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人论坛

10月24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个别西方国家所形容的“债务陷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真正作为最主要债权人的数量并不多，新冠疫情背景下，我们也正在积极发起和参与G20(二十国集团) “缓债计划”。

在他看来，新冠疫情的确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的压力，一些低收入国家可能因还债挤占财政资源，减弱疫情防控能力，也可能影响其未来的融资能力。另外，发生债务违约或者进行显著债务重组还会使债权人的财务健康性受到损害。

周小川提到，最近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经透露出，中国是积极发起和参与“缓债计划”的。“疫情导致一部分经济按下了暂停键，这也意味着有一些租金和还本付息也应该暂停一下，等疫情过后再恢复正常。”

对于有观点提出用“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来处理债务减免问题，周小川认为这存在困难。因为疫情本身具有复杂性，后续局面还有待观察，当前的“缓债”并不一定意味着疫情后的债务重组或者减债、消债。另外，有些国家在疫情前已出现高杠杆债务的现象，因此需要区分哪些债务是疫情所致，注意在此过程中不要产生道德风险。“很难找到统一的办法，还是需要根据各个国家债务情况来寻找不同的解决办法。”他指出，并非相对贫穷的国家就控制不好疫情，能否有效防范疫情和实现疫情后的恢复，关键得找到办法，并且依靠自身努力来实现。

周小川提出，事实上部分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疫情后的能力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以及未来生产能力的建设。从信誉以及在国际市场、“一带一路”合作中所处地位等方面考虑，一些国家并不愿意轻易违约或申请债务重组。与此同时，未来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定会大量依靠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主义，因此，当前的政策选择非常关键，但也不能“顾前不顾后”。

在演讲中，周小川还从储蓄的角度回应“为何中国人均GDP不高，还拿那么多钱搞‘一带一路’，是不是确实有什么阴谋上的考虑”。他说道，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提出，亚洲的过剩储蓄涌到美国，导致了2008年次贷危机。但这其中有一个主要前提原因是亚洲金融风波中，不少发达国家的对冲基金进入亚洲市场，导致亚洲国家有扩大储蓄和增加外汇储备的动机。加之美元是储备货币，自然会成为多余货币的“避风港”。这些储蓄的增加在随后就变成了“一带一路”债权融资的主力军。不过到2019年末，中国储蓄占GDP比重降至44.6%，而且还会进一步下降。周小川认为，“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以及年轻一代储蓄习惯的变化，会使得整体储蓄率进一步调整，未来“一带一路”融资格局都会与此有关。

最后，周小川还强调，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要做的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当前有一些议论认为，单纯给发展中国家资金或者减债就足够，但事实上，更关键的应该是帮助他们促进宏观经济发展，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为长远发展奠定道路。“减贫这种事，国际上不少人调门唱得很高，但是究竟减贫是靠什么？是靠送粮食、靠消债还是说更加注重能力建设？”他以扶贫为例谈到，中国在全球脱贫方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验，其中一个就是创造生产力，为贫困人民带来新的谋生和致富道路。

“我们还是要和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共同呼吁强调多边主义，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强调国际秩序以及WTO的作用。”周小川阐释到，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带一路”国家通过互联互通以及能力建设所形成的新的潜力才能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出来。如此，也是对于在某些西方国家保护主义抬头下的一种有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