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回顾疫情发生以来的中国之治轨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对照一些国家当下治理之乱，这个关于“链”的议题选择恰如其分。

■中国完善的工业体系、细密的产业链条，如同经纬线，共同编织成保民生、抗风险的经济大网，构成了制度优势的物质骨架。

■十八大以来，中国工业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发力，取得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接近30%的成绩，为当下打赢抗疫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产业分类齐全，是我们当下的优势；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强化优点，是当下的发展方向。

同比增长47.5%！

上海，刚经历过“五五狂欢节”的商家们，兴奋得合不拢嘴。5月1日-5日，南京路步行街四大百货商场销售额爆表。

看得见的是繁华，看不见的是经济链条持续发力。

两会召开前一周，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受到海内外关注。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除了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外，主要议题是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回顾疫情发生以来的中国之治轨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对照一些国家当下治理之乱，这个关于“链”的议题选择恰如其分。

这个链，是产业之链，更是民生之链、生命之链。“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是中华文化的朴素“认识论”。

对于经济体而言，最核心的两点就是气顺、合序。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就是，链不能断。这是经济之根，治理之要，发展之基。

两会上，我们与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谈的就是这个链。

经济之链，什么都不缺的秘密，事非经过不知难。

武汉“封城”的那一刻，很多人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大城市，米、面、油、菜从哪儿来？怎么运过来？怎么送到千家万户？对于生活在武汉的人来说，这个疑问尤其强烈。甚至，有人担心这座城市会不会瘫痪。事实给出了答案———不会。

一时间，高速公路上奔驰的大货车、铁轨上呼啸行进的货运列车、天空中飞翔的货机，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地：武汉。

很多人可能没去过武汉，但他们生产的防护服，保护着雷神山等医院的白衣天使们；他们种的瓜果蔬菜，出现在武汉市民的餐桌上。“毋庸置疑，我们在这场疫情对经济的压力测试中考出了好成绩，加分项不少。独特的经济制度优势，也让我们拿到了非常高的基础分。”王一鸣语气坚定。

中国完善的工业体系、细密的产业链条，如同经纬线，共同编织成保民生、抗风险的经济大网，构成了制度优势的物质骨架。如今，我国工业产品覆盖了联合国工业体系分类的所有产品，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

“假如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产业链，疫情期间工业生产就难以满足需求，商场超市供应难以保障，就业形势将非常严峻，最终将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王一鸣深有感触地说：“2月底，中国口罩日产量达到1.16亿只，是2月1日的12倍。实现这样的增长，我们仅仅用了不到1个月时间。很多企业克服困难，不计成本紧急转产。截至4月底，我国已向国外供应呼吸机近1.8万台。”

在王一鸣看来，目前我国制造业正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在全球最早实现复工复产，不仅没有拖全世界制造业后腿，还以强大的生产能力，为全球抗疫作出了重要贡献。生产秩序稳定，商品供应充足，这些都使得即便在抗疫时刻，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也没有出现大幅上涨，更是避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岁月静好时，经济“生命链”保障着百姓的寻常生活；疫情肆虐时，这条“生命链”变为一张强大而韧性十足的保护网，在料峭春寒中守护万家灯火。“这既是我们经济制度的独特优势，也是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护身符’。”王一鸣说。

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成之惟艰，更显可贵！

工业之链，托举世界大国的底气。历史，藏着胜利的密码。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上海，中国工业重镇。

1953年5月，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第一个抗生素生产厂——上海第三制药厂建成投产，结束了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局面；

1953年9月，上海灯泡厂拉出新中国第一根钨丝；

……

作为生于上海的经济学家，王一鸣的父母就是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

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科技助力现代产业，王一鸣说，他从上海工业发展的变迁与传承中，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化战略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出发点是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和国内配套项目，到上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我国工业化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并从沿海向内地、东北向其他地区逐步转移发展。尽管这个过程充满艰辛，但吃的苦、受的累都没白吃、白受———产业工人靠着一斧一锤，不仅让‘铁树’开了花，更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牢固基础。”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王一鸣对举国体制有着深刻印象。

王一鸣所提到的“三线”建设，是很多“50后”“60后”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一页。上世纪60年代，国家以备战为目的，动员和集中全国资源，进行了以国防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基本建设，这也是中国工业建设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西移”。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去了‘三线’，从上海到了四川，在工厂子弟校上学，上课的老师有的还是厂里的工程师。中学毕业后，我在‘三线’企业里当过工人。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才有机会上了大学。”王一鸣这段产业工人的经历，甚至“瞒过”了搜索引擎，在网上是查不到的。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我国从成套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到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大规模发展加工贸易，再到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分工，产业体系不断升级，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五”计划打下了工业发展的基础，“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中国工业化均衡布局的序幕，改革开放则打开了中国经济体系对外开放的大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工业化也进入加速扩张期。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新发展理念在中国大地上生根，中国工业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发力，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得到弘扬，人工智能、大数据、5G通信等新兴技术广泛渗透，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取得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接近30%的成绩，为当下打赢抗疫战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全球之链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天下大势，分合而已。

病毒没有道德，疫情传播也不分国界。当全球经济预期不断下调直至负数，没有一个经济体、一条产业链能独善其身。压力测试下，一些国家提出“去全球化”，甚至有人扬言要“去中国化”。

“这些应激反应可以理解。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加快调整，全球供应链将进一步收缩，供应链区域化、近岸化特征将更趋明显。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共同担心一件事，那就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风险。这些国家正在重新审视产业外移问题，会在成本与风险之间、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并采取措施。”王一鸣表示，疫情后中国要积极应对产业链外移压力增大的挑战。

“篮子里的鸡蛋”如果真的被转移或分散放置了，我们这个“篮子”又该怎么办？

破解之道，以变应变。

产业分类齐全，是我们当下的优势；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强化优点，是当下的发展方向。在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基础上，真正构建起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认为至少有五件事要抓紧做——要下决心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短板领域的国产替代，比如围绕半导体与设备等领域，顺势推动技术升级，支持国产化应用和进口替代；要保障出口企业的海外订单交付能力，特别要保障龙头企业和关键产品生产出口，以降低供应链被替代的风险；要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牢牢黏住外资企业，让他们因不愿失去中国的巨大市场和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而不想走；要以高水平开放保持产业链竞争力；要加强与日韩的供应链合作，这对深化区域内合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王一鸣给出建议。

恒常之道，务求于本，本立道生。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逻辑中，唯一的考量，就是人民利益至上！”王一鸣进一步解释说。

“我了解到一组数字：为了保障居家工作，腾讯在8天内增加了10万台服务器。我问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的回答是，24小时连轴转就做到了。产能产量提升之快，反应之迅速，让人难以忘却———党和国家一声令下，市场各主体迅速反应、联合作战，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这是其他经济体难以做到的。就像我们的父辈那样，党和国家一号召，他们就把大好青春都留在了‘三线’。疫情固然会对经济造成短期冲击，但只要我们不忘初心，努力拼搏，就完全能够把握住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新机遇！”从王一鸣的话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自豪，还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