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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社保体系过于高大上,绝对不可能待续下去
作者:姚洋    发布:2020-06-2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阅读:8812次   

      关于如何提振消费,人民大学这一次的报告观点是非常鲜明的,我们国家目前缺的不是供给,而是消费,把这个观点亮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中有很多不同说法,包括说我们趁这个机会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觉得都对,但不能解决短期问题。现在得解决短期问题,这个短期问题就是我们的需求不够,消费不足。这个报告里提出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也是代表了整个人民大学的取向。我是特别得赞同,特别是这个报告里提出来,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保民生、保就业上,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


  这个报告有一点我印象比较深刻,关于农村户籍工人的问题,报告特别提出来,5月份又有一次农村工人返乡潮,本来他们是出来想找工作,最后没有找到,悄没声又回去了,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些工人的人数是多少?通常说是2.5亿,其中一半是跨省流动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可是不在我们任何社保体系里。我们的户籍是不统计他们的,但城市人口是统计这些人的。现在说城市化率是60%,是包括这批人的,如果把这批人去除掉就是1.7亿人,我们的城市化率不到50%。某种程度上,为了让数据好看点,把这些人包括进来,可是这批人并没有包含在城市的任何社保体系里,除了大病以及养老保险。


  这样就造成了分割,城市户籍的人至少有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障,农村这批人是没有保障的,来无踪去无影,这个报告提出来是非常恰当的,我也非常赞成。


  除了消费券之外,还要给低收入者直接的现金补贴,这个事情我也说了很长时间,全国人均1000元是不为过的。这次这个报告提出来,要3万亿补贴,我支持这个大的方向,但对这个数字还是稍微存疑,因为这3万亿是超过了中央政府新增的2万亿国债。你们这个报告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不是还要加上基金的收入才能达到3万亿,而且3万亿如果真发下去了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儿,但数字的的确确是非常大。


  我觉得一个比较现实的说法,还是怎么把现有新增的2万亿中央国债给它用好。关于消费券,我有个非常具体的建议,现在的消费券是靠抢红包、定产品的形式来发放的,比方说北京定义一个产品,你把这个红包给抢到了,但是你必须去买他的产品。比如我抢到一个电视机的,这个电视机的折扣是10%,但商家再给10%,所以,我可以拿到20%(的折扣),但我抢到之后没用,它就作废了。


  北京刚发了一次消费券,我们做学术研究的应该很好地评估一下,这个数据都有,有多少人拿了之后去用的?北京拿到折扣券之后好像立即得用,否则就作废了,时间又挺短。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最低限度上应该是不限产品,你就给大家发有期限的电子现金,他又不能存起来,必须去消费掉,他消费什么呢?你不要去管他,这样可以扩大参与度,使商场更多地参与,使老百姓也更多地参与。


  对于低收入者的补贴,既然你们这个报告提出来了,怎么去补,还是应该去想想办法,在农村地区哪些算低收入者,怎么找到这些失业的人,魔鬼都在细节里,我们提出来这个建议,希望你们能把这个细节找到。


  关于中长期的问题,我们最近完成了一个报告“中国2049”,谈中国经济未来的挑战,其中的一个是老龄化,社保负担,在2030年会急剧增加。我们提出来2035年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如果社保不能实现全覆盖,很难说我们就全面实现了现代化,因为社保全覆盖是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按照目前的社保体系,要实现全覆盖困难太大了,当然有很多原因,这里就提一个问题,我们目前社保太高大上了,缴费标准非常非常高,养老保险最后拿的回报也非常高,退休的时候可以拿到我退休工资的60%,过去涨7%,现在也得涨3%-5%,平均下来有些时候都比我们在岗的人涨得还快,这样的社保体系是绝对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看起来高大上,事实上收不上来。


  怎么办?我其实20年前就建议,我们的社保一定要分级,不要好像我一下子要高大上,比如分三级,最低级别的每个人都必须有,但缴费标准可以比较低一些,将来可以保证他基本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有中档也可以有高档,这样把我们用15年的时间把全体老百姓都纳入到社保里。


  大家想这15年的时间还长着呢,用不着担心,但是15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会很快过去。现在来看,我们整个社保体系说实在的还是停留在非常原始的状态,都是以县为单位,以市为单位,省级都没统筹,记得三年前人社部的领导说,我们三年之内要实现全国统筹,我当时心里就乐了,你三年之内能拿出方案就不错了,三年到了他连方案都没拿出来。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涉及的利益实在太大了,但对我们国家长期的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希望通过这次疫情再一次提醒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社会改革启动起来,高培勇先生也这是方面的专家,希望我们的专家能站出来更多地呼吁,把社保一揽子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