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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50人论坛唐山研讨会纪要(四)——黄益平:抓住数字技术的发展机遇
时间:2020-11-07    阅读:201次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我想说三点,这三点部分是基于前一段时间我对参与(看不清)南北经济的分析,不一定都跟唐山紧密相关,我对唐山经济的了解比较有限。

第一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第二是传统工业的新挑战,第三是数字经济的新机会。

第一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全球危机以来,尤其是在2013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一度非常困难,北方地区当然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用一个名词概括这个困难,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我们中国在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均GDP是200美元,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可以称之为低成本优势,到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2600美元,中低收入水平仍然有低成本优势,到2019人均GDP已经到了一万多美元,是中高收入水平,离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经济门槛12300美元已经是比较近了,从2600美元到一万多美元,成本上升了4倍了。这样,经济发展遇到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再做过去那样低成本的产品,没有竞争优势,也没有生存机会。

但是在南方这些地区目前来看基本上已经转过来了,很多企业进入了服务业,进入了相对高端的制造业。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简单地说就是过去是要素投入型,现在变成创新驱动型。从经济结构上我们也看到很大的变化,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2013年以前,是出口导向、投资导向,现在慢慢地,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消费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需要靠内需、靠创新支持增长,我理解这就是最近政府提出双循环的一个重要背景,总之,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过去的那一套很难再重复。

第二点这实际是给很多传统工业基地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前面提到的我参与的一个关于南北经济的分析,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起码在2013年以前,我们看到北方经济,包括西部的一些经济,增长速度在快速的赶上来。所以到2013年前那段时间,如果我们把中国分成南北两块,淮河、秦岭画一条线分两半,两边的人均GDP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从2013到2018年的时候再看这个比例,南方的人均GDP比北方高了15%,差距开始出现了。另一个指标是在支持经济增长中金融的作用,每生产一个新单位的GDP需要多少新单位的贷款,这个数字在2013年以前南北差不多,到了2013以后这两个数字明显拉开来,北方所需要新的贷款来支持同样一个单位的GDP增长的数量一下子就提高了,实际就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在下降。南方也在下降,北方下降的更快。为什么会这样?我猜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同的经济结构,举个例子,重工业在总体工业当中的比重在华北是83%,在全国是28%。重工业在投资导向的经济当中获得巨大的红利。但当经济逐步转向服务为主、消费为主,传统的那些生产钢铁、煤炭、铁矿砂的产业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们到北方一些地区去调研,为什么经济发展比较困难,有人就说民企不发达,年轻人留不住,市场机制受到的约束比较多等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可能跟经济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有关,产业结构要调整,但难度很大。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美国也有,比如铁锈地带,就是那些原来很兴旺的重工业产业基地在经济转型之后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美国铁锈地带的治理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不太成功的是底特律汽车城,成功的像匹兹堡,原来是一个钢铁城市,现在变成了一个高等教育、高科技、医疗研发的一个中心城市。怎么(看不清)?这可能是很多北方传统工业基地都要面对的问题。

第三,数字经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在快速发展,在全世界也是如此。2019年电商在我国社会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5%以上,全世界最高。假如说今年我们的社会零售总额超过美国的社会零售总额,我们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品市场,由此推理我们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消费品市场。

另一个例子是大科技信贷,就是用大科技平台大数据风控来为全国的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这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每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邀请我们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跟他们一起做一天的闭门研讨,今年讨论的是中国的新型互联网银行怎么在疫情期间持续的为中小微企业服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短期看,在新冠疫情期间线上活动、无接触交易的价值被普遍地认识到,疫情冲击下线上活动替代部分线下的经济活动,成了宏观经济地稳定器。法国一个经济学家叫巴斯夏,他提出破窗理论,所谓破窗理论就是小孩把窗户打破了,然后就会一连串的经济活动,重新把玻璃装上,虽然玻璃窗打破了,但是同时会创造很多新的经济活动,任何一件事情都要从两面看。疫情对于经济造成了很大伤害,但是我猜测,疫情过去以后数字经济会更快地发展。这是一个短期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我们已经身处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云计算等工具,给我们的经济活动带来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大科技信贷可以在做到一家银行一年给一千万家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它用的大科技平台可以通过长尾效应低成本大量的获客,用大数据风控,而且可以把资产质量控制得比较好。所以,数字技术工具在经济活动中有很多可用武之地。这是第二个方面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现在劳动人口每年减少800万老年人口增加1200万,将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同时也意味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将来经济当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高,机器可以替代劳动力。

第三,数字经济很可能也给了、这些原本比较难调整的传统工业地区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举个例子,煤炭产业、钢铁产业,可以通过产业带数字化转型,获得新的发展机会。阿里巴巴就有一个1688新型的批发模式,可以把产业带中不管大小的每一家企业,跟全国的线上市场连在一起。

在很多北方地区,大家都觉得做民营企业很难,具体原因很多,可能是在现行的体制、渠道、规则下民营企业没有发展空间。但是如果我们用数字经济的新方法,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通过这种线上的渠道直接连到全国的市场,部分地绕开本地的渠道和规则也(看不清)可以构造一种类似于双轨经济的新的格局,传统这一块当然还要继续做下去,因为它对于国民经济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线上这一块,可以支持新型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网络的连接,市场在外头,融资在外头,技术在外头,但是业务可以在本地做,这样等于在原有经济的基础上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数字经济的南北对比表明,我们发现基础设施的差异没有那么大,差异主要在使用的深度上。南方和北方网络零售店总量的比例大概是3.1倍,但线下的零售店比率是2.7倍,实际线上南北差异要超过线下南北的差异。

所以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但是还没有(看不清)充分利用特别是在帮助转型、发展经济方面,当然数字经济的主力军将来一定和个人,但是政府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举三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是做数字经济需要基础设施,所以新基建很重要,能不能尽量把网络和移动终端铺设到全市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个想用的人、企业都能用上这个系统上,这是数字经济的起点,这样的工作只有政府、大机构才能做,一般企业做不了,这里面也包括一些物流设施,交通等等,这是政府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是帮助建设一些物联网智能系统,杭州的城市大脑做得不错,宁波的工业互联网也有特色,政府一开始把各种网络连接起来,比如建设智慧城市,不但可以帮助公共管理,也可以为制造业、服务业企业提供很多新机会。

最后一个是建设很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因为数字经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数据,私人部门有很多数据,但政府也掌握很大的数据,我们在研究大科技信贷的时候发现政府手中的这些社保、税收及水电等的这些信息,对于帮助做信用风险评估、提供融资决策也非常有帮助,在广东、山东、浙江等地方已经有比较成功的实践,金融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其实就是把政府的各种信息打通起来,金融机构就可以提供信贷服务,服务本地的中小微企业。

上面说的只是几个方面的例子。总之是政府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很多条件。在江浙一带有很多成功的政府与企业实践,值得认真观察甚至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