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主要是供给冲击

疫情冲击是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你在决定经济政策的时候，要首先判断冲击的性质。

以武汉封城为标志，中国的供应链因人流、物流的中断而中断；中国生产活动急剧降温，在相当大范围内出现停顿。可以说，一年十二个月中的两个多月从日历上被抹掉了。尽管疫情发生之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尽管疫情发生后也存在需求不足问题，但就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而言，中国遭受的是供给冲击。世界上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遭受的也都是供给冲击，需求不足则是派生的。这一点一定要明确。

为什么要明确呢？因为对冲击性质的判断，决定了我们对应对冲击之策的选择。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分析框架出发，供给冲击意味着在总需求曲线（位置、形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近乎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因为是在短期）突然向左方移动，导致产出减少、物价上升。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意味着总需求曲线往右方移动。但左移的总供给曲线基本是垂直的，换言之，经济增长是受供给约束的。因而，总需求曲线的右移，不能抵消总供给曲线左移对产出的影响。而只能把价格提高。   

在这次疫情之前，我认为经济增长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经济增长是受需求约束的，因而主张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在经济受到需求约束时，我们可以假设总供给曲线斜率很小，甚至是水平的。总需求的增加将使产出明显增加，而不会对价格产生明显影响。   

为什么说疫情冲击是供给冲击呢？总供给曲线的核心是生产函数Q=f（K、L）（或再加一个中间产品M作为自变量）。产出Q的增长，取决于K（资本存量）和L（劳动投入）的增长。由于疫情，工人没法正常上班，机器没有人去操作，整个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在短期，在K和L之间又没有可替代性（更合乎实际的生产函数是所谓固定系数生产函数）。即便机器设备完好无缺，没有工人或没有中间投入（或两者都没有），就不会有产出。这种产出减少（或产出为零）同总需求没关系。

即便不少地区疫情不太严重，即便一些工厂可能维持正常生产，但是，由于分工的高度细化，以及分工的高度区域化，中国大多数产业都形成了跨区域的很长的供应链。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产业链就无法运转。总之，在人流、物流中断导致产业链中断的情况下，无论需求状况如何，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是当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旨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宏观政策是无效的。

在疫情严重时期，难道不也存在企业因需求不足、存货增加而不得不停产的情况吗？在这里，我们还要厘清最终需求和中间产品需求的区别。

需求可以分成最终需求和中间产品需求。工厂的产品卖不出去，之所以没人买你的产品，可能是产业链上的下游企业因工人不能返厂，生产中断了。但这种需求不足是中间需求不足，不是最终需求不足。中间需求不足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不足，而是微观、产业层面上的需求不足。实质上还是供给问题。

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总需求是指扣除进口成分之后的出口、投资、消费需求。确实，疫情冲击导致疫情前就比较疲软的最终需求更加疲软。但是在疫情还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对这部分需求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例如，出口需求大幅度下跌，很多是外国企业停工、停产造成的。因而，在这个时候刺激出口的政策都是代价高昂，但效果不显著的。只有当外国控制住疫情，需求才有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根据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调整经济政策目标 

毋庸赘言，控制疫情和维持经济增长是今年1月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取决于这对矛盾的发展。这对矛盾的第一阶段是疫情恶化。在这一阶段，控制疫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此，政府不得不采取封城、封区、封社区的措施。其结果是全国供应链遭到严重破坏，相当多地区的生产陷入停顿状态。在这个阶段，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重要性压倒一切，所有经济政策都应该服务于这一目标。

第二阶段，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许多地区开始复产。但在这一阶段，疫情依然存在反复的可能。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和未知性，很难说发生反复的概率有多大。在这个阶段，控制疫情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工作重心不是刺激有效需求，而是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恢复正常营运。由于经济机器停转，作为机器运转润滑油的金融链条遭到了破坏。债务无法偿还、利息和租金无法支付、工资发放和各种税费的上缴出现困难。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问题会导致违约、清偿、破产的发生。但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之策。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包括：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抽贷不压贷、延长还款免息期、对受疫情影响的客户提高风险容忍度、不使企业因现金流中断而倒闭。

企业因疫情而产生的损失由全社会共同分担，以政府为主，但企业、个人也需要分担一定的损失，是为了避免道德风险。

由于出现“不可抗拒力”，所有有关契约可以统一修改。例如，本应该在2月份支付的利息、租金推迟到某一由国家统一规定的时点再行支付。在修改契约时，我们可以假设在日历上并不存在1月份、2月份、3月份等。

政府必须减税、降费、增加补贴，使企业能够生存下去。

对于失业者，社保体系应该充分发挥作用，社保体系不能覆盖的部分应该由政府承担。有一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只能倒闭，对这些企业的职工，特别是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的返乡安置问题。

在这个阶段，政府财政支出肯定会增加，财政收入肯定会减少，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肯定会明显提高；央行也必须尽量保证货币市场有足够流动性，可能必须降低信贷成本。但是从结果来看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其目标不是刺激有效需求，而是使企业生存下去，使供应链得到修复，使职工或失业者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第三阶段，疫情得到控制，全国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届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使经济实现较高速度的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呢？从许多经济指标，如用电量、用煤量、交通运输量等实物指标来看，经济似乎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恢复情况并不相同，应该允许不同地区政策的差异性。

在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企业生产能力得到恢复，供应链得到修复之后，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有效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将重新回到政府议事日程。疫情影响下的生存问题。

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可能需要有所调整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型基础设施，一般认为包括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这一领域，中国有较大发展空间。在经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我们应该对基础设施的投向重新加以审视，原有的投资计划可能有必要加以调整。

现在我最关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生存的问题，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复，甚至是将同人类长期共存条件下，我们的生存问题。例如，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粮食、石油等基本战略物资，确保在生产长时期停顿情况下，我们依然能继续生存，社会组织依然能够正常运转？

商务部最近已经表示中国有足够的粮食，这是好消息。但是我们还是有点不放心。过去粮库造假的故事我们听说过不少。现在能不能进行一次全国粮库的大调查？彻彻底底地用高科技手段看看我们的粮食到底有多少，能坚持多长时间。老话叫“耕三余一”，耕种三年余一年。我们现在有一年的存粮，够不够？我不是粮食专家，不敢妄议。我对这个问题有较多忧虑（“杞人忧天”）。又如，2019年中国进口石油5亿吨左右。一旦石油供应中断，我们油库里的石油能够支撑多久？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油库可以存足够多的油？中国是个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为了保证能源安全，我们是否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解决煤炭的清洁利用问题。这次疫情期间，我们能够居家隔离60多天，靠的是粮油、蔬菜、水、电的正常供应，靠的是网络、“快递小哥”和“朝阳群众”。如果还需要再隔离60天我们还能坚持吗？朋友曾经给我讲：北约轰炸期间，塞尔维亚之所以坚持不下去，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自来水系统被炸后，没办法冲马桶了。现代城市生活就是这么脆弱。

总之，在决定基建投资投向时，我们是否能够在中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防疫服务）提供方面下配置更多资金。一些锦上添花的基建投资是否可以让位于加强抗御各种不测事件能力的投资。

做好和COVID-19长期共存的准备

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一切取决于疫情。疫情的发展存在三种可能：第一，疫情得到控制；二，疫情再次失控；三，与病毒共存。“V型”是2003年的经验，SARS之后，经济“V型”反弹。其实当时连“V型”都没有，因为经济本来下降得不多。   

但是这次疫情与SARS有很大不同，这次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当年中国花了60多天就把疫情控制住了，而且出口形势非常好，实现“V型”反弹事后看来并非难事。但本次疫情可能不同。第一，疫情是世界范围的。没人知道印度、印尼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将会沿何种方向发展。输入病例可能会大大增加，对中国疫情的控制会产生极大影响。第二，中国对于外部需求的依赖度还是相当高的。而外需的恢复过程将是非常漫长的。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海外市场可能已经永远丧失了。

我既不想用“V”也不想用“L”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路径。我相信，只要能够控制住疫情，中国经济就能逐步恢复到持续增长的轨道上。到那时，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中国经济应该不应该争取实现6%的增长速度。

现在我们必须做好和COVID-19长期共存的准备。与其把形势估计得乐观一些，不如把形势估计得悲观一些。只有把困难想足了，我们才能最后渡过这个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