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网财经独家专访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深度解读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与破题之策。

林毅夫：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很不错。可以说，比原来的预期要好。这里有个特殊的前提，就是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大部分国家经济都在下行。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到二季度，我们很快取得了3.2%的增长，可以讲，这是全球独此一家。在我看来，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得来不易。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爆发以及反复，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除此之外，美国等国家的贸易政策以及对中国相关产业的恶意打压，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对我们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我们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挖掘出来，保持定力，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集中力量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来源。

林毅夫：首先，我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起来的负债，所占GDP的比重也不到60%，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超过100%，因此，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利用的空间比较充足；从货币政策来看，其他国家开始零利率、负利率，而我们的利率还是正的，我们的准备金率也比较高，因此，我们货币政策利用的空间也很充分。同时，我们的宏观政策很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一系列举措也在有效落地。

更重要的，中国的增长空间依然广阔，特别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智能制造、5G、人工智能等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在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以后，规模经济就能够显现出来。总体来讲，只要看清楚我们有利的因素，保持我们的定力，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相信，不管外部环境如何风雨飘摇，中国还是能够乘风破浪前进。

林毅夫：“六稳”“六保”关键是保就业、稳增长。有就业，社会就能够稳定，家庭收入就能够增加，消费就能够活跃，我们的生产潜力就能够发挥出来。而就业最大的来源是什么？还是经济增长。经济有增长，有投资，就有就业机会的增加。同时，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伴随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劳动能力水平提升，从而推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

当前，国内还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这些有效的投资一方面可以支撑我们的经济升值，降低我们交易费用。比如发展“新基建”就会进一步推动整个经济的效率提升。就像有4G才能更好地实现现在的移动通信和网上支付，我相信随着5G时代的到来，智能互联一定会开创出新的更多的、高附加值的新业态，从而会创造很多就业。

林毅夫：不管在哪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一定是政府和市场“两只手”都要用好。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需要企业家的奋发有为。同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依靠企业家自身是难以解决的。例如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制度的规范、法律制度的完善，夯实这些基础，才能让新技术、新产业的潜力有效发挥。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一方面靠市场竞争，给企业家提供激励、提供机会；另一方面，靠政府来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一定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只手”一起用。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追求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当时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希望吸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而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其实很容易理解，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难以成功是必然的。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所处阶段的经济基础和相关的制度、社会、政治等为暗含前提，但这些暗含前提中某些条件发生变化，旧的盛行理论就被新的盛行理论所取代。在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不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变”，拿到发展中国家直接来用，环境和条件不一样，怎么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林毅夫：这些年，我根据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包括产业、制度、文化以及治理结构等的差异性，以及这些差异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影响，以期这个新的理论在各种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目标的统一。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会产生理论，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从今年开始，我和北大的经济学院以及我所在的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合办了一个本科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希望从本科教育开始来使用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论所编写的教科书体系，培养有能力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理论创新，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人才。我认为，21世纪中国会是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全世界引领经济学思潮的大师在中国一定会出现。我相信，我们可以培养一批有能力抓住时代机遇，不辜负时代重任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