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摒弃唯GDP的路径依赖。最初，我们对这次疫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二月中旬，很多人认为3月份就能恢复正常生产。我认为借鉴SARS的经验，要到4月中旬才能恢复正常，并提出不要以保GDP的增长率为我们经济社会工作的出发点。现在1、2月份的统计数据出来了，比预想的严重得多。今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4.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20.5%。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疫情影响时，还有很多人围绕着GDP做文章，比如说把6%作为一个红线，不能低于6%，或者说把小康建设的翻两番目标，今年大概是5.6%左右作为一个底线来考虑经济政策。有的经济学家分析今年GDP实际增长可能达不到5.6%，那么这个差距就需要用财政金融等刺激政策来弥补。我认为根据现在疫情情况来看，第一季度主要防疫的封城堵路措施阻断了国内的经济往来，第二季度主要是欧美等国疫情的暴发阻断了国际贸易的往来，而且疫情能否在第三季度被控制住还很难说，因此，全年我们如果不是负增长，在国际上就相当不错了。面对如此迅猛的疫情，这个时候，建议不再围绕GDP的某个增长幅度来考虑问题了，应该把促就业、保民生作为今年财政、金融、社保、土地、外贸等政策的出发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东北振兴更应摒弃GDP竞争的惯性思维，把主要关注点转到就业和民生方面来。
    第二，把促就业摆在第一优先位置。中央早在疫情之前就提出了 “六稳”，并把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疫情之下，这一点不仅不能动摇，更应强调突出。这次疫情已经对全世界的就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4月7号，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和劳动世界》的报告。报告认为，这次新冠肺炎对劳动世界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81%的全球劳动者都受到了强制性或推荐性的工作场所关闭政策的影响，其中中等收入国家中87%就业人口，高收入国家中70%就业人口受影响，这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就业危机。报告估计，今年第二季度，全世界将减少6.7%的就业量，相当于1.95亿个全职就业人员。受害最重的行业是食宿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房地产销售业等。美国的失业率快速上升，美国经济学家估计，按照现在的趋势下去，失业率最高可能达到30%左右，远超过大萧条时期。
    回过头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显示，今年1-2月份失业率由5.3%上升到6.2%，这已经是我们国家有失业率调查以来最高的数字了。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做好准备。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力度还是很大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抓紧、抓好落实。东北的外贸依存度远小于沿海地区，国外退订单对经济的影响应当相对弱一些，但沿海外向型企业没了订单，通过相关产业链也会传递到东北。面临这种特殊情况，东北应该下大力量，落实中央关于减税、补贴等各项政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稳住中小企业、稳住农民工就业，把就业放到当前经济工作的核心位置。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的政策，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免交工资税，就是我们的社保费。我们的财政、金融、社保等等政策支持力度可以再大一些。东北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生产受疫情影响相对较轻，应在农产品的深加工方面加大力度，一方面可以扩大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也做好应对可能发生的国际粮食供应问题。
    第三，新基建要和保民生结合起来。东北振兴曾经取得过显著的成就。2003年至2012年，东北的GDP平均增长幅度高于全国。但现在总结，即使是在那10年，东北的民生建设仍然落后于全国，这是有大量数据支撑的。可以说，计划经济下“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造成的民生欠账，在上一轮东北振兴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弥补。疫情之下，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各级财政也加大了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建议把保东北民生放到重要的地位，补短板、补漏洞、强弱项。一些重大民生项目，还可以和新基建结合，提升水平，也让新基建更好地造福于民。例如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还是社会事业中的一块短板。总结这次防疫的经验教训，公共卫生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大投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应加大力度。与公共卫生体系紧密联系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也应加大投资力度。从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出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要强基层、强农村。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东北看，这方面投资的空间是很大的。这方面的投资可以也应该和5G、人工智能、大数据、远程医疗诊断等结合起来。再如老年康养体系建设。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三种养老方式，都需要完善基础设施，也要应用高新技术成果，如人工智能家用机器人、家庭养老远程监控体系、5G远程诊疗技术等。通过康养体系收集大数据，可以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阶层老年人的不同需求特征加以分析，找出规律。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在内的老年康养体系建设，潜在需求巨大。此外还有义务教育体系建设。5G的发展对于网络远程教育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对提高落后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义务教育水平十分有利。近年来，随着扶贫攻坚战的进展，许多偏远地区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建设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比较，差距还是很大的。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把东北落后地区和农村的义务教育体系建设好，需要投资的量也相当大。
    医疗、养老、教育这三方面的投资，与高新科技的应用相结合，可以合理纳入新基建的大盘子。这类投入，年度内、短期内的回报可能不明显，如果仅仅以保年度GDP增长为出发点，一般不会把这三类基础设施项目考虑在内。但这三类基础设施建设对增进全民健康、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劳动者素质，具有长远的影响，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建设，利在千秋。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老年康养体系建设，与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合作空间很大，应当纳入东北亚合作的大框架统筹考虑。

（本文系作者4月10日下午在中改院联合东北大学、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以“全球‘战疫’下的东北振兴”为主题召开专家线上座谈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