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一些重大的事件，最突出是两个事件：一个是美国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第二个就是新冠病毒给全球带来的这场公共卫生危机。
这两个重大事件的起因、过程、机制都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人类“来来往往”、互联互通、全球化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非常高的水平的时候，当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高度依赖“来来往往”时，发生了一个突发的冲击。一头是通过强加的高关税，让各国的产能所带来的贸易流量大幅下降；一个是病毒的危害导致人群大规模隔离，国与国、城市和城市、地区和地区的正常来往受到阻碍。
这两个事件从反面教育我们，“来来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一旦受到挫折，会带来经济流量难以想象的下降，会对经济增长、普通人的生活带来非常直观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应该高度重视把重启经济的一个重点放在重启“来来往往”、重启互联互通。
因为，互联互通对于经济增长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今天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收入、财富的生产；任何财富的生产活动，都要跟他人来往，跟其他企业来往，跟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来往。可以说，当代的财富是在“来来往往”当中生产的。那么集聚在来往网络当中的节点上，通过这些节点，不断向外部辐射，然后构成了一种连接。今天的经济财富生产的过程，跟古代、跟早期人类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早期，（人类）大多数（财富生产）活动就在这个地区内完成：一个村庄的农业活动，大部分在村庄内完成，只有很少一部分力量去赶个集，去卖个东西，去买点东西。但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高度现代化运动以来，“来来往往”的水平越来越高。道理在于，只有在“来来往往”当中，分工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企业，才能够择专而精、选中那个他生产最有效率的东西，跟其他各方去交换。这是“来来往往”的经济含义，也是所有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当中，要高度重视“来来往往”的根源。一个地方的政府，当然要为本地人民服务，但是仔细观察，各地人民要提高收入、要发展，要从事精神、物质文明的生产，一定要跟其他地方来往。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仅是为本地、本国人民服务，还要为本地本国人民和其他地方人民的来往服务，要确保互联互通，确保“来来往往”，不断提高“来来往往”的水平。当然，在“来来往往”当中都要“打算盘”，个人和个人，家庭和家庭，企业和企业，地方和地方，都要“打算盘”。但是“算盘”打的最好的，是打“大算盘”。什么叫“大算盘”？从经验看，主动给其他地方、给其他人提供服务，给的越多，这个“算盘”就越大，收入水平就越高。你看我们来开会的湖州的这个洋家乐：如果洋家乐只对德清人民开放、只对湖州人民开放，它绝对不可能一晚上可以收费5000块钱；它是面向上海、杭州、香港或者更远地方的人民开，它才有这么高的收入水平。这就是“大算盘”。你看上海，2019年上海的金融交易总额达到了1933万亿——中一年GDP是100万亿，上海一个地方的金融成交量是1933万亿！这1933万亿绝对不是光给上海人、上海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上海人和上海企业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胃口，可以需要1933万亿的金融服务。反过来，更重要的是，这1933万亿的金融交易总量，也不完全来自于上海人、上海企业的储蓄；其资金来自于全国方方面面，一部分来自境外。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去看，什么叫一个网络当中的重要节点？就是它给别人的东西多。中心城市也罢，全球城市也罢，核心城市也罢，增长级也罢，所有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的含义：就是给别人的东西多。纽约人口才多少？纽约的地盘才多大？曼哈顿才60平方公里，可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企业阿里要到纽约上市，因为纽约能给出这么大的资金量。当然，这个资金量不是纽约人储蓄得来的，而是吸收的全球的资金。这里面的经济规律就是：一个地方给别人的东西越多，资源就越往这个地方来。中国没有地方现在不重视招商引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想好，招来的商干吗？招来的商，不是关起门来就在这个地方生产。我们招商引资是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企业到我这个地方，可以为更广大的地区、广大的市场服务，最好是为全球服务。你这个地方的产品、服务能够提供给更广大的市场、更广大的客户，这个地方就越厉害，就越可能成为网络节点当中的出类拔萃者。我们过去有过很多规划上的用语，“城市圈”、“城市带”、“一体化”，到底这些词是什么意思？绝不是说要把长三角这几个省市的人民搬到一起住，也不是构造另外一个行政圈、行政层级，重要的就是要在这个范围内增加“来来往往”的层次，增加“来来往往”的频率，增加“来来往往”的多样性。这中间，从村庄、集市、城镇到中心城市，不是由它的行政级别决定的，是由它集聚的能量、给别人提供的服务决定的。你的产品辐射的越远，你的影响力越大。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不是人口数目最大，不是占地面积最多，而是提供的服务、提供的产品——其他人得到你的服务、享受你产品，范围越宽就越好。这是“大算盘”。这个“大算盘”会让我们在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有时候我们看街上觉得很难以理解，怎么需要这么多车？我这两天住在宾馆，看窗底下，这么一条河上有多少座桥，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桥？现代社会生活高度的分工和协作，要有高频率的“来来往往”，要有很高投资的基础设施才能支持这样的“来来往往”。更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经济政策、经济观念、经济行为当中，减少对“来来往往”的障碍和摩擦。刚才车书记讲了应对疫情，长三角一体化开始发挥作用。我这几个月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做调查，有体会。我去了有的省市，有了省码，还得有地区码，去另外一个地区要另外一个地区码，上海到浙江就一个码。不用小看这种便利性，这种便利性会大大促进来往的需求。摩擦系数越高，很多运动就会停止；摩擦系数降低，很多运动就会活跃，经济就会活跃。“来来往往”当中，会激发思想、会激发新的创新。这对于经济增长，不是靠资源投入，而是靠效率，靠专业化，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然，仅仅长三角的高水平的“来来往往”不够，还要有更大的范围。现在特朗普政府这么一折腾，让我们国内、国际都觉得全球化打上了很重的阴影：（全球化）还能不能继续，还能不能重启到过去全球化达到的水平、超过那个水平，这个有不同的看法。浙江台州一家公司，我从2005年追踪观察到现在，它是做塑料产品的，给世界最大的快餐公司提供塑料制品、刀叉、吸管。长期的商业经验最后证明，吸管从中国生产以后运到美国很不划算，所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设了一个厂，招了65个美国工人，宾夕法尼亚州的副州长就来出席开工仪式。
不仅福建的福耀玻璃去了美国，很多中国企业从商业角度看也可以去美国开工厂——你开了工厂，有些利益就一致了，很多就业就在当地了。但是很多技术、产品、品牌，还是中国企业的。台州这家公司，我这次来浙江，打电话问了一下，在墨西哥又开了一个厂，去年11月份开工。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收高关税，但美墨之间有协定，是低关税协定，我中国公司可以设到墨西哥边境，然后进美国市场。他们还在印度尼西亚设了一个厂，因为快餐这个产品全世界都需要。美国有那么多跨国公司，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相应多的跨国公司。中国公司只适合在国内作战吗？中国公司不适合在全球布局吗？我们除了为中国人民、中国客户服务，不可以拿我们的好产品、好服务为全球消费者服务吗？为全球客户服务吗？我刚访问了佛山，有一家做塑料高分子材料的企业，过去看不上日本市场。虽然日本在这个领域是高精尖技术的一个国家，但是中国产品进口一百万、两百万美元，生意太小，看不上。这次去（这家企业）访问，说打进日本市场了，问他什么道理？他说，你不要看那是一百万、两百万美元的市场，只要打进去，对于打到世界其他市场就是“路条”。因为日本市场能接受，就表明你的品质达到了一个水平。还有一家企业，在疫情当中，他的机器、制造设备、工作母机出口德国！德国是工作母机之家，他有一款设备出口德国，疫情期间派工程师到德国做服务！德国的疫情已经起来了。这跟当年华为在很多发生战争的地方去铺基站的故事是一样的，这是真正这个时代优秀的企业家。这证明中国企业可以全球作战，全球布局。特朗普政府再胡闹，目前可能对全世界所有国家设置高壁垒，设置高关税，只要那么做，美国经济就完了；美国消费者、美国企业、美国产业界是不可能答应的，他总会要反弹。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的产品、服务、信息、商业网络，在更广的全球市场上推。东方不亮西方亮，美国大学现在设置很多障碍。我们北大的年轻学生都在交换信息，欧洲还有很多好学校，以色列那四所大学全球来看是一流水平，荷兰农业大学世界顶呱呱的——所以荷兰那个国家那么小的国土面积，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就是靠有技术含量的农产品，在世界市场有一席之地。这个世界大着呢，不仅仅只有一个美国；何况美国不仅仅是美国政府，还包括美国的人民，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的企业……所有这些，中国企业都应该尽收眼底，要在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把国内的、国际的、国家之间的“来来往往”，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要用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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