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至9日，整合升级后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正式亮相。

　　“‘服贸会’是在京交会基础上，整合北京服务领域的展览、展示、展销、论坛等活动，重新打造的一个平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一展会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一起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国家级展会平台。

　　三大平台分属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让从南到北的经贸布局更加均衡。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首个有大规模线下活动的展会。隆国强说，当前背景下，举办这样的活动更显珍贵。“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服务贸易也受到一定影响。中国作为经贸大国，通过服贸会等方式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表明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开放、合作的决心。”

　　在隆国强看来，成功举办这样一个大型展会，还充分展示了中国统筹做好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取得的重大进展，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从中国自身发展看，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无论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破解服务贸易短板，再或者是推动塑造新的国际经贸格局，都要求把服务贸易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考量和布局。

　　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隆国强表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关键是要通过开放战略的调整，把握好机遇，把自身优势发挥出来，推进中国迈向服务贸易强国。

　　隆国强：之所以提出要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发展，有几个层面的考虑。

　　一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内涵非常丰富，既有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有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有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是当前的一个趋势，制造业的升级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农业也一样，现代农业讲求经营如何实现机械化，如何有更高的科技含量，这都要靠服务来支撑。华北地区已经实现了农业耕种、收割的机械化，第三方服务能够迅速进入农业，背后离不开信息平台的服务。

　　现在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一半，每年对经济增长贡献也最大。没有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就谈不上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包含着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反过来将促进服务业水平提高、效益提升、竞争力增强。

　　二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是满足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消费在持续升级，正在从过去的产品消费更多转向服务消费，未来服务占比可能会越来越大。老百姓服务消费的升级，会拉动服务业本身的发展，拉动本国服务业的结构升级。目前，国内的服务消费升级与服务供给并不完全匹配，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更好地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必然要求。全球货物贸易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几乎停滞不前，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更大。过去20年，服务贸易增长一直高于货物贸易增长，全球服务贸易占比越来越高，服务贸易成了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力源。

　　中国既是货物贸易大国，也是服务贸易大国。服务贸易进口排第二，出口排第五，贸易逆差长年持续扩大，反映出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够。建设贸易强国，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进，大力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仔细观察货物贸易价值链条可以发现，大量是服务增值环节。比如金融服务、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保险服务、销售服务等，制造业内嵌了很多服务增值环节。服务贸易发展质量的高低，不仅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成为服务贸易强国，也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成为货物贸易强国。

　　隆国强：集中体现为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竞争力不强、结构不优。

　　我国的服务贸易，无论进口还是出口，大量还是传统贸易。近年来，我国进口增长很快，制造业升级进入新阶段。制造业升级与服务进口有很大关系。如果服务进口大量买专利、买技术，对制造业升级是有一定好处的。动态地看，结构在优化，但总体结构还是不合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我国最大的服务进口是国际旅游，老百姓到国外旅游、购物。老百姓消费升级是好事儿，但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假如更多用到国外留学、进口专业服务、购买技术等，更有利于增强长期发展后劲。与此同时，国内的服务水平也需要提升。到国内一个地方去旅游，费用比到新马泰还贵，一对比还不如去国外。中国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产品不丰富、旅游市场不规范。

　　隆国强：出现这些问题有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全社会对服务贸易和服务的认识不够。强调推进工业化，发展实体经济是对的。但不少人看不清二者的关系，简单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立，好像一重视实体经济，就不能重视服务业；一说重视服务业，就好像忽视了制造业。GDP统计里明确分隔开来，但实践中是相互促进的。到一个县里去问服务贸易，很多人不知道。实际上，任何一个县里都有服务贸易。外国人来旅游、打一个国际长途、孩子到国外去留学、外资企业来开商场等，都是老百姓身边存在的服务贸易。这一次高规格举办服贸会，将有力推进服务贸易知识的普及，唤醒全社会对服务贸易的重视。

　　二是企业层面缺乏服务贸易龙头企业。金融领域的大银行，内向型强，还没有在金融服务的出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其他很多服务领域，则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服务要能接单，靠的是品牌，靠的是别人的信任。比如国外维修服务需求巨大，发达国家的很多维修服务还是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虽有大量娴熟的制造业工人，但接不到国际上的单子。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丰富，也能够提供服务，有出口潜力，但没变成出口现实。

　　三是管理体系和规则不适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比如维修服务的附加价值很高，一台二手电脑需运到中国，维修好后再运出去，与货物贸易进口直接相关。但因规定不能进口二手旧设备，致使没法在中国开展维修服务。后来政策允许在综合保税区开展对外维修服务，即便这样，维修服务的潜力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就需要体制的配套，既要能够监管住，不变成二手货的进口渠道，又能参与到维修服务的出口中去。

　　总体上看，服务业面临对外开放不够、对内管制过度的状况。服务领域既有地方保护，还有行业保护。对内管制过度，就限制了竞争。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没有通过竞争发挥规模效益、提高竞争能力。要通过扩大开放引进先进的服务业态、先进的理念、先进的商业模式、先进的人才，同时要引入充分竞争。不打破有形或无形的限制，对外开放时就存在着准入不准营、大门开了小门没开、看得见够不着进不去等情况。

　　隆国强：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要把服务贸易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十四五”期间应全面提升服务业水平和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这一过程中，应突出几个重点：

　　一是把服务业开放作为新一轮开放的重点。过去十年这一趋势已体现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就一直在推进服务业开放，负面清单目录持续缩短。改革中，应重点推进服务业规制的改革。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光开放不行，要有国内改革的配套，规制的改革跟不上就会出现准入不准营的现象。

　　二是把握好数字化机遇，大力发展数字服务贸易。传统服务业有提升空间，但增长比较慢。数字服务业发展迅猛，各国又都缺乏对数字服务业的充分认识，甚至存在监管空白，这给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我去年调研时发现，上海一家企业做的一款游戏在菲律宾非常火，老少皆宜。当地要搞东盟地区的电竞运动会，选择的就是这款游戏。

　　数字服务是充满想象的领域，而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在信息化领域，我们的硬技术存在不足，但在应用和增值服务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要把数字服务贸易作为重点，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融资需求、人才培养等，做出一整套的规划。这是中国弯道超车，成为服务贸易大国乃至强国的重要机会。

　　三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同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印度在酒店、软件等领域，都有自己的龙头企业，在全球很具竞争力。中国也有很多软件企业，但都是中小企业。按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单靠国内市场就应培育出一批龙头企业。要加大对有潜力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其迅速成长起来。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很快，但很多企业都是靠国外资本市场培育起来的。老百姓手里资金买不到好企业股票，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又用不了中国的资本市场。金融对科技的支撑、对创业的支持过去远远不够。近几年的创业板、中小板等金融改革，都瞄准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都是重大尝试。像香港这样金融服务发达的地区，阿里当时也不能上市，原因是不能接受同股不同权。后来香港进行了改革，阿里才回归香港资本市场。香港这样的资本市场都需要改革来适应科技创新，内地就更需要如此了。

• 一要提高全社会认识，要把我们的体制优势发挥出来。
• 二要统筹谋划，做好服务贸易的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
• 三要用好产业政策，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和体制完善产业政策。同时处理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产业政策更多是发挥政府的作用，竞争政策更多是发挥市场的作用，两者要结合好。
• 四要高度重视制度和政策环境建设，围绕增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通过大幅度的改革和大力度的开放，设计制度、调整政策。

• 五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发展数字经济，就需要电信网络建设，包括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数据的跨境流动，要兼顾好安全和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更加精准、更高水平的监管，让有用的信息自由跨境流动，涉及到安全的信息又能够管得住。

　　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水平的市场不是自然长出来的，而是政府设计、管理、培育出来的。完全没有监管的市场会问题丛生，这就需要监管和执法。但规制过度就会妨碍竞争，就会妨碍生产要素的流动。说到底，还是要通过改革和创新，真正释放市场的活力。

　　隆国强：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方面，各国保护主义抬头，服务领域也有体现。如印度把中国的多个APP强制下架，美国逼迫中国企业出售TikTok业务等。

　　同时，全球新一轮经贸规则正在制定中，中国要尽可能多地参与其中，更好体现自己的利益。现在正在谈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我们参与程度还不够。新规则一旦形成，就会对我国形成制约。《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已形成一些规则，有些规则我们以前没碰到过。假如中国参与CPTPP，就需要去适应这些规则。即便不参与，以后与发达国家谈高水平的经贸安排也躲不过去。规则是双刃剑，制约也是相互的，要更多参与其中，制定新规则、适应新规则、用好新规则。

　　再就是全球经济中长期处于低迷期，疫情中很多企业破产了，一旦疫情好转，很多企业都要抢市场份额，竞争会更加激烈。

　　机遇方面，首先是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技术为我们打开了数字贸易发展的大门，可谓空间无限、机遇无限。每一轮大的技术进步都是战略机遇，中国之前落伍正是因为与工业革命擦肩而过。中国要实现强国梦，需要牢牢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其次是制造业服务化带来的机遇。中国是制造大国，制造业服务化能把中国的优势展现出来。再就是人才流动的机遇。当前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科技人才的限制，这实际上加速了人才的回流。2004年，一年回国2万多人，现在一年回国50多万人。很多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到中国来，基本因素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前景。再叠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不仅中国人会回来，各国人才也会到中国来寻找发展机遇。

　　中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对全球人才、资金等都会产生吸引力。疫情刚暴发时，国际上炒作“去中国化”，现实却是全球贸易、投资大幅下降，选择中国的投资却没有下降，中国的贸易也很快恢复了正增长。因为其他国家没法生产，很多跨国公司都把订单往中国挪。投资、人才、订单往中国转移不是短期趋势，疫情过后还会持续。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