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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新境地
作者:周其仁    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发布:2020-10-12    阅读:792次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新局面


1.中国经济的新境地


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比所有其他年度性的事件更加严峻,因为它还和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经历高速增长,进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有关。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夹在中间”的困难境地:我们产品上的成本优势渐失,资本和技术方面的独到优势尚缺。如果说40年前中国是凭借当时的贫穷加上改革开放,以很低的成本加入了全球竞争的话,那么,今天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向上看,发达国家在很多领域成为我们头上坚硬的天花板。虽然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同时面临经济增长等很多新问题,但是,它们手里掌握了中国经济至今相对薄弱的一样东西,即市场上的“独到性竞争优势”。


所谓的“独到性竞争优势”,指的是全球市场都需要的很多关键性产品和要素都在它手上,没有别人供应。举两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全球消费者排队购买,就是因为它的产品重新定义了手机。


另一个例子是今年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也面临着很大挑战,同样有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即电动汽车,引起全球消费者追捧,它也有可能重新定义汽车行业。


这种“独到性竞争优势”,在全球竞争中始终“高高在上”,特别是在贸易战、科技战打到“卡脖子”的领域,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有些东西没有就是不行,你自己没有市场上也不供应。这是我们头顶上很大的一块“天花板”。


我们的底下,和40年前相比也有很多变化。40年前比中国还贫穷的国家有很多,但是这些国家通常无法生产出在全世界市场都有竞争力的产品。然而,如今比中国开放更晚、人均收入比中国更低的越南和印度,也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它们在全球投资,产业布局方面非常有吸引力。现在,如果我们去很多发达国家的超市、Mall(商场)逛一逛,找一些服装翻翻商标,会发现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生产的服装比例在增加,中国生产的服装比例相对在减少。


总之,经过40年发展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后有追兵且成本更低”的局面。在产业链下游,中国很多产业自己都把工厂移到越南、印度;往产业链上游走,中国经济的“独到性优势”依然非常薄弱。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2.中国经济亟待突围


2007年我就在深圳讨论过,中国经济要“突围”,因为两头都被围住了。现在的问题不单是静态的“上有天、下有地,我们被夹在中间”,甚至不单是经济的“独到性竞争优势”不足,它还包括发达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处在一个非常复杂、棘手的阶段。


中国经济很多年来都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因为国内有大量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结合外来的资本、技术,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对中国开放,形成了大量出口,由此形成贸易顺差,中国投资环境得以改善,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几百亿美元储备,快速增长为几万亿美元储备。


由于美元储备在中国无法直接使用,我们必须购买美国的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以及美国企业的金融产品。这部分钱又构成美国的外债,同时流入美国的金融市场。由于资本供应非常充沛,美国金融市场的利息长期以来非常低,既刺激投资也刺激消费,大量进口产品和对外投资形成更为严重的逆差。


回顾过去的国际经济研究,早些时候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用来形容这个局面,就是“中美国”,意思是中国和美国合在一起看,虽然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中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加在一起就很好,经济循环好得很。


这期间潜伏的危机有过两次爆发。第一次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第二次就是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经济问题常常集中表现为国际经济、政治问题。这个局面,也会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和国际和平环境。


对此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很多国际研究机构很早之前都发出过警告,比如2003年、2004年多次预警“全球失衡”,失衡的突出表现就是美国逆差和中国顺差形成的“剪刀差”。


“剪刀差”会导致重大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常常是被预言却不会马上爆发,时间长了我们会认为这些预言没什么了不起。现在看来,“剪刀差”最后的确可能引起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


3.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


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关系突然恶化?在我看来,它是由内部矛盾推动的,这个内部矛盾和全球化有关。


简单来说,世界上有一个贫穷经济体,一个富裕经济体。人均资本少就属于贫穷经济体,反之,则是富裕经济体。前者人均资本少,主要靠劳力、靠自然的力量,生产率就低,收入也非常低;后者人均资本多,生产效率高,收入就高。


如果两个经济体中间存在壁垒,富裕经济体过富日子,贫穷经济体过穷日子,可以持续很多年。二战之后至1978年,全球几十年大概就是这个局面。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撤掉了,由于资本打通,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也被打通。劳动力虽然不能大规模地流动,但是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出口,等于将劳动力内含在产品里转运出去。


打通以后,全球的分配情况都面临新的挑战,即发达国家劳动力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相当于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打通了的资本市场。之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要用于满足国内的劳动力,现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都来争夺这些资本。


全球来看,这会导致全球资本的稀缺性提高,工人和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就是发达国家的工人,因为他们的工资已经非常高。过去,发达国家的工人不会受到中国工人、印度工人的冲击。全球化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发达国家的产品相互竞争,发达国家的产品卖不动,当然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就业。某种程度上,两种经济体之间内部的收入矛盾都日益尖锐化。


这种局面下的全球化,总体来说提高了全球生产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更多,但也有受到损害的集团,发达国家受损最大的集团就是劳动力和技能面临发展中国家的冲击。


就像过去中国生产服装换美国生产的飞机,后来中国自己也生产飞机,美国需要往更高的产业链上游走,才能稳住竞争优势,但是这很难。


再比如,全球化背景下,苹果手机的专利和发明权是美国公司的,但是生产代工可以由中国公司来做。美国可以拿到发明的红利,包括资本为发明提供服务这部分收入也会增加,所以华尔街、硅谷都拥护全球化。但是与此同时,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利益集团,包括蓝领工人以及一部分白领,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受到冲击的。


国内也一样,实施开放对我们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而且越靠沿海好处越大,因为资本、技术从海上来,离资本和技术远一点,不懂英文、不懂对外来往,就要差一点。


总之,全球化的确推动了全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对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影响,遭受冲击的问题甚至反映到数据、意识形态、观念和政策等方面。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基尼系数(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指标从0到1,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二战以后大幅度下降,中间停滞了一段时间,随着中国、印度开放并冲击全球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几乎上升到战前水平,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欧洲的发达国家也差不多。


还有现实生活中的对抗事件,比如2011年在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诱因正是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反而出现更严重的失业,他们的收入停滞不前,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最后演变为1%的富人和99%穷人的矛盾。


2006年我在美国做研究访问,到访过宾夕法尼亚的一家钢铁厂,这家工厂在当年鼎鼎有名,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钢材就是这家工厂供货的,旧金山的大桥也是它提供的材料,如今完全破败了。


为什么?因为全球竞争之下,它们的生产成本太高,技术进步没有后来者快,等到中国的钢铁行业起来,在全球市场上与之一同竞争,它们的产品就卖不动了,庞大的工厂也“锈”在那里。


在美国地图上,制造业败落的地区有一个专门的名词“锈带”,那里多是早期从欧洲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在全球开放竞争当中遇到麻烦。后来,“制造业回迁美国、增加美国就业”这个口号成为特朗普竞选的基础。尽管美国知识分子、经济圈人士看不上特朗普,可是从政治上来看他依然有基础,他的选票票仓和“锈带”之间有着重要关联。


当然,全球化会引起相关方的变化,但显然全世界并不会因为中国的高速增长而增长,相反,它会等着你。


二、中国国内经济的变化


1.成本上涨


贸易顺差加上大量外资进入,这是好事情,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多外汇。这些钱进入国内市场流转起来,资产价格就会变化。如果经济体内货币供应量大,商品资产少,价格一定会起来,而且会形成“上涨”预期。前些年大蒜、粮食等价格疯涨,实际上正是因为大量热钱进入国内循环,同时国内产品大量出口而导致的经济现象。


它带来的好处是国内“不差钱”。这些钱相继进入土地、生产要素等领域,企业的成本也随之上涨。经济在“不差钱”的环境里运转,企业运营和市场竞争等成本也会极速提高。数据显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名义GDP增加了8.6倍,工资总额增加8.8倍,税收增加16.7倍,非税的政府收入增加了18倍,社保缴纳增加28.7倍,最厉害的是土地出让金,增加了64倍。这一系列数据背后,意味着成本在极速提高。


这个成本不是市场主体“你情我愿”或是劳动力竞争导致的,而是法律规定的,不缴纳这份钱属于违法行为。问题是,企业没有“独到性竞争优势”,成本却大幅度上涨,中国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基本挑战也在于此。


从2008年-201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平均9%-10%降到6.5%左右。如今即便疫情消失,我们要回到高速甚至是中高速增长的难度都非常大。这个难度在我看来是结构性难题。


大幅上涨的成本如何应对?在我看来有两个对付的办法,也是2007年以来我们讨论突围的两个主要方向。


第一个方向,用新办法来组织生产,无论是政府改变营商环境,还是企业优化自身生产环境,控制成本永远有潜力,目的是让成本优势持续时间长一些。


第二个方向,是花更高的工资雇佣更厉害的劳动力,用更多的资金买更先进的设备,开发新产品,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这也是商业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当年通用汽车的老总退下来去办商学院,在他当院长的时候,商学院就推荐这两个选择: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用我的话来说,一个是独特性,一个是持续的成本优势,这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2.创新突围


创新突围是什么?中国市场是个后发市场,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在国内环境和平下来之后搞经济建设,当时发达国家早走到前面去了。


毛主席在50年代讲,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作为后发国家,前面只要有人造出来,我们看到以后模仿制造就可以,这就是后发优势。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中国庞大的经济基本上都是先看到后仿造,还经历了几个阶段:



以上几个阶段,中国不同的产业线都在做,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地区重点也不同。如今,全球竞争格局还要再向前走一步,那就是做原创,由“想到了”到“造出来”。


所有产品在早期都是先有想法,想法又是在经验当中产生。中国在60年代爆破原子弹,美国在1945年就爆破了原子弹,关于原子弹的论文最早是在1939年发布,论文里把释放原子能量的原理解决了,大家就都能有功夫“追”。


发现了原理,我们再看能否利用原理将它变成技术,技术能不能整合成产品,产品能不能形成产业。中国未来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从顶尖到最基础领域,全球都在创造生成的过程中,别人“卡脖子”我们就想办法。我们的速度是惊人的,但是还不够。


3.企业家精神


中国体量大、人口多,已经和平建设几十年,想要更有竞争力,要真正地在原创上下功夫。作为经济学家,我原来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一定要做这些事。但是,基于对中国经济这些年的观察,我应该提出这些问题。


看看全球有多少过剩产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营企业投资的,为什么不能把资源往原创方向投一些?虽然不一定都会成功,甚至失败率非常高。可是,这么多公司在红海里打价格战,又有那么多项目“说停就停”,需要“去产能、去库存”,要花很大力气改变,我们是不是可以往那个方向走?


以色列是个小国家,国内和平环境远不如中国,但是访问以色列我接触到了很多独到性的东西,以色列拥有很多大国都没有的东西。比如让信息量储备上升、热量不上升这个关键技术难题,以色列的产业界解决了。否则不会有移动互联网,不会有这么轻薄的手机和巨大的计算能力。台式电脑还有风扇,手机不可能有风扇。


以色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其中体现的其实就是企业家精神。从穷变富、把产品做好、承担社会责任,都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今天我们要定义新的企业家精神,就是从大量模仿到原创,要在中国实际的经济基础之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科研、国家研究所和产业企业市场打成一片。讲到底,有独到性竞争优势才有交换筹码。如果我们永远在后面,就会被人“卡脖子”。如果我们不能从“看到了造到想到了造”,全球竞争力就会有问题。


三、中国产业充满希望


我认为中国的产业是有希望的,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佛山一家小公司,生产的特种气体被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之一ASML(阿斯麦)认可,拿到了ASML的证书。使用这家公司生产的特种气体,再用光刻机,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就没有问题。这家佛山公司并不大,但是进了专业领域的名单里,产品已经做到比较尖端。可见,如今企业光做大、做强还不够,还要做尖、做硬一点。这样的好产品越多,中国民营企业在全球舞台上才会有更多筹码。


第二个例子是深圳一家生产柔性屏的公司,早期它制造柔性屏时,市面上还没有这个产品。当时创始人是将自己在斯坦福撰写的一篇论文的原理变成了技术,并且申请专利在深圳投入生产,年量产1000亿个。


其实,这个打法能不能成功,没有人保证。但是这个做法,值得我们支持。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家,要在此基础上再提一个更高的要求:未来五年或是十年,我们都可以在“想到了造”的方向上,“造”出一些新成就。


这样在全世界,中国企业才会真正得到尊重。在商业竞争当中,我们才会有更多筹码,有更大的发言权。


结 语


民营企业现在是“改朝换代”,过去叫“水大鱼大”。今年公布的民营企业500强的门槛,与十年前相比有了大幅度提高。


当前的情况是,未来全球浪潮不光是“水大”,还包括中国的民营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去突围。不要将“新”定义为“别人有,我们拿来创新”,要在全人类范围、全球范围的“新”这个方向上下功夫。


功夫不会一天见效,但是持之以恒做下去,我相信这些功夫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成就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本文系作者2020年9月21日在“进无止境——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