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从疫情的冲击之中缓慢复苏。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5月宏观数据显示，生产和需求不断改善，消费需求延续回暖趋势。与此同时，制造业和消费的复苏仍缓慢，就业压力犹存，物价持续回落。如何看待2020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恢复情况，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哪些？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节点，新京报就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者刘元春。

在刘元春看来，过去几年一系列的改革为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提供了弹性基础。预计四季度中国经济可以实现6%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基本上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经济的增长水平。从全年看，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以实现2.9%的增长。不过，他同时表示，当前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和很多的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依然是疫情。此外，还要警惕企业二次停工的风险。

今年财政部公布了赤字规模3.67万亿元和赤字率3.6%这两个指标，如何有效落实财政政策，使得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刘元春认为，首先要寻找到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以救助民生、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为导向。其次，积极财政也要求提升基层使用财政资金的能力。第三，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各类大项目开工，下半年货币政策要进行数量和价格上的进一步灵活适度调整。

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形势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刘元春认为，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对全球经济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下半年随着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是大概率事件，今年全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会逆势上涨。与此同时，国际资本的涌入也会成为支撑人民币的一个有效的力量。“对于很多人认为下半年人民币会出现过度波动的观点，我不认同。”

刘元春：中国疫情阻击战快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为中国经济的复工复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在行政性复工复产阶段，举国体制的优势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得复工复产以超预期的速度推进。此外，在行政性复工复产向市场常态化复工复产的转变过程中，“两会”出台的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又提供了经济复苏的动力和机制。总之，在超大规模疫情的冲击之下，上半年经济的反弹为下半年经济的全面复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根据中国管控疫情的水平以及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预测四季度中国经济可以实现6%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基本上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经济的增长水平。从全年看，我们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以实现2.9%的增长。我们对中国经济持这一乐观的预测是没有把极端的情况考虑进去，而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假设：（一）目前全球疫情常态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趋势下，我们假设全球疫情的拐点在二季度末、三季度初出现，同时第二次大规模疫情没有再爆发。（二）下半年，在疫情管控和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化。

各个团队做宏观分析的时候，会对下半年疫情发展做出不同的假定。我们认为，一些极端的情况确实会有一些苗头，但是中国经济在年底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和水平问题不大。

刘元春：当然，当前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和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依然是疫情。从世界疫情的蔓延过程来看，疫情带来的一系列超预期的变化导致全球疫情的拐点一再后延，这也导致世界经济的底部继续下探——我们原本预测二季度末，世界经济就会走到底部，但现在看世界经济到三季度时仍会进一步下探，中国经济外部环境会继续发生更大的变化。目前疫情仍是阻挠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就很难恢复到常态。

第二，要警惕企业二次停工的风险。在行政性复工复产之后，能否快速实现有效需求的扩张是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因为只有有效需求的扩张，内需才能够得以快速地提升，进而保证复工复产的产能供给不会被中断，否则就会导致企业的二次停工停产。

第三，常态化的政策工具能否同时实现救助企业的两个目标？对于微观主体企业的救助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疫情冲击之下的救助，使得企业能够运营下去；一个是帮助企业获得充分的订单，从而激发企业生产的活力。要想实现救助企业的这两个目标，可能一种政策工具是不够的，需要多种政策协调配合：一是要落实目前出台的一系列的直达的救助政策工具。二是要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要在恢复和提振国内需求为主体的经济循环上下大功夫。三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有效提升民间主体的信心。

刘元春：今年我们财政政策的力度实际上并不小——财政部公布的赤字规模3.67万亿元和赤字率3.6%这两个指标，财政政策的弹性空间很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基建类支出、社保类支出并未纳入这两个财政预算当中，今年整个财政支出的规模大约在6.8万亿。只要我们能够有效落实当前的财政扩张政策，这样全口径的财政规模和力度无疑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复苏。

如何有效落实财政政策，使得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首先，我们要寻找到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寻找这个着力点需要回答一个问题：疫情冲击之下，我们的救助政策着力点应该是救助企业为主，还是以救助民生为导向为主体？我认为应该以救助民生、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从简单的供给侧作为救助导向。那么，以民生为导向救助时，要通过改革进一步构建社会安全网和制度性的民生救助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财政的着力点和过去相比有所变化和调整。

其次，积极财政不仅意味着要“加力”，而且要“提效”，这就要求提升基层使用财政资金的能力。按照“两会”的安排，1万亿特别国债和1万亿赤字资金能够直接下沉到地方。一方面，可以和货币政策相配合，使用一些直达基层的政策工具“提效”，实现保基层、保企业等目标。另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也非常考验基层市县使用资金的能力。基层市县对资金有较强的测算和管控能力，才能使得财政政策真正实现积极有为。目前我们的基层单位确实存在统筹协调能力不足、在大型项目上构思不足等问题，我们要在解决基层使用资金效率的问题上下大功夫，有效激发出基层的活力和效率。当然，这也需要中央有关部门加强对基层单位的督促。

第三，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在数量、价格上的配合，财政政策的实施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央行近期政策调整，是为了应对目前短端利率过低引发各种问题的短期安排，并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下半年，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各类大项目开工，货币政策会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布局，进行数量和价格上的进一步灵活适度调整。一是M2增速和社会融资增速将随着名义GDP增速在三四季度明显反弹而进一步提升；二是通过降息降费等方式落实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要求；三是进一步创新各种工具加强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和直达性效果；四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在提高逆周期调节的同时，对脱实向虚和金融泡沫化倾向进行专门治理。

刘元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除了疫情本身这一超级“黑天鹅”，疫情也给全球的社会政治经济带来超预期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风险也会产生外溢效应。比如，疫情之下，美国大选、美国种族主义导致的社会分裂、地缘政治进一步抬头，全球进入更加动荡的时期。

我们继续面临着外部环境恶化的局面，中国经济未来仍然面临很多外部的挑战。从贸易出口看，由于全球疫情仍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全球贸易还没有走到最糟糕的底部，同时考虑到美国大选之下的中美冲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今年下半年的出口仍面临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半年的出口压力并不比上半年低，我们预计中国出口增速在-10%左右。但这个数据不是一个特别悲观的数据，这是因为从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数据看到，稳住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本盘，是稳定出口、供应能力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因为疫情出现停摆和混乱的过程中，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国经济可以保证向全世界的供给，加上原有的市场，下半年的中国出口表现可能会比预期好点。

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看，全球疫情也必然给中国的供应链带来冲击，但这种冲击不是根本性的冲击。此次疫情证明了全世界的产业链很难离开中国，在短期内也无法构建新的市场。可以说，疫情不但没有削弱中国在全世界产业链上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巩固和稳定。

从国际资本流动看，下半年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是大概率事件。欧美的复工复产的速度比想象中要缓慢很多，二季度、三季度欧美经济会进一步回落。但中国经济从3月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就开始率先复苏，中国经济已经重启了强大的供应能力、稳定的供应链条，对全球经济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全球资本会进行重构，特别是欧美的金融市场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下半年随着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我们今年全年的国际收支平衡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逆势上涨。

今年下半年中贸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会在短期给人民币带来压力，并产生波动，但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基本面正在改善，复苏的速度在加快，同时国际资本的涌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支撑人民币的一个有效的力量。因此，对于很多人认为下半年人民币会出现过度波动的观点，我不认同。

刘元春：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这一超级巨大的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自洽的供应体系。第二，过去几年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提供了很好的弹性基础。“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政策改革之下，中国经济从出口型增长模式向内需驱动型模式转变。同时，去杠杆政策之下，梳理了一些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解决了脱实向虚、中小企业融资等问题，构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之下，中国的新经济发展保持稳定。第三，我们还有着制度性的优势。除了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此次疫情冲击下明显表现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