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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应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作者:刘世锦    单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发布:2020-08-31    阅读:903次   
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总体表现是符合预期的,也出现了一些超预期亮点。这一次疫情对中国经济是压力测试,出现了一些特点,我想有三点。

第一,我们原来预期今年的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上半年出口仅是小幅负增长,反映了中国出口行业快速的市场应变能力和增长韧性。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国的出口行业是能够经受大风大浪的。
第二,需求的恢复速度慢于供给。我的解释是,供给方面来自于企业,但是需求更多的来自于个人。
第三,数字化生存。由线下转到线上,实际上效率是提高了,但也确实带来问题:航空业、酒店业、餐饮业等受到一定冲击。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恢复在全球范围内是走在前列的。如果一切正常,三、四季度还可以恢复到5%-6%的增长速度,全年可争取实现3%左右的增长。由于今年的基数低,明年可争取恢复到7%左右的增长速度。将2020年和2021年的增长速度合在一起看,如两年经济增速能平均增长5%,我们就算是恢复得相当不错。
另外,我提出用相对增长率,也即中国的增长率和全球的平均增长率进行比较,来评价衡量我们的增长状况。如果今年我国增长速度达到3%,全球增长速度为负3%,两者间的差额将达到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的相对增长率会达到6%。
三季度后,我国经济逐步回到常规的增长轨道。一方面,我们要防止资金过度流向股市、房市,把泡沫再搞起来。宏观杠杆率已经提高了,我们希望它不要再进一步提升。因为我们要防止防控金融风险。根据目前一些数据看,金融风险有可能是在扩大的。另一方面,我们应继续拓宽支持实体经济融资的渠道。
在特殊时期,宏观政策很重要。但经济回到常规轨道上后,宏观政策就是第二位的,甚至是第三位的。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仍要保持较好的增长状态和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们的注意力一定要转到结构性潜能。
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所具有的发展潜能。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些潜能。
第一,追赶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一万美元,而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标准大概接近3万美元,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是在4万美元以上。这3万美元的差距便是我国追赶的差距。我们不应忽略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这3万美元的差距是中国最重要的增长潜能所在。
第二,新涌现的潜能,也即我们和发达经济体同步,且有可能和他们并跑,甚至是领跑的潜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和与之相关的数字经济,一是绿色发展。
如何调动结构性潜能?这就涉及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为什么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呢?第一,不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国内。第二,从国际范围看,大国都是以内需为主。第三,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所以和其他大国相比,我们更有必要,也有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第四,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地位的增长阶段,而服务业大部分仍然是本地化的、不可贸易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现实的需要,也符合发展规律。事实上,我国一直是以内循环为主的,当前的经济形势只是加大了内循环为主的需要。
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情况之下,部分外需市场会出现收缩。且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猖獗,出现了技术上卡脖子断供的情况。我想不限于中国,一部分大中型经济体可能被迫实施某种产业备胎战略。
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段时间讲的国内大循环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第一,要提高内需的比重。第二,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的韧性。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倒退,更不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下一步我们不仅要继续对外开放,而且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我想,更高水平的开放有五个特点。第一,要适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市场变化选择开放策略。第二,要适应开放程度的周期性变化。最近几年,全球化遭遇寒流,但全球化大的方向还得往前走。我们过去对全球化的周期性变化估计不足,以后要适应这种周期性。第三,要更有韧性和弹性,更具抗冲击性的开放。第四,基于制度规则的开放。第五,是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发展的开放。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大循环是开放型的、以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如何才能循环起来?我提出一个观点,即我们需要形成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的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为什么特别强调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因为它有更高的集聚效应和要素生产率。今后十年,中国经济80%以上的增长潜能、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基本上都来自于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
“3”指的是实体经济方面存在的三大短板。我们的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主要是因为我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行政性垄断。下一步我们需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降低成本。从主体部分看,我们需要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中的产业链、产业价值链往上逐步延伸,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不够大。从高端来讲,我们高端部分的基础研发能力,特别是源头创新的能力不强,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2”指的是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是新形成的增长动能。下一步实际上是一个大格局,一边是实体经济,另一边是和它相对应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实体化,以及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带来的潜力非常大,而我们的书籍经济处在起步的阶段。绿色发展不仅限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绿色创新,是一个完整的绿色生产体系或经济体系。
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德国和法国提出了复苏的两支柱,就是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中国在这两方面起步并不算晚,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可以为我国经济的追赶过程提供支撑,也可以引领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
概括起来,“1+2+3”的结构性潜能框架,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把结构性潜能调动起来后,才能够把国内大循环这篇文章做好。我们下一步深化改革,重点是要打通要素市场。
针对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我强调两方面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让宅基地能够逐步向集体组织之外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的改革。在空间规划过程中,需要尊重市场信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是人口流动的信号。我们应该按照人口的流向分配用地指标和财政补贴资金等,并按照人口布局的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针对三大短板,我们也应该推出一些针对性措施。比如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讯、金融等技术产业领域,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举例来说,在通信行业,能否允许民营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共同成立一两家电信运营商,与目前的电信运营商竞争?
这种改革一方面可有效带动投资,更重要的是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成本。这也是我们近几年供给侧改革强调的降成本。所以,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要降低全社会的基础性成本。
第二,要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我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后,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即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也就是将现在4亿人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通过1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实现翻番,达到八九亿人。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消费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超大型市场的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这是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内容。中国现在有将近10亿人还处于中低收入阶层,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是最重要的内需来源。中国不仅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该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
在创新方面,我有个建议。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富的若干城市,比如杭州、深圳等,应当像当年办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人员聘用、招生、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等方面,实行特殊的体制和政策。

杭州办了西湖大学,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还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类似的大学和新型研究机构脱颖而出。我们需要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成果。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大国。
最后我想讲讲对外开放。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利用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更大的力度、更聪明的办法推动开放。我的建议是,在必要的时候打出“三个零牌”,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样可以争取国际博弈的主动权。在全球化理念和规则制定上,我们应该走到前面,对全球开放和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本文系作者8月27日在中国制造大讲堂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