则。这造成各家平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大都不符合监管部门后来的定位。2015年底出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2016年中出台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对P2P的定位是信息中介,这意味着很多平台过去的做法并不可行。

我们要从P2P行业吸取经验教训。这个行业是现在数字金融里风险比较大的领域。其中一个教训就是监管方式需要完善。相对宽松的金融创新监管,推进了很多好的创新,但也需及时阻止不好的创新。

中国即将进入“数字金融发展2.0”时代

数字技术对金融的改造才刚刚开始,这个行业本身还在不断发展。尤其从2015年以来,监管逐步正规化,过去“野蛮生长”的情况未来不容易再现。数字金融的发展需要监管全覆盖。

需要强调的是,数字技术不会改变金融的本质,但有可能改变传统金融的运行方式和风险特征。比如,数字金融的风险一旦爆发,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而且有很多风险纠合在一起。

因此,最近人们在讨论“中国式监管沙盒”,央行金融科技司正在推动该机制。如果有创新的项目,会被放置到一项机制中,监管和机构共同尝试推动监测,成功则进行推广,不成功就终止。即使出现问题,也不会形成大爆发。

人们还必须意识到,监管中还有一些其他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另外,大科技平台做了全方位业务,也保证了效率,但这也会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带来垄断等新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即将进入“数字金融发展2.0”时代,即金融和技术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擅长做技术的做技术,提供解决方案;擅长做金融的,用技术提供的解决方案来改善金融服务。很多业务现在依然不成熟,所以人们还会看到很多演变,包括支付、贷款以及其它金融服务。

未来,智能投顾、二代支付、央行数字货币等可能会成为新的热门领域,但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出乎意料的新风险。比如,如果十几亿人都在使用的支付系统被黑客攻击,在过去也许没那么严重,而现在会变成大问题。

央行数字货币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从2014年开始推动研发数字货币,现在试运行基本结束,也许很快就可以推行。但央行的数字货币是一个相对比较有限的版本,可以称之为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的“二合一”,即替代现金M0(流通中的现金),而不替代银行的存款M1(狭义货币供应量)或M2(广义货币供应量)。而且央行不对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利息,并采用双层机制运行,即央行直接面对授权机构,授权机构再面对公众。

我认为,要对央行的有限数字货币做深入观察,看它对现行数字金融格局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还要观察数字货币的支付功能对现行支付系统会有怎样的影响。可匿名数字货币不需要通过现有电子支付账户进行支付,这将如何影响大科技平台的大数据积累方式,也值得我们观察。

在数字金融革命中,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比赛才刚刚开始。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农提出过“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意思是任何一个产品都有从研发、试制、成熟到最后退出的过程。如果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看中国的很多产品,比如手机、汽车、自行车,绝大部分日常使用的产品都是在发达国家研发试产成功,中国只是后来成为生产规模最大的。但数字金融不同,数字金融的很多原创实验和创新就在中国,这令人振奋,但也需要研究者、业界和监管等各方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