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在河南息县明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日前，而且觉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

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1956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1963年他重回经济所到1974年12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1968年到1972年期间，我们两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我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的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怀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这样一个当时使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因此，我是从他受益极多的。现在我主要不是表达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感激，而是讨论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业对我们的改革和改革的参加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鲜明个性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文章的人，对于他作为学者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都还只能说是顾准的外部特征。如果要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正如王元化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所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种充盈于他的著作中的真知灼见，无疑来自他不畏艰险、放言无惮的科学批判精神和艰苦卓绝、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支持顾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勇往直前，坚持对历史轨迹和人类未来进行无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议论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而且当时顾准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艰难的，缺乏研究和写作的起码条件。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

只从表面上观察顾准，会觉得顾准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因而能够完全客观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说，顾准的特点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确，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例如，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经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对于革命怀有深厚的情感，始终认为革命“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当他发现自己曾经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着谬误的时候，往往陷入极度的痛苦。但是当他发现革命理论的失误和革命队伍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总是毫不容情加以揭露和批判。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武景气’的到来”。然而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阴暗方面，如唯政治权威之命是从的“史官文化”，鼓吹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的“黄老风格”，他都义愤填膺地加以声讨批判。他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于被看做民主制度的极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却斩钉截铁断言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对于大国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化世界中与东方专制主义相结合，或者在雅各宾专政后继之以拿破仑独裁。

然而只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冷峻孤傲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

人们也许认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种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蠹，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我从同顾准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的严肃冷静的科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艰苦勤奋的工作作风，无一不是由对人民的热爱所孕育和支撑的。于是构成了他的貌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征：一方面，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例如，在河南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辞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意。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线”的亲友子女，却总是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从社会原因来为他们辩解。例如在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的妹妹和妹婿（当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阻止，顾准不能和近九十高龄的妈妈相见。当时大家对他的妹妹和妹婿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经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在30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的“内奸”，很久以后随着周扬的解脱，他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对于他们这位老朋友却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朋友的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我当时很不以为然。顾准却说：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这种古怪的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审干”做法造成的。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这种悲惨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才对，怎么可以苛责呢。

顾准对于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虽然事隔几千年，仍然严词指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左”派理论家，他义正严辞地宣言：“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的苦难，满怀同情，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时候，也伤心落泪，边读边哭。在看到别人被强加上莫须有的政治罪名，他会不顾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来打抱不平。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他想到的是“中国农村冬天没有鞋穿的孩子们”。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维护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点牵连。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想的毒害和为形势所迫，同他断绝往来，“划清界线”。顾准对此深感痛心。然而他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准在一份文字报告中作出“承认错误”的表示。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还是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他对我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事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已经成为顾准的天性。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打开行军床休息”。那是顾准临终的一天。由于癌肿对气管的压迫，他早已说不出话，当时他的病情更是已经进入了危急状态，一呼一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约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看到我还在床边，便挣扎着用手势，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要我休息。只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他就停止了呼吸！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

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结果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后，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

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积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多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在这种时刻，我想我们知识界尤其需要发扬顾准那样立志为世界人民服务而不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的精神，为大众的利益、为推进改革而奔走呼号。

现在似乎有一种误解，以为既然旧体制下当权者往往用所谓的“整体利益”压制平民百姓的发展个性和增进物质福利的要求，我们今天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以一己私利为依归，把利己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改革的精神武器，把承认人的价值化为对金钱价值的顶礼膜拜。在某些错误观念的误导下，鄙薄崇高，崇尚卑鄙成为时尚。以损人利己为荣，以不择手段地敛财致富为务，对社会主义和公共道德弃若敝履，把靠掠夺公共财富起家的暴发户看作改革者典范，把厚颜无耻地倡言市侩哲学与思想解放等量齐观，把正当的经商牟利同弄权“寻租”混为一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人生第一要义，利己主义被说成是时代的思想旗帜。

的确，顾准也说过，有一种个人主义曾经是历史上积极进步的因素。不过，顾准所认同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个人主义，而是“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那样共产党的基本标识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的那种个人主义。”顾准曾经自陈，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尤其倾心这种文明的先驱——希腊城邦文明。然而他却为希腊世界由于个人利己思想恶性膨胀而造成的种种败德行为而黯然神伤。他说，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希腊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了。”并使《希腊城邦制度》的写作一度“卡壳”。可见顾准对个人主义决不是全称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选择的。人民大众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处境的要求显然无可指责。但是，争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别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有更高的追求。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应当说，顾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就是对顾准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