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圆桌会上表示，当前，在疫情加大社交疏离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体现出了强大优势。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周小川强调，各国和各地区更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防止边远山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或老年人由于无法接触或有效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之外。“这个问题在疫情下尤其不容忽视。”

　　此外，周小川表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还要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需要在普惠性与安全性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普惠金融应防范道德风险，避免价格扭曲

　　谈及中国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周小川认为，应该从以下六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全社会应强化、深化普惠金融认识，推动普惠金融实践。首先是建立清晰的概念，包括目标、组织形态、工具、效绩度量和政策支持。特别需要提高对金融服务业与非金融实业相互关系的认识，建立服务、共存、共赢的生态关系。统计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充实十分重要，不仅用于业绩评估，更有助于从跨国比较、跨地区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优缺点，看清发展与改进的空间。

　　二是扎根并面向基层的机构及组织形式应该财务健康、可持续、实力不断增强、脚踏实地。这包括资本、资产负债表、金融工具、识别和吸收风险的能力等多项指标，也需要有吸引和稳定人才的机制。没有健康、有活力的机构就不会有量大面广、优质、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三是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有针对性的(并非慷慨无度的)财政和结构性金融政策，及某些社会导向政策是必要的。要使普惠金融业务的吸引力与所谓的“高、大、上”业务相比不处于劣势。所谓激励，重点不在于补贴，而在于机制，如对小型机构有利的存款保险机制，吸收气候与病疫风险的保险产品和定价机制等。

　　四是建立并保持简捷、有效的公司治理。显然，公司治理是保证普惠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的基础。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主要依赖公共财力去投资普惠金融机构，吸收多样化的社会资本是必然选择，由此也带来多元利益和复杂的业务动机。需要不断探索、改进机构的自身治理和内控，辅之以适度有效的监管和社会(或社区)监督。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失败的实例，是与公司治理失效相关的。

　　五是不断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虽然说，对普惠金融机构和/或业务的监管原则并非不同于一般金融监管的原则，但应特别关注其有特点的业务模式、健康性和风险。特别要识别扎根基层、面向普惠的数据，并为激励机制提供依据。普惠金融带来的监管复杂性是不可回避的，包括对待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普惠业务成分。

　　六是减少扭曲，防范道德风险。发展中国家及转轨经济体中原本存在多种初始扭曲及进程中扭曲，必须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价格合理化、发展金融市场业务等措施尽快校正这些扭曲。扭曲制造套利机会，如套利大于正规业务利益，多数机构难以抵御诱惑，监管也力不从心。有的社会政策有时口头上很正确，但却是扩大扭曲或开启逆向选择的窗口。

　　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周小川表示，中国一直积极推动金融业数字化，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2016年，G20杭州峰会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企业更是把普惠金融服务作为重要的业务突破口。

　　周小川指出，过去，传统的普惠金融业务往往把焦点放在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获得贷款的难易和成本上；现在，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大大延伸了金融服务的半径，而且大大拓展了金融服务的类别，从账户开立、支付、存款、理财到贷款、保险甚至期货交易，基本金融需求和升级的金融需求全部涵盖，而且几乎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移动终端完成。

　　周小川认为，当前，在疫情加大社交疏离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更是体现出了强大优势：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为小微企业纾困；无需线下分支机构，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生成个人信用信息，减少对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降低金融机构信用管理成本。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但周小川也表示，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各国和各地区更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防止边远山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或老年人由于无法接触或有效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之外。这个问题在疫情下尤其不容忽视。此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还要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需要在普惠性与安全性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