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抢抓“双区驱动”重大历史机遇，深圳的改革发展会爆发出怎样的新能量？深圳的未来将呈现出怎样的新图景？对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给出了他理解与期待中的答案。

12:24

——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先行示范区就是经济特区的升级版，是中央在新时期赋予深圳的又一重大使命。★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圳要继续在思想解放上发力，推动各种思想、各种理论碰撞交融，催生更多贴合时代精神的思想观念，为改革“导航”。★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追求的是全方位全过程先行示范。第一，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第三，进一步推进城市化。★ 中央主要是定方向、划底线，在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到底哪些改革需要出现在一张授权清单上，需要深圳自己来提建议、提需求。这就特别需要想象力、主动性、判断力和创造性。★ 在发展的新阶段，自主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持续激发澎湃的创新创业活力，对深圳来说很关键。创新创业需要制度激励，创新创业需要社会包容。★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只是深圳自身如何发展得更好的事情，更是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

先行示范区是经济特区的升级版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去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出台，深圳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使命。关于经济特区与先行示范区之间的关系，成为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此，樊纲的理解是，先行示范区就是经济特区的升级版，是中央在新时期赋予深圳的又一重大使命。

樊纲认为，经济特区的概念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只不过40年过去了，经济特区的很多先行先试的做法被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原来很多很“特”的东西现在已经越来越不“特”了，特区要继续保持自身之“特”，就要不断升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经济特区的升级版，它仍是经济特区的一种形态，继续有经济特区的职责和功能，但它是更高级的一种形态，是全国发展在经济特区的辐射带动之下，整体水涨船高之后，对深圳经济特区提出的一个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这也是经济特区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的题中之义。

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深圳承担的历史使命升级了。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破冰、探路。如今，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希望深圳一如既往地当好改革开放尖兵，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探新路。深圳发展的空间和格局更大了，先行先试的范围更大、任务更重、标准更高了。但是，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围绕亟须突破的重点和难点继续先行先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制度，以“一子突破”求得“全盘皆活”，以“一马当先”带动“万马奔腾”，这些要求仍然是一以贯之的。

樊纲特别强调，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既不能单纯靠政府提供优惠政策，也不是对中央制度设计的简单执行，而是更加依靠自身去探索和创造。目前深圳正在摸索探讨的很多制度性设计，是否契合当前发展需求，能否有助于解决全国性的问题，还需更广泛的讨论。但无论如何，深圳都要站在过去4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为解决全国性问题提供参照和范本。

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改革大突破

敢闯敢试的深圳，是新思想新观念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深圳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思想观念大解放推动改革开放大突破的历史。当年是这么走过来的，未来依然要这么走下去。

樊纲认为，40年来，我们一直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思考一些新问题。解放思想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就能想清楚的，很多事情也不是一时想清楚了就能一步到位做好的。现在，需要大家更加理性、更加周密、更加深入地去思考问题。解放思想本身就包含更深入地分析问题和理解问题，需要更多的科学精神和理论支撑，从多个维度出发把问题想深想透。

关于思想的深度，是樊纲尤为看重的一点。“就像科技界意识到的问题一样，基础科学不发达，现实应用就会受到各种限制。如果思想不深入，对问题的分析不透彻，很多复杂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因此，他强调，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圳要继续在思想解放上发力，推动各种思想、各种理论碰撞交融，催生更多贴合时代精神的思想观念，为改革“导航”。

先行示范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追求的是全方位全过程先行示范。

樊纲提出，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可能通过一个突破口去解决所有问题，而是需要多个方面同时发力。

第一，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处理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深圳过去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深圳大部分的知名企业、科技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说明市场机制在深圳有了很好的基础。下一步是怎么能更好地发展民营经济，更好地保障民营企业的各种权利，更好地理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先行先试很有意义。

“我们为什么需要大量的民营企业？因为我们是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旧体制走过来的，我们不缺国有企业，我们缺民营企业。”樊纲以科技创新举例：科技创新是件风险非常大的事情，风投投十个项目，能有一个成功就不错了。国有企业是用国家的钱，因此会受到严格的监管，决策会慢一点，活力会小一点，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对而言就差一点。反观民营企业，用自己的钱去投资，就可以尝试千奇百怪的“胡思乱想”，而创新就是“试错”。花自己的钱去冒险，自己承担风险、获得收益，这就是民营企业的运行机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我们搞市场化改革，就应该着重多搞点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其创新创业的作用。

“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作用是什么？跟民营企业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深圳有不少好的做法，但还没有变成制度。”樊纲表示，在资本运作中，国有资本应支持、帮助民营企业，而非把民企再变成国企，改变其体制格局。要将好的做法、经验变成法律，变成一种制度安排，包括资本市场的规则、现代企业的规则，而不是靠着一纸文件来解决问题。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但深圳必须大胆去闯、大胆去试。

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樊纲看来，深圳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全球化。深圳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开拓更大空间。

当前，有些国家和地区在逆全球化，但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走全球化发展道路。尽管中国有14亿人口，但是国内市场还不够大，需要更大的国际市场，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也需要开放我们的市场，让别人来竞争。深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理应在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中有更大担当和作为。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金融的开放。樊纲认为，金融开放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完全可以在一个比较小的特定区域中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进行沙盒实验。“这是需要想象的，也是可以想象的。世界上也有现实的例子，比如新加坡、香港、迪拜等，都有我们可以参照的好的做法。”

樊纲指出，允许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是金融市场开放、机构开放，但不等同于是资本账户开放。樊纲建议，深圳可以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上做一点试验，可以采取有管理的资本流动，在总量控制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自由。让金融机构在开放中学习，熟悉国际资本市场的各种规则和玩法，是金融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三，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樊纲一直坚定地认为，大城市可以更集中地提供各类基础设施，聚集更多的产业和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和更高收入，具有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通畅的上升通道，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大城市是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最容易成功的区域，从而持续推动经济增长。

早在2008年，他就曾提出，深圳要为3000万人做准备。“那时我说的是到2030年达到3000万，现在刚2020年，深圳实际管理人口就2000多万了，增长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不是说3000万人口都居住在深圳，而是经济人口——白天来上班算一个人口，晚上来消费又算另一个人口，人住在外面但经济活动在此。”樊纲说，整体而言，人口是向有就业、有科技、有发展的城市集中。人口增长对深圳的社会治理是一个大挑战，包括医疗、教育、交通的发展，城市环境的维护，社区管理的优化，非户籍人口权利的保障，都是必须配套解决好的大问题。

樊纲强调，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敢于想象的空间，来思考深圳的城市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给深圳的城市化发展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大湾区是一个城市群的概念。借助互联互通的快速轨道交通和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一小时、一个半小时通勤圈，大湾区城市群就可能容纳更多人口，形成更大的规模效益和城市活力。在此意义上，就相当于延展了深圳的发展空间。

他同时也坦言，目前大湾区城市群还面临着行政区划的阻隔和体制机制的障碍。深圳需要发挥想象力和敢闯敢试精神，通过自身的先行探索，去突破现有的障碍，推动形成跨行政边界的城市化发展思路和治理结构。“中国有14亿人口，目前城市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城市化程度，还有大量人口在等待进城，特别是大城市。深圳如果把城市群这篇文章做好了，对推动全国城市化进程具有示范意义。”

用足用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

改革发展千头万绪，环环相扣。中央明确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以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这对深圳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加快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来说，无疑是重大政策利好。那么，深圳应该如何用足用好中央的放权赋能？

在樊纲看来，改革是一个系统，很多改革任务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就有一个怎么互相配套的问题。一个领域改革了，另一个没有改，就会使整个系统效率下降，产生所谓瓶颈的问题。如果其他都没改，一个领域里面改革冒进也会出现混乱和不协调。因此，就有一个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如何实施改革的问题，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

樊纲认为，中央提出综合授权的概念，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的体系性和全局性问题。综合授权就是相互配套的多个改革一次性批量授权。中央主要是定方向、划底线，在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到底哪些改革需要出现在一张授权清单上，需要深圳自己来提建议、提需求。这就特别需要想象力、主动性、判断力和创造性。“不是被动等中央给，而是积极主动去要。这一步走出去，就不仅仅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了，而是给全国立标杆、作示范。”

创新创业离不开制度激励与社会包容

一路走来，深圳不仅“敢闯”，而且“善创”。深圳的未来，也要靠创新来驱动。

樊纲指出，深圳最初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得益于市场的开放和外资的引进。而在发展的新阶段，自主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持续激发澎湃的创新创业活力，对深圳来说很关键。

创新创业需要制度激励。创新创业是失败风险很高的事情，也是很辛苦的事情。“创新创业冒的险、投的资、受的苦，需要回报，需要激励，才有人愿意干。”他提到，深圳市1987年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文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允许科技人员用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它后来被视为中国首份民营科技企业的‘准生证’，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华为。这是一种制度激励，对创新创业的激发作用很大。”他建议，深圳要进一步巩固和放大自己的创新创业优势，就必须继续探索跟当前实际相匹配的制度激励措施。

创新创业需要社会包容。“创新创业是很容易失败的，但失败了一次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创新创业能力了。失败是成功之母，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也许下一次就成功了。”樊纲强调，要有“下一次”的机会，整个社会就应该宽容失败。深圳要做的，就是继续为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最重要的不是政府补贴，而是良好的市场机制、资本市场；继续倡导培育更加浓厚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和氛围——关键不是口号，而是评价机制。

深圳是中国的深圳，也是世界的深圳

经济特区与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三区叠加”，让深圳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吸引全世界的关注目光。

“深圳是中国的深圳，也是世界的深圳。”樊纲说，深圳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过程中，特别要胸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认为，“两个大局”其实是相互关联的。中华民族如果没有崛起，也就没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明显感受到了世界的风云变幻。对我们来说，未来有很多风险，面临很多问题，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继续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身发展得更加强大，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这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才能更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在世界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樊纲提出，以中国之大，发展不可能整齐划一，一定是先有一些地方突破，先行示范带动全国发展。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前夕，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正是基于“两个大局”的深入考量，将其作为应对“两个大局”的重要战略举措。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只是深圳自身如何发展得更好的事情，更是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他强调，“这是伟大的使命，也是伟大的责任。深圳如何扛起责任，不辱使命？唯有继续敢闯敢试，为‘中国之治’贡献智慧和力量，跑出迈向全球标杆城市的‘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