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这一百年未遇的重大危机，遗憾的是，一些欧美国家并没有显示出人均收入水平高、科学技术发达和医疗卫生资源充裕的优势，反倒因政府的应对不力造成重大生命、健康和民生的损失，在本国和国际上遭到普遍的诟病。这些国家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或许仍有高下之分，却明显与本国拥有的财力和资源并无紧密关系。虽然我们尚不能对问题出在哪里做出全面的评判，但一个值得追根溯源的现象是，在这些抗疫失利的国家，涓流经济学根深蒂固地支配着政府和社会的发展理念，并且分别孕育出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策。

　　 正是这种笃信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体制，既可以把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无限获利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同时又能自然而然地使增长成果滴流到普通劳动者群体的理念，在美国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孕育出民粹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充分暴露出这种经济理论的谬误，亟待结合新的需求和新的实践打破理论瓶颈。现实也表明，虽然传统理论教条在应对当今世界重大挑战中已经屡遭失败，涓流经济学却仍然上演着最后的盛宴。

        涓流经济学的前世今生

　　 涓流经济学天然地假设，富裕群体获得的利益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传递给贫困人群。涓流经济学的始作俑者不是亚当·斯密。诚然，斯密确实在其《国富论》中讲到，“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 ；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然而，结合斯密在早于《国富论》17 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可以看到在其思想体系中，其实并不存在社会各阶级自然而然变得“普遍富裕”这种涓流效应。在这个问题上，斯密的真实情操斯密给予劳动及其相关的贫困问题格外的关注，原因就在于劳动要素和贫困问题分别承载和体现在人的身上。一方面，在论述生产要素回报率趋于均等化的时候，他正确地指出，由于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具有不同的性质，因而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资本回报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他指出贫穷劳动者虽然“支撑着全社会的框架”，却仅仅获得十分微薄的工资，因而暗示着政府实施济贫和再分配政策的必要性。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政策渊源上来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才是涓流经济学之父。他倡导的是自由市场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伦理原则，即让每个人都得到利用自有工具所生产的物品。于是，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界定和执行产权，即维持社会中每个人能够使用自有工具这种既定格局。然而，托马斯·皮凯蒂的著名公式r > g 揭示，资本收益增长始终快于经济增长（从而快于劳动报酬增长），并且已经被长期的历史数据所证明。因此，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再分配，每个人依靠自己的生产要素所能得到的物品，必然是不均等的，劳动要素的所有者与资本要素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是最著名也是最彻底的涓流经济学实践者，其在任期内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转化为政策，推动了大规模的减税。1/4 个世纪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再一次将其发扬光大，在美国社会陷入贫富分化的情况下，竟然实施了“让富人获益、由穷人埋单”的减税政策。颇具象征意义的是，2019 年，特朗普为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ffer）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这位以“拉弗曲线”著称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当年曾为里根所仰仗，如今再次风光，恰好说明了涓流经济学的代际传承。所有者所能获得的报酬之间，最终必定产生天壤之别。

　　 在当今的美国，涓流经济学与宏观经济民粹主义是配合运用的。诸如减税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便产生一定的做大蛋糕效果，却丝毫无助于解决积重难返的蛋糕分配不均问题。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倾向具有自我强化，影响范围逐步扩大，乃至无所不用其极的性质。同时，也会在突发的极端事件中遭遇更为严重的破产。在疫情全球大流行过程中，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在防疫问题上的不当举措，不仅使国家遭受重大生命损失，还爆发了全国性的社会动荡。“符合”其逻辑的选项进而是，扩大并利用而不是试图弥合社会的分裂，并且把民粹主义转化为单边主义，同他国展开贸易战、采取遏制手段，从国际组织和一系列多边主义机制“退群”，乃至推动逆全球化过程。

        曲线背后 ：大流行及其经济冲击

        一如既往，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在猜想，疫情之后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会以何种路径复苏，并且用英文大写字母来描述可能的复苏轨迹。迄今为止，被用来描述不同情形的字母包括 ：V字形，指经济急剧衰退之后可以迅速复苏 ；U 字形，指经济衰退之后的经济复苏需要一定的时间 ；L 字形，指经济复苏的时间远比人们希望得更久 ；W 字形，指经济复苏呈现起伏和不确定的趋势。此外，也有更为悲观的预期，如认为经济衰退将呈 I 字形，即看不到复苏的希望，以及更为普遍接受的预期，即耐克徽标的钩状，虽然经济衰退后恢复起来需时较长，但是终究呈现出复苏的趋势。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趋势尚未明朗之前，任何判断都充满着猜想的成分。

　　 对于这一次全球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冲击以及复苏前景，归根结底要看流行病学曲线的变化。新增确诊人数每日在时间轴上的展现，有助于中国认识疫情的走向，防控疫情科学的政策理念和应对经济冲击的措施。这与 2003 年我们在应对非典型性肺炎（SARS）时的经验密切相关，当时经济复苏轨迹就是以镜像的方式对流行病学曲线做出反射。更为重要的是，认识流行病学曲线也有助于破除涓流经济学。流行病学曲线背后都是生命。

　　 一些国家领导人无视科学，任由流行病学曲线攀升。一些国家领导人希望在拉平曲线的情况下，获得群体免疫从而在控制疫情上一劳永逸。其看上去应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似乎是科学和严肃的，殊不知统计学归根结底是“大数定律”，在新冠肺炎病亡率既定的情况下，无论流行病学曲线是平坦的还是陡峭的，每一步上升都意味着生命和健康的损失。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也是涓流经济学的信仰者，她的名言“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个体”，看似尊重了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却否定了社会对个体的责任。事实表明，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在致命的疫情面前既不具有充分的信息，也不是完全平等的。防范疾病的任何措施，包括检测、免疫和治疗的手段，都不会均等地滴流到每一个人身上。在疫情造成的失业和就业不足、收入降低以及生计威胁等面前，首当其冲的通常是穷人和脆弱群体。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即便疫情过后，最难以回到就业岗位、重拾基本生计的同样是这些群体。

　　 以人民为中心 ：压力测试催生新理念与新机制

　　 继《21 世纪资本论》之后，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一部题为《资本与意识形态》的新著，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时出版，可谓正逢其时。他把不平等现象作为不具有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不顾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不敢违逆的“政治正确性”，即做大蛋糕所必要的激励，提出了“革命性”的再分配主张——高达 90% 的累进税率。这种“侵犯”私人财产权利的动议自然不能为西方社会所接受，大多数经济学家同行也不赞同他的政策方案。同时，就中国的语境而言，皮凯蒂的方案也未必具有直接的针对性。但是，这的确是一个从理论上清算涓流经济学的大好时机。我们不妨把皮凯蒂所说的“意识形态”广义地理解为关于平等与不平等的“社会共识”或者“理念”，把他提出的激进政策主张转化为必须严肃对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可行方案。

        历史经验反复表明，某些突发性的危机事件，常常会把一些趋势性地缓变一下子催生为急变，这在经济或社会难以适应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以诸如此类的危机事件作为一种重大转变的压力测试，则可以未雨绸缪、化危为机，从理念上、政策上和实践上转向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新冠肺炎大流行，就是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和收入分配问题的一次压力测试。特别是诸如气候变化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对社会公平带来的冲击，究竟会达到何种程度，表现为怎样的形式，如何才能在政策上和体制上进行有效的调整，新冠肺炎疫情诚为一次难得的预演。

　　 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关于政府的必要职责的新理念，或许正需要深化讨论并且能够由此诞生。与涓流经济学及其实践遭遇巨大失败的情形相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的进程中，在重大决策及其政策措施的制定中居统领的地位。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本着生命至上的理念和尽力而为的原则，举全国之力支援疫情中心，在不同阶段分别进行全面隔离、全民免费收治、全民检测，以及分阶段全面复工复产的措施，较为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流行并逐步进入经济复苏轨道。这一危机应对的实践探索及其成功经验，也标志着政府基本公共品的供给理念日渐成熟，不仅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且有助于形成在各种风险挑战中托底民生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