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说今年增发500亿国债
将可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专家访谈·北京）财政部在近期内增发500亿国债，为什么会在今年年初已发放1000亿国债后又增发500亿国债？对于发放的目的、资金的投入方向以及对我国经济运行会产生什么影响？带着这几个问题《中国新闻60分》“中经点评”栏目组采访了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高级经济师徐宏源先生。

　　中央台《中国新闻60分》栏目 记者（王风）：徐老师您好，最近财政部决定在今年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建设国债，今年年初我们已经发行了1000亿，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期增发500亿呢？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　徐宏源：应该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政府抵御亚洲金融风险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从98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实施三年了。今年年初，由国务院提出，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发行了1000亿的长期建设国债，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了重大转机。最近社会各界对为什么在经济发展已经出现重要转机的情况下，还要再增发500亿的国债，争论是比较大的，在经济学界内部争议也比较大。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从短期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的经济确实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转机，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这个转机的基础还很不稳固。大家都知道短期经济运行的波动主要是由需求来决定的，一般决定我们国家总需求的三大要素是：消费需求、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刚才之所以说基础不稳固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外需，也就是出口需求。虽然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出口总需求增长率达到了38.3%，这是近几年增长速度比较快的一年，但是，应该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这个增长速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首先，与这个38.3%对应的是去年上半年的出口的负增长，今年的出口增长速度和去年比较起来带有比较强的恢复性。由于我们的出口目前公布的增长率是现在比上年的同期，我们应该记得，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出口需求就开始恢复性增长，去年第三季度增长了15%，四季度增长了16%，也就是说，去年下半年整个出口需求基数已经有所抬高，如果预测今年下半年情况，即使出口的总额不变，或者说如果出口总额仅仅略有增长，那么从增长速度去看也会掉下来，这一点已经在7月份得到了验证。因为7月份出口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只有24.1%了，比上半年平均的增长速度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出口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将在下半年继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对外需也就是整个出口形势的这种过快的增长还不能盲目乐观。其次，我们国家上半年出口需求出现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去年下半年出口需求恢复性增长的继续，其大背景是1999年下半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强劲复苏。现在大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也有一种担忧，就是美国经济究竟有没有可能软着陆。前天，美联储宣布其利率暂时维持不变，这引起了包括中国经济学同行在内的经济学界很大的关注，大家对这一点还有很大的疑虑。如果美国的经济出现放缓，或者说出现硬着陆的情况话，那将对全球的经济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出口需求也就是外部需求肯定是会下降的，因此，在上面提到的三大需求里面，第一个出口需求就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第二，我们国内最大的需求，也就是消费需求。从表面上来看，今年我们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比较快的，上半年增长了10.1%，和去年全年相比应该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增长速度的加快是从去年第四季度就开始了，因此，现在这个速度只是去年四季度以来增长势头的延续。再有，就是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上年同期比，其中没有进行季节调整，如果进行季节调整的话，用今年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比，或者用今年二季度和今年一季度比，那么这个消费的增长速度就不会象目前的统计指标所反映的那么高。也就是说，今年一到三季度这个比较快的消费需求增长完全是去年四季度的翘尾影响，而且，这一翘尾影响到今年的第四季炔呕嶂鸾ハ拧Ｌ傅较研枨笤龀さ闹饕颍蚁胫饕且蛭ツ甑谒募径龋簿褪?0周年大庆的时候，国务院采取措施同时提高社会三条保障线的最低收入水平和国家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水平，这是我们消费需求出现明显回升最主要的原因，至于其他的原因，比如减息、放长假、活跃资本市场等，在这里都只是很次要的因素，收入的增加才是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们采取的是同比计算方法，所以，第四季度以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肯定也会下来，理由很简单，因为这只是一个统计方法技术上的问题。由此可以推定，如果没有进一步增加收入的举措出台，未来一段时间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又会重新减缓。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农民收入和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不上来，如果这些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增长不上来的话，那么整个消费需求就不可能真正启动。因此，造成未来一段时间整个经济增长的不确定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消费需求。

　　第三个因素就是投资需求。在三大要素里，除了出口需求、消费需求以外，剩下就是投资需求了，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还没有被有效地调动起来，目前主要依靠的还是政府投资。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1到6月份，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了12.1%，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要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或者说达到一种比较合理的增长区间的话，投资的增长速度至少应该保持在13－15%之间，但现在仅是国有投资的增长接近了这个速度，民间投资上半年是7.9%，也就是说民间投资还没有被有效地调动起来，和国有企业的投资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再一个就是外商投资现在还是负增长，也没有被有效地调动起来。

　　记：您刚才谈到的决定我国总需求的三大因素，就目前情况和未来一段时间它们的运行情况如何呢？

　　徐：刚才谈到的投资情况目前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的整个需求并不十分乐观，不是象我们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认为新的经济周期又出现了，拐点又出现了。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应该说目前整个经济增长重要转机的出现主要依靠的还是政府的政策，比如消费需求的回升主要是依靠去年四季度收入政策的调整；出口需求即外部需求依靠的是外部环境的改善和出口退税政策、出口信贷支持政策等等，而依靠经济运行本身也就是内在供求关系的改善来促使经济进入合理增长的这一因素，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供需本身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况，支持这一结论的主要根据就是物价指数仍是负增长。现在，虽然整个通货紧缩现象正在缓解，但是，应该看到物价指数还是负的，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7月份仍是－1.2%。当然和去年相比，负的程度有所缓解，但是应该说还没有真正结束通货紧缩的状况。如果通货紧缩状况不结束，物价不止跌的话，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民间的投资就不可能跟进，因此，我们就必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三大需求，如果出口需求下降，消费需求到第四季度也要下降，那么要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就必须依靠投资。刚才我们分析了，现在，外商投资还没有跟进，民间投资需求也没有达到一种理想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国有投资，这种现状也表明我们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年初的1000个亿的长期建设国债中大约有340多亿已经在去年的第四季度进行了预安排，因为在去年8、9月份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已经出现了负增长。当时，国务院果断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把今年的一部分计划提前到去年的第四季度去使用，这样才使得整个投资需求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这样一种走势，如果不是采取去年提前使用的话，那么可以肯定整个宏观经济不会出现今年这么好的局面。随着今年三、四季度用款高峰的到来，我们测算，这1000个亿最多到今年9、10月份就会被全部用完，所以，如果不再增发一部分国债的话，那我们刚才谈的第三个要素，也就是投资需求这块也会掉下来。如果国有单位的投资掉下来，我们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掉下来，这样就会使经济景气循环造成不必要的反复，从而会造成已经出现的比较好的势头得不到延续，也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这将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的持续萧条，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连续性把握得不好。从我们国家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因此，我个人认为这500亿国债的发行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记：刚才您谈到国务院果断采取措施，将今年的部分计划资金提前拿到去年第四季度使用，那么年初的1000亿减去去年已经用掉的340亿，还剩660多亿，这660多亿主要投向了哪些方面呢？国家对增发的500亿国债的使用意向又是什么呢？

　　徐：对于今年年初发放的1000亿国债以及最近又要增的500亿国债，中央已经作了明确的安排：第一个，就是在建工程。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动工兴建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电站、水利基础设施等，包括城市和农村电网的改造，由于大的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比较长，所以增发的这500亿国债主要是用于对一部分在建工程的投入，包括部分需要地方配套资金而现在地方财力比较困难拿不出配套资金的项目。第二个方面就是西部大开发。大家知道，中央的一个战略决策就是果断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当然西部大开发不是一两年内就能完成的，可能需要花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改善西部的投资环境，包括生态的保护、沙漠的治理以及长江和黄河源头的生态建设，这些投资都比较大，另外还有交通、通讯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个，就是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环保方面的投资。大家肯定都还记得，今年春季北京遇到的比较罕见的沙尘暴，因此，这项投资还包括对北京、天津附近的荒漠化治理。第四个投向，我觉得就是农林水利项目，因为现在对整个农村确实欠帐比较多，包括农村的电网改造、新农村的建设以及一些小流域的水利和环境的综合整治工程，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应该看到，通过增发500亿国债，第一，它对继续扩大内需起到了连续性的作用，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得以延续；第二，把资金投向一些基础设施领域以改善我们整个的投资环境，为引进外商投资提供条件。我们加入WTO以后，可能会有很多外商到中国来投资的意向，那么他就要考察你是否有适宜的环境，我觉得这500亿投下去以后，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善整个投资环境，所以，我是比较赞成将资金投向这些基础设施领域的。

　　记：在刚才您提到资金投向的四个领域，那么在这四个领域中有没有一个侧重呢？或者说它们各自占多大的比重？

　　徐：具体的项目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审核以后再安排下去。我个人分析比较大的部分可能要投在在建工程上，比例可能就是4：3：2：1，如果按照这种比重来划分的话，40%以上的资金要投向在建工程；30%左右投向西部开发；还有20%投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整治；10%左右投向农村电网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估计，具体的投向还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才能逐步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去。

　　记：我想等钱用的地方一定很关心这笔款项什么时候能够到位，也就是说，这笔钱要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徐：我想如果快的话在今年四季度的10月份或11月份就有可能落实一批项目，因为从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中央已经储备了一批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只要是符合条件的，经过立项、审批，很快就会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去。

　　记：刚才您谈到这500亿新增国债非常及时，保证了我们国家扩大内需这种政策的连续性，并且，今年中国把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大部分资金都放到了投资需求上，那么，如果加上以前的2100亿，您认为它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

　　徐：我们作了一下初步的测算，年初的1000亿再加上新增发的500亿投下去的话，可以带动今年经济多增长2.4%左右，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一部分配套资金。这1500亿下去以后会带动一部分银行的配套资金，一部分地方的配套资金，甚至还可能带动一部分外商的投资，在经济上它有一个乘数效应，就是说中央政府的一块钱可能会带动3、4块钱的配套资金，所以，整个加起来以后就会拉动经济增长2.4个百分点。这里面其中有一块会在明年初发挥作用，尤其是今年增发的500亿国债，应该能在明年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在这里要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内需不足以及抵御亚洲金融风险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它会是一项中期的政策，至于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我个人认为，一直要到经济本身的供求关系恢复到平衡的时候。如果用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说，就是要让物价出现正的增长，达到3%到5%这样一个范围，中央才会逐渐减弱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根据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我们建议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我个人认为明年还应该发行一部分长期建设国债。

　　记：国债毕竟是一个债的问题，因此总会有一个集中返还期，另一方面，如果长期靠国家通过国债的投资拉动内需，对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徐：目前经济学家们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设计债务风险的问题，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有一个综合负债率，也就是说整个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多少，目前比较通行的标准是债务余额不超过GDP的60%，有了这样一个比率标准，国家就不可能无限度的发行国债。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债务风险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至于什么情况下会对整个国家的财政造成比较大的压力，而什么样的情况又会出现国债负担不了，这两者相比的话，这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如果没有国债的投资，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98年我们没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话，我们可以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进行仿真，其实际的结果就是去年经济增长速度大约已经滑落到4%以下，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很大一块都是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拉动起来的。所以，从现阶段来说，由于中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与债务负担或者债务风险相比，我觉得经济不增长或者失业的不断增加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如果经济不增长或者经济增长的速度掉到4%以下以后，就业将会非常困难，下岗职工也远远不止今天这个数字，肯定还会爆发大量的失业，这有可能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都造成影响，到那个时候还谈什么经济增长呢？所以，我觉得尽管大家对债务风险问题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把经济增长速度搞上去，要扩大就业，这才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

　　记：您刚才提到，这个负债率应该有一个限度，那么，从中国目前负债率的情况来看，是否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再有，我们国家还能承受多长时间这样大规模的放债呢？

　　徐：从当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看，一般应该控制在3%以内，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不超过60%，但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它只是一个经验数字。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80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实施供应学派的观点，当时采取的减税政策实际上就是扩大财政赤字来促进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他们的赤字也非常巨大，80年代中期达到了2700亿到2800亿美元，也超过了3%的限额，但是，现在他们整个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调整过来了，并且从去年开始财政出现了盈余。所以，我觉得应该动态地去看财政平衡，不能只看一两年，应该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从十年、八年这样的角度来谈盈余，也许这五年十年都是赤字，但是到了后十年，可能从第十一年开始就变成盈余了，这就说明了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要通过它本身的项目来获得收益。大家都知道，我们投资的都是些基础性项目，它本身不可能有很高的回报，我们发行国债等于是用国家的信誉向老百姓借钱，那么借来以后不仅要还本，而且还要付利息，比如说你发行五年期的，五年以后就要还本付息。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就比较担心，如果没有收益或者只是这么低的收益率国家怎么还本付息？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发放国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社会效益，这是最主要的。比如说，我们对GDP粗略的计算一下大概是八万亿，如果我们把积极财政政策进行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八百个亿的国民收入。因而，我们要算这种大帐，要从宏观的层面上算这个帐，整个GDP增长快了以后，国家的税收就增加了。以美国为例，可能再有十到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就能通过财政的盈余把整个债务全部还掉，这是近几年的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债务问题，第一要动态的看，第二不要拘泥于某一个数据上。

　　记：能否告诉我们，我们国家最近这三年的负债率分别是多少呢？

　　徐：今年已经超过了3%，去年也超过了，98年没有超，大概是2.7%，就从去年开始超过3%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口径问题。至于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今年大约是20%左右，远低于警戒线，这说明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我要再一次呼吁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要为某些具体的数据所束缚。

　　记：您刚才提到投资，包括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都需要稳定在10%以上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发展状态，但实际上这两块却都不理想，那么，您认为在这方面有什么办法才能拉动这两块跟进呢？或者说我们施行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这两方面能产生什么积极作用？

　　徐：我觉得解决这两块拉动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我们整个的宏观环境。按老百姓的话说，市场上不能天天在“跳楼”大甩卖，如果每天商家和厂家都在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在经济学里的意义就是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都没能发挥出来，当然更不会去追加新的投资，所以，民间投资不可能跟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彩电、冰箱这些家用电器还有服装等天天都以低于他的成本的价格来甩卖的话，是不可能去再投资的。现有生产能力都已经大大超过了有效需求，所以，我们首先应该从宏观上加以解决，要让物价出现正增长，达到3%到5%左右，这样企业才会有赢利，才能使企业去追加投资，去投向一些新的项目。因此，第一点就是要改善宏观环境。

　　第二个方面，我认为是制度上的问题。现在有盈利的行业我们国家都是政策性垄断，最典型的就是电信领域，另外还有保险和金融领域等。我觉得为了在微观上给外商投资创造条件，为了搞活民间投资，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制度上必须打破行业垄断，也就是我们很多经济学家所提到的微观自由化问题。你必须放开，打破这种壁垒，让企业充分竞争才行。现在凡是垄断部门大家都感觉到服务、效益不好，成本高得出奇，象电信业大家反映比较多的就是某些通讯收费项目甚至比美国还高，所以，如果象中国这样的一个电信大国电讯服务企业都无法盈利，世界上可能也就没有几家能盈利的电讯企业了，因为现代经济讲的是规模效益。因此，必须冲破行业垄断壁垒，实现企业的充分竞争，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垄断企业成本软约束的状况。制度上的这种变革，会创造出巨大的投资需求，所以，第二点就是要为民间和外商投资需求的增长创造制度上的环境。

　　记：我代表我们的观众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徐：谢谢大家。

（中经网·电视媒体部徐剑、雷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