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自身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就如同一个运动员潜在的运动成绩。他的体能、身体状况、过去的表现和教练团队以及训练方法等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他应该有一个常态的运动成绩。但是他每次比赛的成绩都是不一样的，成绩是上下波动的，但通常围绕这个潜在运动成绩变化。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是我们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决定了经济增长应该是什么速度。但是，现实中经济增长到底是不是与潜在增长率一致呢？不一定。有些国家的发展长期处在潜在增长率之下，意味着它没有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有必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有一个国际背景。国际背景有长期趋势的影响，有因为地缘政治因素产生的一些特殊影响，还有因为疫情等一些突发因素的影响。我们先看全球长期停滞这个稳态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

发生新冠疫情以来，在停工停产的时间里大家就开始琢磨如何复苏。外国人比较喜欢用大写的英文字母表示对经济复苏形势的判断，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是“V字型”复苏。“V字型”就是说经济衰退非常快，噌的一下就下来了，但是见底以后会按同样的速度比较快地回到原点上，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在大家认为世界经济肯定不会是这样，美国经济更不可能是这样，大概比较接近“V字型”复苏的只能是中国。

“U字型”复苏跟“V字型”差不多，但是稍微不那么乐观一点，在谷底徘徊的时间更长一些，然后再艰难地回到原点上。对有些国家来说，很可能会出现更不乐观的情景，一是“I字型”，就是只落不起，当然不可能是无限的。更多的可能是“L型”。“L型”下降的比较迅速，但是回落非常缓慢，慢慢往上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爬回原点。美国经济有点像“W型”，因为疫情是起起伏伏的，美国各个州各个城市的疫情防控措施时紧时松，时好时坏，此消彼涨，此起彼伏，因此它的经济也带有波动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认为冬天疫情有可能再回潮，这样的话其他国家也可能会遇到“W型”的疫情反复和经济波动。

最近也有人看到了一个“K字型”。“K字型”就是说你把字母分两段看，上面那段看上去像一个“V字型”复苏，但是复苏的那部分人是富人，是大企业。字母下面半截则是倒“V字型”，即还有一部分穷人，他们的工作不那么稳定，我们称其为“灵活就业”人员，在国外叫做非正规就业或GIG工人。这些人的工作通常在一线，别人越是要被封在家里的时候，他们越是需要去工作，比如说医院的护士、保洁员、保安、快递员等等，他们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美国政府实行大规模的刺激，比如美国联邦储备放出大量的货币流动性，财政政策也有巨额资金支持，放出以后常常会推动资产市场繁荣，反而富人会获益。例如，以FAANG(脸书、亚马逊、苹果、奈飞和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首字母缩写)推动的股市高企和一些美国最大的企业家财富大幅度增长。特朗普在推特儿上面写道：政府给你们发了个大红包（GIFT）。

大多数人最容易想象的，也是最形象地，描述复苏轨迹的是NIKE的图标，经济衰退跟其他字母描述得差不多，但是经济终究会恢复，只是相当地缓慢，预期时间很长才一点点回到原点上。中国已经成功控制住了疫情，但是大部分其他国家都没有走出疫情的冲击，因此，这个时候这些英语大写字母只能是猜想而已。

最近《金融时报》有一个资深财经记者叫Gillian Tett，她写文章认为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的经济的复苏，应该是“bank形状”的。如图所示，这个图形对我们来说很难说明来源。她是当记者的，年轻的时候学速记，速记中英文的“银行”（bank）就是这个形状，她说世界经济复苏可能是这个形状。这个形状从前半部分看像一个U字型，即经济增长大幅度降下来后，徘徊一段时间然后开始复苏，但是它回不到原点上。在复苏的半路上就不再回升，回不到疫情之前的原点。因为我一直在琢磨复苏这个事，现在我把它借鉴来，用以说明我自己对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判断。

世界经济处在一个“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趋势中，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增长，增速甚至还在缓慢地降低。疫情可能会把这个速度的缓慢降低变成一个更剧烈的、幅度更深的长期向下趋势。我们看经济史会发现，很多国家或者世界经济在历史上都会在一段时间显现一个长期趋势，这个长期趋势可能是一个渐变的、缓慢的过程，甚至有时候人们观察不到。但是，如果一个突发的事件突然给它一个扰动，虽然这个扰动常常是临时性的，来了还会离去，但是，那个长期趋势往往不再能够回到原点上。

比如在日本，历史上曾经跟中国一样劳动力丰富，享有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早期，都实现了高速增长，也一度达到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它的劳动力逐渐开始短缺了，人口红利开始缓慢地消失，潜在增长能力也逐渐减弱，如同一个运动员越过了最佳年龄。本来日本经济增长率可以慢慢降下来，但是由于看到增长率的下降趋势，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刺激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性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导致日本经济进入到一个泡沫时期。投放的大量货币就到处跑，常常就是跑不到实体经济部门，而是跑到股市和房地产上，因此推起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高潮。到了80年代末泡沫终于破灭，泡沫破灭之后，经济能不能回到原点上呢？结果证明日本经济增长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在泡沫破灭之后仍在继续。从上世纪90年之后，日本经济就进入到“失去的十年”，后来又说 “失去的20年”，现在则进入“失去的30年”。从1990年到现在这么多年算起来，日本每年GDP增长率充其量是1%。这次疫情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可能也是这样，把长期停滞的趋势进一步加快，因此形成了“bank形状”复苏。

说到这儿，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什么叫长期停滞。解释长期停滞需要借助一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应该回溯到四个重要的代表人物。第一个是马尔萨斯。马尔萨斯假设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是生活资料也就是人们生产出来给自己消费，养活自己的东西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所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最后就没有饭吃了，只能通过战争、瘟疫、灾难和贫困等等，把人口数量强制地减下来，回到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均衡上，接下来人们又开始生育促进了人口增长。因此马尔萨斯认为，是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经济不能增长。

第二个代表性人物是凯恩斯。他认为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这个人口问题。所以大家都认为马尔萨斯是说错了。但是，凯恩斯从马尔萨斯的方法论和分析逻辑中，一方面可以看到，由于贫困因而难以积累起足够的资本，因而摆脱不了贫困陷阱。这是供给侧的分析方法，这是生产函数或增长核算分析，在学术史中人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凯恩斯强调说，马尔萨斯的方法还有另一个分析侧面是需求侧。按上述马尔萨斯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反过来说，人口增长停滞也会导致总消费不足。虽然消费不足情况下仍然可能会有储蓄，但是如果投资需求也不足，储蓄了多少钱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凯恩斯这里是反其道而用之，他说马尔萨斯说人口增长太快的时候是把人口看作是一个魔鬼，同时他认为还有第二个马尔萨斯魔鬼，人口停滞会导致另一个魔鬼即失业。第一个马尔萨斯魔鬼是人们吃不饱肚子，是贫困和饥饿，而第二个马尔萨斯魔鬼则是就业不足。这里讲的就业不足不光是劳动要素的就业不足，还包括资本的过剩，资本过剩价格就会降低，也就是形成长期的低利率。这是凯恩斯的分析。

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只做了一次这样的分析，回答了我关于为什么凯恩斯如此看重马尔萨斯的疑问。也就是说，其实凯恩斯学说里面包含着长期经济增长理论，而且比其它长期经济增长理论更先进，因为他既有供给侧的分析，也有需求侧的分析。但是凯恩斯太过聪明了，太爱争论了，喜欢呈口舌之强，所以当别人认为他的分析都是短期的，没有看到他的理论的长期视角，批评他总是讲财政政策的刺激，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时，凯恩斯不是去给人家解释，反而为了跟别人论战，对自己的语言表达自鸣得意，说长期有什么用：从长期看我们都将死去。凯恩斯只在1937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增长停滞会带来需求不足，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结果，或许因为听课的都是优生学家,所以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于是，第三个代表性人物登场了。1938年在美国，人们称之为美国凯恩斯的汉森，也在一个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引起人们注意了。因为听报告的人不是优生学家，而是美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当时汉森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他在会长演讲中讲到凯恩斯的道理，说现在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人口增长停滞的现象，因此导致投资需求不足，这时候储蓄多高也没有用。为什么会储蓄太高呢？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富人有钱可以消费，但是富人的钱太多了，不可能把所有钱都消费掉。穷人很想消费，但是没有足够的钱来消费，因此总体上来看结果是储蓄不能转换成投资，最终带来经济的长期停滞。长期停滞这个词儿是汉森提出来的。但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之后，大约在几十年中都没有出现所谓的长期停滞。更确切地说，直到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才有人注意到，其实美国已经开始了长期停滞，美国是这样，其他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因此世界经济也便是处于长期停滞。

第四个代表性人物叫萨默斯。他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下来以后当了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在哈佛大学校长任上由于有不当言论而被教职工们轰下了台，现在在学校当教授。他借用汉森发明的长期停滞这个概念，来形容当前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常态。需要问一问，为什么从1937年的凯恩斯讲演和1938年汉森演讲，一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出了一个萨默斯开始再提这件事。为什么中间隔了这么多年？

凯恩斯说，如果能够改善收入分配，把富人的钱转到穷人手里，后者就能够消费，需求就能得到满足。愿意消费就意味着产品有人买，就不会使经济增长没有出口，因此消费是关键。汉森也是这么讲的。但是，凯恩斯和汉森都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可能做不到，因为在政治上就做不到。特别是汉森认为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社会，穷人就应该穷，不可能通过政府干预大幅度改善收入分配。汉森没有信心改变这种格局，所以他觉得会出现长期停滞。然而事实上，在他们做演讲的时候，英国和美国都在各自发生着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后来深刻地影响到两个国家。在美国，罗斯福为了刺激大萧条之后的美国经济，实施了所谓罗斯福新政，开始大规模建设公共工程，国家投了很多钱，建了田纳西水利枢纽工程、胡佛大坝等等，或许是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或许是不谋而合。但是罗斯福新政真正留下来的、影响更深远的，最终导致美国没有出现长期停滞的东西，是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当时美国提出了《社会保障法》和一系列的有关政策，事实上改善了收入分配，他们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罗斯福以及以后的美国总统做到了。

与此同时在英国，从1940年开始，纳粹德国开始持续地轰炸英国。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虽然德国天天来轰炸，咱们的议会也得开会，不然显得咱们都怕死。同时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则带了一个团队，花了一年多时间和国家给的4000多英镑，于1941年提出了所谓的《贝弗里奇报告》，是一本黄皮书。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它的中文版。这个报告奠定了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制定了英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路线图甚至还有时间表。在这之后的上世纪40年代后期，整个英国社会保障体系也就基本建成了。他们宣布英国成为了福利国家，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全福利保障。同时也改善了收入分配，打破了没有投资需求同时又消费不足，储蓄的资金不能转化为投资的恶性循环。因此，在很长时间里，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出现长期停滞。

除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两个国家还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普通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改善的政策。比如在美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并扩大。从30年代后期有很多大规模工会工人的罢工，在这之前工会组织罢工很少取得成功，常常还被当作破坏分子抓起来，甚至遭到暗杀等等，但是随着这一时期罢工取得成功，工会提高工人工资的诉求获得满足，没有加入工会的人都愿意加入工会，因此工会力量增强了，跟资本家谈判力量提高了。

二战结束以后，大批的士兵从欧洲、太平洋回到美国，就像农民工涌进城里一样，有人预期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这时美国出台了一个“退伍军人权益保障法”，其中一条是所有退伍军人都有权利拿国家补贴去读书。如今我们知道的一些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是退伍后拿了国家补贴读书成长起来的。有条件的可以去读大学，学历不够的至少可以读高中。结果这一批人成为后来的中产阶级的主体。在二战之前，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社会，重要的岗位、体面的职业、较高收入的工作，比如律师、医生和一些中产阶级的岗位只能是白人、男性从事，女人不允许进入，有色人种也不允许进入。但是，战后这些职业和岗位逐渐就开放了，因此人力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更多人纷纷涌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这个阶层的规模相应扩大。正是这些措施，使得汉森所担心的长期停滞至少30年没有发生。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思潮，80年代初保守政治家上台，美国上台了一个罗纳德·里根，英国上台了一个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两个人关系非同寻常，是非常密切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盟友。他们一个共同的理念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过去有利于中产阶级的一系列做法都中断掉，或者有的干脆放弃掉了。

我这里展示两张比较有意思的照片，上面是里根在兜售他的减税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英国以私有化为代表，在美国则以减税为代表。在美国，减税不是减老百姓的税，减税的利益被大企业家得到，大家争论说这个减税对于老百姓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理论，叫做“涓流经济学”，意思是说减税给大企业带来的收入增长，终将会通过种种通道滴流到穷人手里。里根当年所喜欢的一个经济学家叫阿瑟·拉弗。这个人也有一幅很有名的图，据说在餐桌上用餐巾纸画的，叫拉弗曲线。他想表达的是，提高税率没好处，一开始提高税率可能增加税收，但是再提高的话税收不增反降。当时以拉弗等人为代表还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供给学派。不过，如果你要是读克鲁格曼的书，就知道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拉弗是个二流学者甚至不入流的经济学家。

第二张照片就是特朗普上台后，在很多经济政策上继承了里根的衣钵，特别是推动减税这一条。于是，拉弗终于得到了一枚总统自由勋章。也就是说这两位总统是一脉相承的，笃信涓流经济学。问题是给富人减税，富人得到的好处会不会最终滴流到穷人的腰包里呢？当然不会，所以美国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中产阶级也在萎缩。美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自然要向中国甩锅。

今天的长期停滞还是由于人口问题，人口问题表现为老龄化，因为老龄化也意味着人口增长的减慢。随着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乃至绝对数量的减少，消费总量必然放缓甚至减少，而且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经验显示，人的年龄越大消费越少，这个趋势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都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又回到了凯恩斯和汉森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的担忧终于出现了。所以，一个经济学家还是要努力地活着，活到很久以后，你早期的东西被证明是说对了，终将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今世界，高收入国家在迅速老龄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也在迅速老龄化，如果把最不发达国家也考虑进来，那么从今以后，连最不发达国家也在加速老龄化。这是一个共同的趋势，相应地导致总需求不足和储蓄过剩。世界银行新任命了一个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叫莱因哈特，她提出了过度储蓄（saving glut）的概念。过度储蓄意味着资本供大于求，因此长期利率便是下行的，或者叫自然利率低且处于下行趋势。因此，长期停滞便有三个特征：一是低通货膨胀率，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是这样，欧洲是这样，日本是这样，其实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二是低长期自然利率，我们的利率其实也很低，但是不那么严重，日本几乎是负的，欧洲在这场疫情中也变成负的，美国几乎就是零；三是低增长率。世界经济的趋势就是这样，我们把它叫做长期停滞，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在这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人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前面说的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影响，它影响到各个国家，影响有大有小，但不管怎么说，都导致了长期停滞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状况。正如图中显示，世界人口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同时长期向下的趋势。

我们可以来看一些人口变化比较极端的国家。因为世界上国家太多了，为了简单一些，我把人口在一百万以下的国家从数据中剔除掉。在人口一百万以上的国家中，我发现有20个国家的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就是说人口绝对减少了。这是一些什么国家呢？第一，我发现特别突出的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他们曾经实行计划经济，在转型以后的1990年前后就经历了人口负增长。因为当时他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糟，人们对于未来预期不好，因此不愿意生孩子。此外，人口不仅没有增量还减少了存量，不少人自杀，导致死亡率大幅度提高。后来虽然经济慢慢恢复起来，人口也有所恢复，但是从此一蹶不振，因此排在前20位的人口负增长国家有很多是这些国家。第二，是那些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导致人口外流，少数还是战乱国家。第三，是市场经济国家，总体上社会是比较稳定的，没有特别的外部冲击，纯粹是自身的因素，即人口转变因素的影响。有四个国家最为典型，分别是葡萄牙、日本、希腊、意大利，这四个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中日本和意大利都是高收入国家，希腊和葡萄牙是高收入国家里相对穷一些的国家，这四个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中增长表现最不好的国家。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这几条线，蓝色曲线是人口增长率，长期都是下降的，跟人口下降一致的是经济下降趋势，就是经济增长减速。此外，跟经济增长率几乎同步下降的是消费增长率。可见，消费增长的减速甚至停滞，就引出了第二个马尔萨斯魔鬼，相应地导致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最终的关系就是人口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这是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就是人口增长率是长期减速的，譬如从过去1%的正增长，变成千分之一的正增长，然后逐渐降低到接近于0，0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就是说人口从正增长到负增长。在这个转折期间，在前面讲到的四个国家里都出现了经济大幅度衰退的现象。虽然经济增长此前也在逐年减慢，但是毕竟从正到负是一个大的转折点，是一个符号的变化，根本性的转折，因此对于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个冲击性的干扰。

经济学家都分析说，长期停滞的一个最典型现象是低利率，而低利率的原因就是储蓄大于投资。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富人把钱都存进来了，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需求，穷人有需求而缺乏足够的收入，所以总消费需求不足，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导致投资率下降，因此造成储蓄过剩。在这四个国家人口从正增长转到负增长之前，储蓄和投资关系没有确定的规律，但是人口一旦进入到负增长，四个国家全部出现了储蓄大于投资的趋势，这个表现非常明显。我们固然还需要做一些更加精确的计量分析来检验，但是，整个世界的人口变化趋势造成了过度储蓄和经济长期停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和背景。固然还有一些短期的、冲击性的影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经济会是什么样。一两年之内很可能许多国家和全球经济难以复苏，甚至是负增长，我们的国际合作空间相应会被压缩。我们先来看一看世界经济的合作格局或者说经济全球化趋势到底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先回到一个理论问题上。说起李嘉图，大家能够想到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认为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我们要进行国际贸易，而且所有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够获益。比较优势是什么呢？我们生产要使用不同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土地等等，我们就说资本和劳动吧，穷一些的国家劳动力更丰富，可以生产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去交换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产品。劳动力使用得更充分一些，工资就能够较快增长。发达国家把资本密集型产品卖给发展中国家，它也能获益，由于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因此它的资本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资本获益也就更充分。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但是1990年之前的世界，并不是按照李嘉图的模式进行国际贸易的，因为那时世界是分裂的成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即东西对立。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越南、苏联、东欧，我们不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贸易，但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有什么比较优势与资本主义国家无关，它们有什么比较优势与我们也无关。此外，还有南北对立，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不怎么发生贸易。因为二战之后，在形成两大阵营的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例如，在拉美国家形成了一种激进发展经济学，譬如“中心-外围”理论等，要从贸易上和发达国家脱钩。因此，当时所谓的世界贸易，多数情况下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自己跟自己进行贸易。它们的资源禀赋彼此都差不多，相互进行贸易似乎违背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因此那个时期冒出了一些新贸易理论，比如说克鲁格曼解释说，这些国家之间交换的是规模经济的差异。不管怎么说，1990年之前国际贸易不是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对外开放，1986年就提出申请加入世界关贸协定，同时也扩大对外出口和引进外资。1990年前后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经济上也开始拥抱世界，所有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开始面向经济全球化，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所以有人说那个时候全世界一下子冒出来了3-4亿廉价劳动力，真正开始了一部分国家用自己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去交换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国际贸易回归了李嘉图模式。

世界贸易回归李嘉图产生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劳动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劳动参与率就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获得提高，各个阶层都从中获益。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资本所有者固然赚的盆满钵满，但是人们发现里根总统笃信的涓流效应并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富人赚到的钱不会自然而然滴流到穷人的手里，与此同时许多劳动者还由于产业转移和自动化而丢掉了工作。美国出现了制造业萎缩、实体经济萎缩和中产阶级萎缩的现象，产生了很强烈的不满。这种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于是美国就滋生出一种所谓的宏观经济民粹主义，就是说把民粹主义凝结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因为美国人的自由主义深入骨髓，不能让政府太强了，政府做事太多了被人称作社会主义，因此再分配和社会保障不足。美国政府也尝试了一些办法，例如，美国梦就是拥有一套住房，如果穷人买不起则可以分期付款。但是银行家说我凭什么要给还不起贷款的穷人分期付款？金融学家便创造了金融衍生工具，把还不起的贷款打包成金融衍生产品，把风险分散给其他人，由此大规模地刺激起房地产泡沫，甚至让那些最穷、最没有偿债能力的人，也能用贷款买房，结果酝酿成了次贷危机，导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

经历这场灾难之后，还是没有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直到美国意外选出特朗普当总统，英国公民投票脱欧。这一切都是从民粹主义开始，转化为民族主义，以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行动告终。民粹主义既对内也对外，英国人说问题是欧盟导致的，美国人说问题是中国造成的。因此，世界形成一个逆全球化的长期趋势。

国际贸易回归李嘉图以后，随后又出现了一个超越李嘉图的新现象。李嘉图举例说明的时候，说葡萄牙人可以生产葡萄酒和毛呢，法国也可以生产这两种产品，假设两个国家生产这两种产品分别使用两种要素，即资本和劳动，比来比去最后在于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只需生产其中一种产品。所以两个国家进行贸易，交换的是产品，产品里面凝结着不同强度的生产要素。我们说“超越李嘉图”是指：人们发现现在贸易的对象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要素了，而是产品中的一个工艺，一个组件等等。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宾塞说，如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拥有生产苹果手机的比较优势。任何国家参与到这个供应链中，只是具有生产苹果手机的一个部件或者一个组成部分的比较优势。因此，过去的产品贸易变成了如今的价值链贸易，这就再次超越了李嘉图。李嘉图没有考虑过价值链，虽然经济学中有一个很有名的“铅笔的故事”，说的是一支铅笔看上去简单，但是中间凝结了伐木工人、木匠、矿山工人、运输工人、咖啡店服务员等等一系列生产者的劳动。经济学家讲铅笔的故事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现在这么典型的价值链。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当我们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和出口国的时候，它反映的也是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很多人说“脱钩没那么容易”也就是这个原因。

疫情之后，美国等国过去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滋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意大利，它是最早遭到疫情冲击的欧洲国家，一时间它的欧盟兄弟们都慌了，没有一个愿意伸出援手。在疫情面前，世界上出现了“各扫门前雪”、“以邻为壑”，甚至“海盗行为”——在机场上抢别人已经买到的口罩、呼吸机各种抗疫物资，还出现了各种甩锅、污名化等等不光彩的政府行为。其实，这些现象也不是这次疫情才暴露出来的，只不过多年以来大家忘了这个事。一百余年前，也就是1918年也有过一场这样大规模流行的全球疫情，当时叫做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这个名字就是甩锅的结果，因为流感并不是起源于西班牙，而是起源于美国。当时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又把病毒带到了欧洲，交战各国士兵都感染上了，西班牙人没有参战却也不可避免被感染了。虽然起源地不在西班牙，而且西班牙的疫情也不是欧洲最严重的，但是由于西班牙是中立国，它不打仗，无需刻意隐瞒疫情，所以西班牙人率先把疫情报道出来，结果反被妖魔化，人们把大流感称为西班牙流感。参与打仗的国家不允许报道，比如美国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审查机构，不让记者报道疫情，因为报道了以后影响参战这个主旋律，并且疫情也算是军事机密，不能让敌方知道士兵们都病倒了。

过去我们看过的很多电影，读过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说“一战”打到后来双方前线的战士都腻了，不愿意打了，交战双方的战壕对峙时，忽然这边响起了手风琴，那边便出来跳舞，最后大家一块喝酒一块过圣诞节。或许是双方都病得打不了仗了，也都不想再打下去。那时所有污名化、甩锅行为都出来了。今天仍然如此。一百多年来，人的本性、国家的本性都没有改变。我们可以预料，各个国家今后的发展会有一个内顾的倾向，至少一些重要的供应链，特别是涉及和防疫及安全有关的物资生产和供应，都会更加强调依靠自己。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特别是不能放在人家的篮子里。一些国家会把一些供应链往回移，或者把供应链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对我们这样的个最大的制造和出口国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外需环境。

有人说美国是“老二杀手”，意思是谁到了世界经济的第二位，特别是当GDP超过了美国GDP的60%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容忍了，一定要把老二遏止住。按照世界银行跟我们国家统计局合作做的一个购买力平价项目的最新估算，中国2017年GDP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即便按照汇率来算，我国GDP也远远超过了美国的60%。所以美国已经开始态度明确地打压我们，供应链和高端技术要与中国进行脱钩，这也必然构成不利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以上说的都是外部的因素。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外部环境变化的核心是世界经济的长期停滞，那么中国本身变化的根源是未富先老。事实上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在变老，整个世界的趋势都是这样，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相对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我国的人口老得更快，老龄化的程度更深。从人口金字塔图就能一眼看清楚这个特点。图的右边是不含中国数据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它们表现出人口底座较大，孩子和年轻人比较多。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口已经更像一个橄榄形状，意味着孩子越来越少，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高，这就是未富先老，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快。

我们也看到了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慢，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我们说它是“一个趋势”、“两个转折点”。一个趋势就是老龄化，但是在整个老龄化的过程中，会以两个转折点表现出来，而这两个转折点都是影响巨大。第一个转折点已经发生了，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由正增长转为负增长，转折点是2010年。在2010年前后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比较优势就开始丧失，制造业占GDP比重在下降，我们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在下降，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一个最综合的表现就是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行。

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会下降？第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就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经济学家做生产函数第一个就要加入劳动力数量这个变量。第二个变量就是劳动力的质量即人力资本。以前，新成长劳动力不断涌现的过程，意味着中国总的人力资本得到迅速的提高和改善。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改善人力资本的速度也就放慢了。第三个因素是，劳动力短缺之后就要用资本和机器来替代人。如果这个替代太快，就导致资本报酬递减，不能带来相应的资本回报率。再一个因素是，由于没有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了，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也就放慢了。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速度相应下行。所以，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带来的是供给侧的冲击。

第二个人口转折点预计在2025年到2030年发生。这并不是我做的预测，而是联合国的官方预测。在2015年时，联合国做过一个预测，预测结果是中国的人口峰值为2025年，大概只有14亿人口多一点，之后就是人口的负增长。这个预测每年都修改，最新一次修改是2019年，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才达到峰值，可以达到14.6亿。到底该信哪一个预测呢？我想有几个理由，帮助我们选择一个更接近实际情况的预测。

第一个理由，我们来看联合国为什么修改它的预测。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在说明中表示，这些预测都依据各个国家最新数据和官方最新判断。2014年中国实行了单独二孩，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我们预测自己的总和生育率会显著提高，人口出生数量会很快恢复，我们对自己政策的效果信心满满，也把这种情绪传递给了联合国统计学家，后者就把这些信息体现到了预测之中。也就是说，联合国接受的都是我们提供的数据、我们传递的情绪和我们做出的判断。在这之前它在没有受这些判断影响的情况下，做出了2015年的预测，因此我们说这个预测更可靠一些。如果我们相信2015年联合国的预测，我们就可以预期在五年之后，中国就会转向人口负增长。但是不管怎么说，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这个情景一定会发生。正如前面讲到的凯恩斯、汉森、萨默斯做出的分析，这个人口转折点会从需求侧带来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出现这个冲击。

针对人口出现的第一次变化即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我们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做了预测。如图可以看到，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之后逐渐下降，与之相伴随的是实际增长率的下降。现在数据都出来了，我们的预测与实际结果完全一致，证明随着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通常就应该下降。由于过去这些年需求没有发生问题，我们的实际增长达到了自己的潜在增长能力，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未来我们的需求允许不允许实际增长达到潜在增长能力呢？这并不会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预测到，中国将要面临的下一个人口转折点，会产生需求侧冲击。

历史上有没有哪个国家长期中实际增长不能达到自己的潜在增长能力呢？当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日本。我查了日本的统计资料后发现，日本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政府就开始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刺激出一个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实际增长率一度高于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别叫产出缺口或增长率缺口。潜在增长率是理论上测算出来的、通过模型估算出来的，实际增长率是实际发生的。实际增长率减潜在增长率，如果是正的，就说明了超过了潜在增长率，增长率缺口为正；如果是负的，就说明实际增长率还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增长率缺口为负。

日本搞经济刺激，到上世纪90年前后曾经超过了潜在增长率，但是恰恰因为大幅度的超过，就带来了不可持续，最后泡沫破灭。泡沫破灭的1992年、1993年之后，日本央行给出的绝大多数数据，每个季度的数都有，基本上都处在负的。说明它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它的能力，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未能达到。它的能力是多少呢？大概不到1%，就是说它的潜在增长率不到1%，但是多数情况下还达不到它的潜在增长率。

恰恰在这期间，日本人口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2010年前后日本人口进入负增长，到现在已经连续了10年的负增长，这就是日本。中国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世界银行对各国有几种分组方法，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收入分组，国家分别被归结到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四个组中。大体上来说，低收入国家人均GDP是1000美元以下，中等偏下国家人均收入是1000-4000美元之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是人均收入4000-12000美元，12000以上是高收入国家。还有另一种分组方法是按人口转变阶段，采用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其中有一类国家叫前人口红利阶段国家，就是现在还在较高生育率阶段，人口负担还挺重；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获得人口红利，叫做早期人口红利阶段国家；再以后就是那些国家，人口红利已经到了后期快枯竭了，所以叫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国家。世界银行把中国列入这个阶段，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可能比这个阶段还晚一些。再一个叫后人口红利阶段国家，就是没有人口红利可以利用了。

在下图中我把这两个分组中的国家对应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基本来说后人口红利对应高收入国家，晚期人口红利对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早期人口红利对应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前人口红利对应低收入国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发展处在什么阶段就反映一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向0趋近了，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必须要应对相应的挑战。这里所谓应对就意味着，在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后我们侧重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这些问题现在还要关注，但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也就是面临着双重挑战，需求侧的问题也需要予以关注。我们要解决需求“三套车”的问题。我讲“三套车”而不是“三驾马车”，用意在于强调这里用作比喻的是一驾马车，分别由一匹马驾辕，两匹马拉套，而不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我们来逐一看看这三套车代表的三种需求因素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外需仍然还很重要。看上去去年只有7%，就是说如果把GDP增长率作为整体的话，只有7%来自外需贡献，这似乎太小了。其实，过去十年平均下来则更低，基本为零。很多人觉得这很难理解，我们出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追求一个零或负的经济增长贡献？这还会导致一个错误的政策建议，外需不就是出口减去进口即净出口吗？如果我不进口了，那外需贡献不是一下就可以得到提高了？这叫重商主义政策，好像也很不合逻辑。有学者做一些测算，说真实的外需贡献不是0或者负。在1995-2011年之间，在国家统计局显示外需贡献率只有2.5%的情况下，他们估算出的贡献率大概是22%，且不管这个测算有多可靠或者精准度如何，至少说明外需贡献仍然是显著且重要的。

这就是说，我们还不能轻易地放弃外需。我刚才说到国际贸易中出现超越李嘉图的趋势，意思是产品贸易转化为价值链贸易，并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有了特殊的地位。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价值链比较优势。过去我们在生产某些产品的要素比较优势，但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消失了，而且一去不复返。但是，现在我们在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各个层面和环节，有些在资本要素上，有些在劳动要素上，还有一些是在不同层次的技术环节上，我们要发挥综合的价值链比较优势。

其次，我们的预期是，虽然目前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不小的，但是长期看不会有大的提高潜力，还将趋向于逐渐下降。从全球比较来看，投资率也就是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中国大幅度高于所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意味着长期与其他国家的模式不一样，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个趋同的趋势，即中国投资率相对下降。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未来是长期下降的，对资本需求确实没有那么高了，因此经济增长的回归均值趋势，也会导致投资率的回归均值趋势。进一步来看，我们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不能过分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因为这是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因此就要降低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虽然投资需求还要寻找新的增长点，但是它的提高潜力确实相对小一些。

真正有潜力的是消费需求，消费率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中国低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这意味着我们有巨大的潜力，向国际水平靠近就意味着大幅度提高消费率。在最终消费中，有30%是政府消费，只有70%是居民消费，因此扩大居民消费也有潜力。在居民消费中大概有78%是城市居民消费，22%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是近40%，然而只贡献了22%的消费，说明潜力也是巨大的。因此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农村居民身上，提高他们的收入，扩大他们的消费。

最后我归纳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个是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最重要的是促进收入增长，收入增长的关键是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即GDP的增长保持同步。长期以来这两者大体上是保持同步的，但是同步的幅度很不一样。过去很多年里，我们的GDP增长都超前于居民收入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居民收入跑赢了GDP，而居民收入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也快于城镇居民的收入，说明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如果2020年中国GDP增长速度能够达到2-3%，收入增长哪怕稍微慢一点能达到1.9%，到年底我们就可以实现在2010年基础上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虽然今年我们已经不指望GDP翻番了，差一年半载也没有关系，但是居民的收入翻番是有可能达到的，增加收入的关键是保持和GDP增长同步。

第二个是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太大不利于扩大消费。富人睡不着觉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花那么多的钱；穷人睡不着觉是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但是钱不够。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的收入差距还没有根本性地缩减下来。国家统计局给出居民收入的五等分数据，从最高收入到最低收入每组占20%。如果把城镇居民收入的最高20%比最低的20%，得出来的倍数是接近6倍，这个6倍的差距没有改善，还有所提高。如果用农村最高的20%比最低的20%，也还高达8倍多。如果把城市最富的20%比农村最穷的20%，差距就更大了，接近22倍。虽然现在全社会每个群体的收入都得到改善，但是增长速度确实不一样，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怎么办呢？收入分配等相关制度改革仍有诸多空间，如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成为城里人，推动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等，诸如此类的改革措施还有很多。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涓流经济学”，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一次分配不可能根本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因此，合理制度安排和政府再分配不可避免。我们在下图中以横坐标代表国家，国家排列方法是按照人均GDP从穷到富来排。再看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也就是收入差距，在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基尼系数比较高，多数情况下超过了0.4，总体上是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但是到了高收入国家这个区间，基尼系数一下子降下来了。过去大家尝试解释为什么高收入国家收入分配比较均等，学者们做了很多文章。现在终于豁然开朗，之所以国家一旦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基尼系数就降下来了，是因为政府进行再分配。例如，OECD国家在再分配之后，也就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调整，基尼系数全都降下来了，降幅高达35%。所以，市场不能彻底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最终必须靠国家的再分配。过去我们常说国家再分配是民粹主义，是牺牲效率换取公平，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第三，公平和效率之间并非具有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观察下图中的横坐标社会支出占GDP比例（即政府再分配的力度）与纵坐标劳均GDP（即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国家再分配力度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过去认为是过多再分配是政府养懒汉，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一个特定发展阶段，我们收获人口红利，提高生产率相对容易，我把这叫做急风暴雨式的生产率提高阶段。因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就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一个人在农业中能创造的产值是有限的，只要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他创造的产值一定比在农业中要高，就会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叫做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当劳动力没有那么多可供急风暴雨式地进行转移后，劳动生产率靠什么提高呢？

我们恰恰是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需要靠提高生产率实现增长的阶段，原来的生产率源泉却没有了。其实，我们仍然要靠资源的重新配置，但是，主要不再是在三次产业之间进行，而是在每一个企业之间。必须要让那些生产率低企业退出，把资源转到生产率高的企业，这叫做“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讲创造性破坏是提高生产率的必要途径，也就是创新的过程。但是谁都不喜欢创造性破坏，因为工人担心丢了工作，企业担心在竞争中被淘汰，政府也愿意看到竞争造成大规模失业。你要保证没有失业、不被淘汰，我才欢迎创造性破坏。但是，能保证不被淘汰就不叫创造性破坏了。企业被淘汰了，工人就会失业。因此大家乐得规避竞争，都用自己的说法去争取获得保护，最终保护的是落后。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国家都是存在的，美国也是一样，企业特别是具有较强谈判地位的大企业都去争夺政府的立法，以便规避竞争，争取保护和补贴，工会出来代表工人说话，以保护就业为借口希望保护岗位，免于市场竞争。

但是，在诸如瑞典这样的一些国家，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政府既不保护企业，甚至也不保护岗位，但是把人给保护起来。保护人就意味着在社会的层面，用社会保障的方式。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关系：政府再分配力度越大，对人的保护越充分,就越是没有借口保护落后的企业和岗位，越可以充分拥抱创造性破坏，生产率反而得到提高。可见，效率和公平是可以统一的。中国再分配的特色方式，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至少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基本态势可以用长期停滞来描述，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这个趋势将持续，构成不利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疫情之后各国发展内顾倾向和美国等国家的恶意脱钩，更为我们设置了险恶的外部环境。我们自身的未富先老，特别是面临的下一个人口转折点，也都构成我们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一方面，供给侧面临着潜在增长率长期降低的趋势，另一方面，需求侧也逐渐构成发展的制约。因此，我们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点就是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的扩大，一是要靠收入的增长，二是靠收入分配的改善，三是靠政府加大再分配力度。

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表达的主题，即如何实现我国自身的潜在增长率，我也稍微把这个主题做了一些拓展，多说几句，旨在帮助各位同学进行自己的分析，也不妨从我讨论的问题中挖掘论文选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