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D：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十四五”时期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和地位？

刘元春：“十四五”时期，是我们国家从高速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第一个五年，因此，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发展模式、发展格局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十四五”时期需要有进一步的改革和提升。

更重要的是，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必须要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谋篇布局，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体现在我们必须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我们国家能够步入到高收入发展阶段。

按照目前的测算，我们国家有望在2024年，从中等收入国家稳步迈过高收入发展的门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我们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两个方面都要取得巨大的进步，在发展目标上，需要有新的内涵、新的要求。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地方，“十四五”时期，是我们国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中国将处于大国博弈激化阶段，在贸易、人力资本、技术等诸多方面面临挑战。

这种挑战，在未来5年基本能看清进一步的走势和格局。我们能不能应对未来的大变局，未来5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NBD：您参加了总书记主持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有哪些新的体会和感受？

刘元春：党中央对“十四五”时期的认识和判断是科学、理性、前瞻的。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我认为，当前我们对两个变量要引起充分重视——即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中美经贸关系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新规律。

目前世界格局和大国博弈的深化，以及疫情对整体经济的冲击不是短期、表象的，而是中长期、结构性、趋势性、深层次的冲击。

在多种因素叠加带来高度不确定性背景下，一定要让我们的规划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在这种高度不确定性中把握基本规律和主线，灵活适度调整，而不能使规划显得机械化、简单化。

构建“以内促外”的新竞争力

NBD：您认为，“十四五”规划中需要出现哪些关键词？

刘元春：我认为第一个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之前是迈入高质量发展，现在是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二个关键词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这也是统领“十四五”时期的战略举措。

第三个关键词，我认为是“突破”，即要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方面能有全面的突破，使我们创新驱动战略能够取得全面的成功。

民生也会成为“十四五”时期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当前，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十四五”时期，要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积极作为，特别是要补齐社会发展的“短板”。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而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创新驱动，我们必须要在收入分配、民生建设、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领域有突破性进展。

比如，“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在加速城镇化、社保体系改革尤其是养老体系改革等方面推出新的举措，包括如何更好解决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问题等等。

在“十四五”时期，我们会面临大量的挑战，大量的风险，同时也有大量的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力方向不能单一，必须要有全面发展的观念。

NBD：刚才您提到了“双循环”的概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意味着外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会弱化？

刘元春：当然不能简单地这样看待问题。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而是立足国内消费转型升级，以国内完整分工体系作为依托，以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多环节全面顺畅为核心要点，通过创新驱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我们国家经济循环当中的堵点和断点，使得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静态和动态的资源配置，同时能够构建以内促外的新的竞争力。

所以，“双循环”在本质上是开放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依然要求供需对接顺畅，依然要求通过体制创新，使我们营商环境更加优化，依然要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经济循环的断点和堵点。

因此，我们不能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以往的实践和发展理念对立起来。

对外开放应更加强调安全维度

NBD：您刚提到需要构建以内促外的新竞争力，这种新竞争力对“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元春：以内促外指的是经济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所以，外贸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整个经济全面升级、全面提质的核心动力源之一。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未来5年，有可能是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全面兴起的时代。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能过度依赖以外需、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核心动力源必须要有所调整，需要更加注重培养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我认为，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不仅仅要强调对外开放的效率、规模、速度，还要强调开放的安全，要有新的安全观。这个安全观要求我们在外贸的结构和产业布局上要有新的举措。

首先，在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方面，必须要在国内进行布局，而不能简单、持续地依赖欧美发达国家。

其次，我国的各类产业要在全球进行布局，而不能简单依托于欧美的需求。我们必须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依托高质量共建，开辟新的市场和增长极，要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技术提升、管理提升的基础上，打造我们新的竞争力。

因此，这种新的竞争力，不是来源于“以外促外”，“两头在外”，而是来源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产业，来源于我们创新能力的提升，来源于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的提升。

所以，“十四五”时期，我们经济发展要适应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征，在传统发展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内生动力和安全的维度。

NBD：您不止一次提到安全的概念，“十四五”时期，为什么要更加强调安全的维度？

刘元春：为什么强调安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期，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期。

这种变化过程，必然存在大量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大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把安全问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如，未来我们的外贸企业可能会因为逆全球化的因素，导致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的风险；我们的跨国企业在进行全球投资布局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区域政治风险、区域经济风险的新变化而遭受损失。 

所以，我们国家对于扩大开放过程中的安全性，对于国际风险的把控能力，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相匹配。

中西部地区增长极可能全面凸显

NBD：后疫情时代，国内经济也衍生出许多新的经济现象，比如数字经济、直播经济等。展望“十四五”时期，您认为哪些经济现象特别值得关注？

刘元春：首先，中国的数字经济将大踏步前进。

疫情是中国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的催化剂，同时，全球贸易环境也是我们数字经济实践和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在两大催化剂的作用下，结合我国自身经济战略布局的特点，“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必定会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我们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可能会有重要突破。

我们可以发现，“十三五”期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布局，包括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相关的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课题，以及举国体系下的科技攻关项目，都有大量的布局。

具体来看，一方面是举国体制为主的基础研发和重点研发；另一个方面，就是以大市场所孕育的市场化创新项目。这“两条腿”相结合，使我们国家在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可能会有大的突破，这也是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必经之路。

第三个很重要的现象则是，未来可能会出现一批新的增长极。

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之下，中国中西部的增长极可能会全面凸显。

比如成都、重庆、武汉、西安，这些地方既有市场扩展的深度，又有创新的能力，同时还有全国产业梯度转移的创新驱动政策的支持，可能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在此基础上，我们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的经济版图，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NBD：有观点认为，经历高速发展的阶段以后，“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潜力会呈现弱化的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刘元春：要判断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有很多标准和参数。很多人利用潜在增长速度的测算，特别是利用趋势化、结构化来进行推算，就会发现，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速从进入新常态以来，处于一个加速回落期。所以，有些人就简单地推算，“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持续回落的时代。

我认为这种结论是草率的，因为这是假定我们的制度和改革没有进一步的推进，假定我国的人力资本没有进一步的提升，假定我国的技术没有一系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所推算出的结论。

而“十四五”时期，恰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脱胎换骨的时期，是中国技术进行全面赶超，从并跑阶段向领跑阶段迈进的时期。

“十四五”期间，我们如果能够把握后疫情时代的机遇和挑战，能够化危为机，就能开启新的局面。我们将能够迎来第二轮的改革红利，迎来第二轮人力资本红利，从人口向人力资本红利进行转换。就能够迎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化解在相关产业、相关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能够真正激发社会各个群体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豪情。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潜力、空间都是无比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