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圈：如何理解现在提出的大循环？为何现在提出？

刘元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国内大循环，但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把它的基本概念梳理清楚，避免形成一些思想上的误解。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循环，特别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循环，都是由国内大循环、还有国际大循环组成的，到底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还是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要以国家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还有发展的目标来决定，而不能机械化、简单化。

第一点，我们必须要理清楚大国的内循环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来讲也一样。其实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它也有内循环、也有国际大循环。但是，以市场经济和市场配置资源为主体的这种国内大循环实际上在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目前很多人就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就是新形势下的闭关锁国，这种理解是严重错误的。总书记已经再三强调，国内大循环，在本质上也是开放的，它与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

还有一些人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简单地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外需不足的问题，要通过出口转内销等方式来实现，因此双循环就是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上要脱钩。这个说法也是十分错误的。虽然在我们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完善过程中，需要解决目前国际大循环动力不足、外需下降、外部环境风险急剧上扬的情况，安全问题成为政府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国内经济大循环不是简单只解决这个问题。它还要解决我们内生动力的问题、解决我们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新问题、新规律。

那第三个说法就是把什么东西都要归结到国内大循环，甚至很多区域经济也在讲大循环。国内双循环、新格局是一个战略，是一个国家整体性的战略，不是哪一个区域哪一个点上的战略，也不是划界到某一个问题、解决某一个问题的一些战略举措。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澄清一些错误的理念，防止一些人利用双循环这个新理论，在没有很好鉴定它的内涵的基础上，来宣扬他们的一些偏激的、落后的思想。其次就是作为学术界，应该要把这个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核心命题、基本体系要梳理清楚。

那么内循环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分工体系为载体，以国内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环境的畅通、新动能的不断提升为内生运行动力，以国际大循环为补充和支持的一个经济循环体系。

这个体系本质上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特别对于中国处于全面小康已经实现，要迈向现代化强国新征程里，它必须作为我们的战略基本盘，作为我们统筹开放与安全、规模与安全之间的基本体系。我们要明确双循环新发展战略在目前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华民族复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下，它的战略意义，要从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来把握该理论的时代背景。我觉得要明确我们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是我们新发展阶段，新的内外部环境，和新的历史任务、条件的必然的产物，这个理论有它的历史基础、实践基础、同时也有它的理论基础，不是无中生有出来的。学术界必须要把它的时代背景、历史基础、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基本命题还有核心内涵要梳理清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也反复强调了，目前这个理论进行了很多讨论，还需要继续，也希望我们提出一些争论。所以目前有一些争论也是正常的，在争论中不断地明确我们的战略。

    经济学家圈：要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刘元春：需要解决几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在思想上形成一个新共识，对于各种错误理念，要有一个很好的批判和说服。一个将要主导整个十四五规划、主导未来一段时期发展的基础战略必须上升到指导实践和开创政治经济学新格局的层面上。

我们要明确双循环的新格局、战略实施的逻辑路径。要知道哪些是必须先做的，哪些后作，哪些是短期举措，哪些是中长期的安排，不能够什么事情都往这里面装。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噪音、理论上的杂音，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地方在行动上的抢跑运动。比如说有些人就开始谋划中国必须实行全产业链，什么东西都要做、什么东西都要布局。这种狭隘的认识很可能真的导致内卷化了。在逻辑上面，习总书记在这几次的阐述里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梳理。我觉得在战略和理论层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那就是，要与前期的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对接，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留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我们实现双循环的战略性举措。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根据目前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发展阶段的变化，所凸显出来的风险问题、节点问题，有一些系统性梳理、针对性举措。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目前要把“六保”政策在短期要落实，因为只有在我们保就业、保主体、保民生等等这几保能够得到很好落实，才能使我们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基本盘，和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基本盘得到稳定，而不至于出现一些断点、堵点、甚至崩溃的情况。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目前的中美大国博弈、特别是核心技术攻坚战要打好，这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一个关键。目前我们看到由于中美技术战、人才战、贸易战带来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以及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我们必须在中短期内通过制度的显著优势，把核心技术攻坚战，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很好地解决。科技创新推动新动能，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个是双循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那么国内的大循环存在着很多基础性的问题。比如说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我们的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大的统一市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区域协调的不稳定，还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来作为它的基本解决方案。对于国内经济循环里所面临的断点堵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案，让它真正焕发出第二轮的改革红利。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我们要以内循环为主体，主要是要通过内部的创新力的提升、配置力的提升，使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合作有新的竞争优势，这是检验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通过内循环的稳固提升，从静态和动态的全面提升，来使中国在目前全球化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新的竞争力、竞争优势。这就也需要我们适应目前国际化的新格局，并以开放的路径模式、体系，要有一个新的变革。等于说参与国际大循环，我们的制度体系、生产关系上面也要有一个新的点。就是我们不是闭关锁国，是要更高水平的开放。但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在一带一路，在我们的技术合作战略上要有新的理解。

这几个方面我觉得是构建成我们打造双循环的很重要的要点，也是总书记在这一次谈话中重点强调的方面。那么这里面我们认为有些是短期内必须要解决的，有些是我们中长期要进行谋划的，所以说这里面需要我们在新格局上要有充分的底层思维，同时也要向社会各界对这样的新格局的战略部署有一个新的认识，产生新的共识。

    经济学家圈：中美争议加剧，中美会脱钩吗？应该如何理解并应对目前的国际形势？

刘元春：目前的发展态势来讲，局部脱钩的概率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全球化构建的逻辑来看，中美是不可能出现完全脱钩的，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化。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美会完全脱钩、步入到美苏的冷战格局当中，但也不能够简单地掉以轻心，认为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构建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单一的全球化还会延续。我们必须要看到全球化不可能终结，但必定会做出大调整。那么中国一方面要适应这样的调整，同时要引领这样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个“脱钩”，很重要的就是要稳住中国国内大循环的基本盘。因为只有稳住我们的基本盘，才能稳定我们的国际战略竞争力，才能够使我们经贸的压舱石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不发生变化。

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突破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极限施压、全面遏制的做法，使美国战略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要进一步地以开放来应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那么我们要跟所有愿意和我们做贸易往来的经济主体和国家开辟新的开放合作的新局面，这个很重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的战略深化，进一步地强化区域性的多边合作。

第三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未来的几年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同时我们要在十四五期间快速复苏的基础上，有一个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使我们能够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的GDP是它的百分之六十多，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能接近它的百分之八十，那么这个大国博弈的模式就会从传统的不对称向对称的模式进行演变，我们就会渡过这样的一个窗口期。

    经济学家圈：对企业的制裁是本轮争端的一个特点，应该如何应对？

刘元春：首先我们要看到中国内循环、启动内需的潜力释放能够对于我们很多被制裁的企业有一个很好的缓解作用，大家不要过度担心。一制裁就崩溃的这种现象在一些小国身上会出现，但在大国不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华为这两年的绩效依然不错，没有崩溃。

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安全理念，在产业链、供应链上要有备胎。要突破美国的这种战略制裁。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通过进一步的开放、高水平的开放，开拓我们国际大循环的新境界，让我们出口的格局更加多元化，从而避免单一产业链所带来的锁定效应。

第四个就是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国家应当对相应的一些企业，给予按照规则的救助。特别是对于一些关键支柱产业，系统关键性的一些企业，要给予高度的战略支持。

    经济学家圈：十四五期间，您觉得最关键要做的事情包括哪些？

刘元春：十四五关键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通过核心关键技术攻坚战来突破美国对我们的卡脖子效应。

第二个是我们要通过以国家主导的基础研发体系，和大市场孕育大创新的市场创新体系来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第三个是要通过我们的自主优势，让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期间，能够得到快速的恢复，并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因为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周期性、表象性的冲击，而是深度的、结构性的、趋势性的冲击，它会改变很多。那么谁能够在后疫情时代快速恢复，进入到常态轨道之中，谁就能够在新的全球经济循环、全球分工体系中间获得重构。大家看到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的出口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同比增长。那么原因就是我们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率先得到恢复。所以即使在美国全面制裁时，我们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增长。

第四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全面推出我们需求侧的深度改革，特别是在激发和需求潜能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体系、投融资体系上，要有深度的改革。我们能不能在十四五期间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国内大市场的进一步提升，来使我们的资本形成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内需驱动必须要依存于此。在十四五期间，我们需要在创新驱动，在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社会建设要到位、公共服务体系要完善，使我们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定地步入到高收入阶层。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大变化、格局的调整打造新的参与国际经济的新的竞争力。这是突破美国封锁的关键，也是检验我们内循环等战略的关键。

    经济学家圈：对于十四五期间的劳动人口减少和城镇化您有怎样的看法？

刘元春：老龄化问题是未来我们高度关注的。老龄化加速期带来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潜在就业人口持续下降，这可能导致我们的传统人口红利加速递减。但是人口决定经济增长的情况在很多国家并没有出现，比如说像美国、德国都没有出现。如果要延缓传统人口红利衰竭所带来的结构性、趋势性的影响，我们就必须要在人才战略上加码，用人才红利来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这方面我们由于教育水平的深化、人力资源进一步的积累，再加上我们户籍制度的改革、人口流动的优化，还有我们创业人员、科技人员的规模和数字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相信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对经济的冲击，完全会在科技和人才红利，和要素市场改革的红利的对冲下，得到大大的缓解。因此我们不要谈人口色变，更不要陷入到人口决定论里。虽然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并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作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未来的科技强国的潜力。

城镇化是我们在十四五里面，社会结构大变化的很重要的参数。也是我们进一步地进行内需潜力释放的一个载体。我们的2.5亿农民工，他们要完全市民化，这个过程直接会带来消费提升，直接会带来他们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它在供给端和需求端都会产生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城镇化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十四五期间是我们城镇化深度推进、市民化加速进展的过程，如何承担和化解城镇化带来的成本是一个关键。当然这也是我们以都市圈、城市带、城市群为载体的这样的发展战略落实的关键点，是我们打造新增长期的一个关键点。目前国家已经在这上面，以“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已经做了很好的布局，这是我们在经济社会把控的一个关键点。

    经济学家圈：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规律有没有改变？

刘元春：从一些基础理论来讲，没有多少变化。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传统的经济学很多是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的假设上来构建一些基本规律和基本命题。在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新产业、新组织和新模式、新规律使我们原来的传统经济学里面所假设的规模收益、范围收益、边际收益，这些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导致我们的很多分析框架和经济运行规律产生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后危机时代，经济学重构的很重要的理论。

这上面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在宏观，通货膨胀对于经济稳定的敏感性和对于就业的敏感性大幅度降低，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的水平化，导致我们的一些潜在速度发生很多变异，从而导致新古典的宏观框架，建立在自然率的基础上的宏观框架出现了崩溃。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利率水平持续下降，特别是出现了零利率和负利率，从而导致我们原来以自然利率为基准的货币政策框架和相应的政策理论发生了一些颠覆。

第三个就是互联网经济、AI技术、3D打印等等新技术的出现产生了零边际成本现象、边际收益递增现象，还有平台经济现象和赢家通吃的现象使我们原来的微观理论的基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微观监管政策、市场运行理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这些方面都要求我们要重新理解在新技术冲击下的新世界，在大格局革新的变局中间来理解世界经济和分工体系的变化。要在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这样的新模式上面来重构我们的一些宏观理论和宏观政策。因此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处于一个经济学革命的时代，那么我们人民大学相应的团队也在全力以赴研究这些经验，提出能够解释这些经验的新的理论体系和框架。

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里，专门谈到了经济学社会学，他认为中国实践创造的一些新规律新现象，对于丰富我们经济学和开创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丰富的养分。目前在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和宏观规律以及政策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大调整，导致传统理论全面失灵的状况下，我们推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体系，我觉得是一个恰好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么多产生理论的实践富矿，而世界也恰恰处于一个实践与思想双变革的分水岭，这决定了目前是一个很重要的大时代。

    经济学家圈：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的经济研究？

刘元春：我觉得中国过去四十年，是学习现代经济学先进理念的四十年也是中国积累理论创新富矿的四十年，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逐步萌芽和发展的四十年。通过双轨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创造了中国的双奇迹的发展，首先是中国智慧本身在这上面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为我们在理论上的创新提供了最为充分的养分，但是第二个是我们目前理论本身的积累，从初期以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微观教材为基础的普及阶段，进入到要把中国实践纳入到西方体系的中国化阶段，再到真正地创造中国经济学的新阶段。过去这些阶段我们从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过程中学习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对于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很好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为我们下一步真正的创新和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我们的学者要有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学术敏锐力和学术责任心，还有就是我们要有平台为我们的学者来构建中国经济学来创造一定的环境。

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大量的学者具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训练，具有理论的创新能力和条件。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已经提供了一整套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战略思想和理论体系，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成为我们构建新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指引。第三个是我们目前很多的学者已经深入到中国实践、很好地对接中国的战略任务，通过吸收现代经济学的养分，传承传统经济思想的养分，开始形成集成的效益。下一步应该期待我们在这上面有新的突破。

    经济学家圈：对青年经济学者您有什么建议？

刘元春：对青年学者我建议，第一个，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不能够简单地按照过去的模式做。经济学是一个经世济民的学科，必须要把握住时代前进的脚步，必须要明确整个事件发展的方向，明确整个民族前进的路径，要认清楚我们目前的历史节点。这个就要求我们目前的青年学者，一个是从学术情结要有一个提升，第二个是要在治学方法上，真正地通过行万里路，通过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第三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高度的统一，切忌出现假问题、假对策，自说自话的情况，同时也切忌没有严密的逻辑、实证的方法、和学术的规范，来进行空乏建议。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把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理论弄好。

(本文系近日作者在接受经济学家圈专访时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