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基建对投资拉动作用仍有限，与传统基建相比，对投资的拉动力量传统基建大约占60%，新基建占40%

“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最有集聚效应和投资、消费倍增效益的是都市圈。中国人口往都市圈城市群迁移的进程还远未结束。5月14日，由清华经管学院中国企业发展与并购重组研究中心主办的“洞见讲堂”视频会上，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表示，都市圈将是未来三年拉动投资的关键。

魏杰认为，人是聚集性动物，只有聚集才有投资与消费，过去城市化强调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而近两年则更强调都市圈，因为人们终于发现都市圈的投资、消费效率好于中小城市的发展模式，投资效益最高的是都市圈，消费倍增效应也在都市圈。

不过，魏杰也提醒，都市圈虽是最大的投资机会，但切忌，盲目铺摊子、一哄而上，应该强调投资重点和顺序，应从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和成渝都市圈，这四大都市圈率先启动投资，然后逐步向其他都市圈和城市群拓展。

魏杰解释，珠三角都市圈城际之间应该加密，目前广州到深圳还是高铁，不是地铁、也不是城市轻轨；长三角的三省一市一体化仍需加快；京津冀都市圈、成渝都市圈、内畅外联的交通路网建设仍有空间。“2021年到2022年之间，先做好四大都市圈，然后再做其他区域的城市圈，这样货币供给和财政力量，才能保障”。

最大的投资机会是都市圈

近日关于都市圈的投资呼声渐高。魏杰说，推进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这个盘子很大，拉动效应明显，将对整个投资产生巨大效用。有专家做了推算，都市圈建设对GDP的增长拉动0.5%-1%。单纯靠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不行，还得加个“都市圈”，这是有道理的。

人流入的地方，商业、工业、资本市场、不动产市场一定兴旺发达，人流出的地方一定是衰败。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也曾提出，中国人口往都市圈城市群迁移的进程还远未结束。

近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和改革走势”视频座谈会上，多位专家就认为，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展潜能。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可以修复经济，更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投到都市圈，出错的概率不大” 刘世锦认为。他也估算，今后十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

依据国际经验，通常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往往是100万-1000万的大中型城市及其城市群。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仍不够。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8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群中人口占国家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28%，远不及日本（65%）、韩国（50%）的人口聚集程度。

魏杰等专家认为，2019年对GDP贡献率位列第一位的是消费，2020年与2021年最大贡献率的是投资。随着经济修复归位，消费则重回第一拉动者的角色。

修复经济与刺激经济顺序不能搞乱

根据魏杰判断，新冠肺炎疫情虽逼停中国经济，但经济基本面尚好，市场需求仍在，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中长期衰退。但是，增长的压力不容忽视。比如，宏观负债率提升，通胀压力增大，全球化步伐停滞等等。“一、二季度的确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但三、四季度经济将有望实现正增长。2021年，经济基本恢复常态。” 魏杰说。

那么，如何应对短期中国经济的衰退？魏杰提出“三阶段论”。

第一阶段，今年一月甚至到三季度为“修复经济”阶段。因为停工、停产、停业，导致经济承压，必须有一个修复过程。所以，“我不主张一开始就提刺激经济，应该是修复经济，就像人得了大病，刚刚喘过气来，不能大补，大补可能出问题”。修复经济阶段，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六保”：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保粮食和能源安全、保基层运转。这是这阶段的宏调核心。

魏杰提出“修复经济”最主要的三条做法：一是减免税费。一季度国家财政对企业减免税费7000多亿元。二季度应该按这样的额度继续减免，有一些服务业迟迟不能开工，减免税费可以继续到三季度。二是对企业和个人补贴。许多企业停工，但员工工资照付，生产要素的费用照付，企业压力陡增，政府应该增加补贴。对于失业人群和生活困难人群也要补贴到位。三是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和降低利率，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第二个阶段是“刺激经济”阶段。“刺激经济”应该在今年四季度启动。今年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与消费拉动作用不大，重点与关键只能是投资，因此，刺激经济的核心应该是加大投资。

如何投资？

魏杰建议：首先是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一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即所谓“铁公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空间，尤其需要对四大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加密，都市圈的基础设施还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另一方面是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从疫情来看，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加大投资。

其次是新基建。按魏杰分析，屡次被中央点名的“新基建”主要分为三大类：信息类、融合类、科创类，信息类主要包括，5G、基站、特高压等；融合类主要包括智能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能源、充电桩等；科创类主要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内容。“新基建的投资主体应归属为政府的公共性投资，企业没有力量，比如怀柔搞科学城，只有政府建好，给企业提供平台，企业运营。”魏杰估算，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相比较，对投资的拉动力量大体为传统基建占60%，新基建占40%。

再次是企业层面的经营性投资。投资重点仍然是三大产业：1、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新一代新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2、现代制造业。现代制造业有六大短板：航天器和航空器、高铁、核电、特高压输变电装备、数控机床、现代船舶和海洋装备。这六大短板存在很大空间。最后是服务业。比如，像养老、家政、医疗卫生、大健康等消费服务业；金融、商事服务、园区管理商务服务业；影视、音乐、戏剧，收藏、非遗、博物馆以及一系列所谓休闲旅游等金融产品与文化服务业。

魏杰估计，如果四季度刺激性政策出台，资金如期到位， 2021年上半年投资拉动的效果会显现。

第三个阶段就是深化改革。“最终中国的发展还是有赖于改革”。尤其到2021年后半年的时候，改革应该成为主题，继续深化改革成为核心。魏杰认为改革的方向主要有三：

第一、市场经济。政府的重点不在于直接干预经济，而主要制定、运作宏观经济政策，应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资源配置方面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做得很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我担心将来经济运行中会形成惯性。疫情过后，会不会政府作用更加强化？”

第二、混合经济。各种不同经济成分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特征，应该平等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混合经济是方向。混合经济里最重要的是平等对待民营经济，法律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

第三、法治经济。法治经济是整个经济的动力来源，所以一定要坚持法治经济，不能以政代法，不能以党代法，要彻底走向法治经济。所有经济关系的处理和保护以法律为准绳，只有法治经济才有信心，才有意义。

因此，中国经济一旦通过修复、刺激阶段进入常态后，还得推动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经济、混合经济、法治经济。“如果按照修复经济——刺激经济——深化改革，这三个阶段走，中国经济定会跨过这次难关。一旦投资见效，中国进入常规状态，深化改革就不能再拖延了，应该在2021年的二、三季度尽快推动。”魏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