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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国经济水大鱼大浪急,面临成本与独到性的前后堵截
作者:韩声江    发布:2020-09-11    来源:澎湃新闻    阅读:2300次   

    “水大鱼大”,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对中国经济的一个生动总结,指市场大就有机会出大企业。

    9月10日,周其仁在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的现场演讲中在“水大鱼大”四个字之后加上了“浪急”两个字。周其仁表示,中国经济、企业目前面临两个压力的“前后堵截”,前者是产品独到性不足,后者是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周其仁说,江苏双良集团董事局主席缪双大的一句话令他印象深刻,“民营企业都是骑在虎背上,不是骑在马背上,只有奋勇向前一条路可以走。”“马背上去还可以下来,下来还可以上去,虎背就不同了,下去几乎是没有机会再上去的。”周其仁说,“听来非常契合今天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内国外环境。今天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增长速度掉一两个百分点、三四个百分点,也不单单是疫情,甚至也不单单是中美贸易摩擦,它是一系列综合的因素带来的结构性压力。”


    周其仁解释称,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目前成本在全球已经不是最优、最低,但中国经济、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制造业手里具有“独到性“的产品还非常之少。这两种压力对中国经济构成“前后堵截”。第一个压力,发达国家产品所具备的独到性中国还远远不够。“发达国家,不管有多大问题,手里有很多产品独到,只有它有,而且全世界很多企业、很多产业、很多国家、很多消费者非用不可,这是发达国家到今天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一把杀手锏。”

    周其仁说,“大家记得2008年美国惹起全球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烧得一塌糊涂,可是就是2008年,全世界消费者会通宵排队去买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就是苹果手机。”周其仁说,“现在我们又说疫情又说贸易摩擦,你看特斯拉照样卖得好得很,为什么?独到。这是无论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整体上独到性远远不够。”“独到性不够”的同时,中国还面临后发国家在成本优势上的追赶。“我们的成本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越南、印度现在都比我们便宜。为什么比我们便宜?它们后开放。我们早年开放,把国内的穷,把我们的工人、知识分子、工程师、干部的收入低转化成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周其仁说,“问题是中国的经验会启发很多后起国家,你可以开放它也可以开放,你可以改革它也可以改革,越后开放要素成本就越低。”周其仁总结称,从结构上来看,中国经济前有发达国家的“独到性”压着、后有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追赶,这是目前整个局面的特点。

    面对困境如何突围?周其仁表示,一方面要继续控制成本,让中国的成本竞争力延续;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要向独到性方向努力,“不单单是你卡我什么脖子我就攻什么关,最要卡住脖子的往往是那些现在还不知道的东西,是未来可能卡脖子的。”周其仁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看,成本曲线像一只碗,成本降到最优点一定会掉头向上,无一例外。有两个对付方向,一是开拓新的成本曲线,形成长期向下的成本趋势;二是用更贵的人、更贵的地,打到更贵的地方去,但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曲线往上走。“我们中国的很多企业由于过去常年人工很便宜,要素便宜常常要素利用得就并不充分有效。所以我们的企业也好、政府服务也好还有很大的成本优化潜力。降费、降税、营商服务改善,其实都是降低体制性成本,企业内部的流程再造、组织管理优化,都是降低组织成本,这方面有大量空间。”周其仁说。成本往上走的方法为什么在市场能立足?因为企业开始生产“独到性”的东西了。周其仁说,“有独到性就不要求你成本最低。天下好公司请专家,人工价是最高的,但还有很大的盈利,还有很大的投资力量。”周其仁表示,这两个方向,一条越杀越难杀,但是只要在市场里竞争你非杀不可,成本管理、成本优化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课题。但对中国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学会往“上”打,要开始打“独到性”。“从商业来看,独到性就会带来超额利润,就会带来超额投资,就有更大的研发力量,可以请世界上最好的头脑来做出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一定要走的,尤其走在头部的公司。”

    周其仁说。“独到性”这条路如何走?简单总结,是从“看到了不会造”到“看了会造但造不好”到“中国价格”到“品质提升”最后到“想到了造”。周其仁解释称,毕竟中国是后发经济,开始阶段一定是先看到产品但不会造;第二个阶段开始捉摸、研发,填补国内空白,会造但是造不好;第三个阶段,会造、造得不够好,但是价格有竞争优势,这是中国过去高速增长中非常重要的一招;第四个阶段,从数量转向品质,让中国制造的产品,原创不是我们的,但是可以把它造得好一点,好到比原创的公司造得还要好,倒过来占领它的市场,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最近在很多产业已经有这个迹象。周其仁称,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难攻的阶段,以往都是看到一个产品再造,但是这些产品哪来的?飞机哪来的?汽车哪来的?互联网哪来的?集成电路哪来的?半导体哪来的?是“想到”了再造出来的。这个“想”不仅仅是在经验当中想,主要是在科学程序中来“想”,做实验、提出假说,将自然界的因果联系转化为发明、技术,把技术结合成产品,把产品再做成市场、做成产业。

    周其仁在现场举了是三个从“看到了造”到“想到了造”的中国公司例子:第一,佛山华特气体,主要生产用光刻机刻录芯片时所用到的特种气体。公司目前打入了荷兰光刻机公司阿斯麦(ASML)的供应链名单,“这个进攻方向我觉得是中国民营企业志在必得的,虽然不是完全的独到性,但在全球看,有相对独到性。虽然光刻机我们还没有,但在光刻机特种气体上中国企业开始有一点发言权了,有一点制高点的控制力了。我觉得这是下一个阶段非常值得可为的方向。”

    第二,深圳柔宇科技,主要生产柔性屏。“产品的技术原理是创办人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毕业后他组织公司把原理变成可用的技术,再变成产品,现在在深圳已经投了100多亿元的规模。追兵很快就起来,全世界好几个折叠屏公司到底哪个能杀出重围不知道,但它是中国企业‘想到了造’的一个典型。先有论文、有想法,然后把想法变成专利。”

    第三,华为公司。“华为公司在5G领域有独到性,其5G标准源于多年前土耳其教授Erdal Arikan的一篇数学论文,华为用十年时间把土耳其教授的数学论文的构想变成技术和标准。”周其仁说。周其仁表示,“华为的故事给我们很大启发,不一定是中国科学家(当然包括中国科学家),全世界每天各个学科发表多少论文?这些学术成果都有可能变成新技术、新产业的源泉。这要引起中国头部民营企业家高度重视,要把触角伸出去,看全球的头脑。”“其实美国公司很多独到性并不是美国人的贡献,美国是创造了一个环境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集合到美国,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在这种问题上你不用全人类最厉害的想法,不利用全人类科学最新、最厚实的基础,完全关起门来搞,是很难打到全球先进水平去的。”

    周其仁说,“现在中国经济不光是水大,现在是浪急,在浪急的情况下哪些鱼有更大的生命力?哪些鱼会引领未来5年、10年、20年呢?中国的企业但凡有能力的,不但要做大做强、成本做优,未来应该往全球的独到性上使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