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次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第一个建言献策的专家代表，林毅夫认为，“十四五”期间如果能够继续发挥“后来者优势”和“新产业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不断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中国经济在“十四五”乃至2030年依然具有8%左右的增长潜力。

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林毅夫向记者举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例子，当这些国家和地区处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时，利用“后来者优势”都能够保持20年8%-9%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本身是一个人口多、人才多、市场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光是人口数量多，现在中国人力资源的素质也普遍提升，有创新才能的年轻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越来越多，这是我们在以人力资本为创新的主要投入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云计算、5G等新产业革命实现‘换道超车’和发达国家齐头并进的重要机遇，2019年全球有494家创业不到10年、未上市、市场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其中中国有206家、美国203家就是证明。”

在林毅夫看来，增长潜力是由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所决定，能否“变现”还取决于需求侧。“西方发达国家增长持续疲软，造成我国的外部需求受到抑制，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中美摩擦，外部需求不足将会是抑制我国在‘十四五’期间将增长潜力变成实际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不过中国内部市场大，可用的政策手段多，只要我们保持定力，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依靠科技和人才两个关键因素，发挥制度的优越性，那么在有8%的增长潜力下，应该可以实现年均5%-6%的增长。”

林毅夫认为，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就要求政府一定要履行好“因势利导”的作用。处于追赶阶段具有“后来者优势”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和处于“换道超车”引领阶段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因此政府要因势利导的着力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可持续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的市场价格信号可以反映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但是这背后需要有政府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帮助企业家克服企业家自己解决不了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诸多市场失灵，帮助对创造就业、促进增长能带来最大贡献的新产业的发展，真正将各地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当谈及参与这次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的感受时，林毅夫对党中央开门问策的态度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为了绘好“十四五”期间科学发展的蓝图，今年6月至今，党中央召开了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企业家专门会议集思广益，总书记亲赴吉林、安徽等多地深入考察调研，聚焦地方发展所面临的新老挑战，提出“十四五”规划编制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作为受邀者参与这场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可以贡献所学，参与到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中来，与国同行，这份参与感让中国知识分子有主人翁的自豪。”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用“逆风逆水”来形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并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是否应该降低开放程度，制造自己的“壁垒”以求保全呢？林毅夫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绝不可以走封闭经济的老路，而是要内外循环双轮驱动，两个市场优势互补。”他认为，中国应大力提升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在关键领域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并不是说所有的高新技术都需要‘自力更生’地搞，现在美国想封锁我们，不代表对外开放就关上了大门。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不光美国独有，我们可以从欧洲、日韩等发达国家进口，其他国家也没有理由为了维护美国的单边霸权而牺牲自己，不和中国进行贸易和交流。”

“中国作为全世界规模第二大、增长第一快的市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会提高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而是可以惠及贸易伙伴，为其扩大市场、创造就业，促进世界繁荣和稳定。”林毅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长达1个多月的全国性质的停工停产导致生产停滞、消费下降、经济停摆。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负增长——GDP同比下降6.8%。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的转好，复工复产有条不紊的开展，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呈现正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这又为稳定恢复的中国经济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能否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林毅夫告诉记者，这其中有两个公认的量化指标是“两个倍增”，即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要翻一番。

“要实现‘两个倍增’，中国经济需要在这10年里保持年均7.2%的增速，前几年我们的增速较快，超过了7.2%，所以2020年我们只要达到5.3%的增速就可以实现这两个目标。这个数字如果放在疫情前，应该是非常容易达到的。即使是现在疫情重创了我们的经济，如果调度好可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之中国广阔的市场和空间纵深，完成这个数字也是有可能的。”林毅夫表示。

但是可以达到并不等于有必要达到。“我个人的建议是要为未来留出政策空间。”

林毅夫认为，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疫苗研发出来之前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秋冬季甚至第二年有可能暴发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即使是第一波疫情全世界也尚未出现彻底好转的趋势，美国、印度等大国每日新发病例还在数万。“除非全世界的疫情都控制住了，否则我们并不能说中国就走出了疫情的冲击。”

林毅夫建议中国应适当调整增长预期，他认为全年3%-4%的增长率更为合理。“如果增长率是3%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第三、四季度的增长率应该在7.6%。尽管预期调低，但是在今年如此恶劣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美国可能负增长8%，欧元区负增长10.2%，全球负增长4.9%，如果我国增长3%，意味着我国比美国、欧元区和世界分别增长高11个、13.2个和7.9个百分点。”

在林毅夫心目中，和单纯的数字考量相比，遭遇疫情下的民生改善更牵挂人心。他告诉记者，和过去的金融危机不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并不仅是外来冲击。外来冲击对国内生产消费的影响有限，但此次疫情却实实在在地伤害到了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我们的中小企业吸纳了80%的就业人口，不开工就没有工资发给工人，企业连租金都支付不起就只能倒闭。工人突然没了工作，生活就会很快陷入困顿。”林毅夫非常关注对中小企业和困难家庭的救助，他认为对企业的救助需要实打实的政策：减税、降费、缓缴五险一金及缓偿信贷、向企业增发贷款等都是必要的措施；对因为收入降低而生活困难的家庭，林毅夫认为可以提高失业人群的救济，提高低保标准，采取发放地方消费券等多种形式来保民生。

“如果今年实现3%的增长，明年保持3%的增长，我们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就可以实现“两个倍增”目标，也即完成我们设立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林毅夫坚定地说。

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的林毅夫，无论身处哪里，始终坚持不懈地耕耘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之路。从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岗位卸任后，回到北大的林毅夫提出了著名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密切关注经济体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其主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观点，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了一条可行的发展新路。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40年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富矿，北大学人不应该辜负这个时代的期望。”提到对北大年轻一代的寄语，林毅夫重复了总书记于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所讲：“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林毅夫始终为“常为新”的北大骄傲着。在他心目中，北京大学自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始便是各种新思想风云际会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最早传播，北大培养了中国最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单纯地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将它与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活的思想源泉。”

林毅夫说，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30年有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并没有走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老路，而是探索了自己改革开放的新途——“中国经济现象应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而不是用中国的数据去印证别人的理论或者模型。”在近期举行的第一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师生线上交流会上，林毅夫鼓励北大年轻一代把握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和挑战，克服理论上“以西方为尊”的学问范式，作出有原创性的理论探索。

“我们做经济学理论的，不应该仅是为了发文章、找工作，我们研究的初心是把符合国情规律的理论挖掘出来，进而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们的社会改造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理论对和我国条件相近、现代化目标相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也会比西方主流理论更有参考借鉴价值，有利于帮助他们实现赶上发达国家的梦想。”这是林毅夫对北大年轻一代学人的期望，也是他自己的“中国梦”和“北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