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在座的各位交流。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五中全会主要精神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有2万多字，分15章、60个小节，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内容非常丰富。其中，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在整个《建议》中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也就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原来我们认为，新世纪的头20年，也就是2001-2020年，我们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2020年以后呢？《建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与过去20年相比，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认识。

首先，过去20年全球化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们抓住了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机遇，2001年加入WTO，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也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优势，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们抓住机遇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是20年以后的今天，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出现了逆全球化潮流。与此同时，我国原有的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明显削弱，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培育新的增长动能。用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我们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也就是转型升级处在爬坡过坎儿的关键阶段，遭遇了逆全球化潮流。与过去相比，我们抓住机遇的难度要大得多。

其次，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秩序、治理体系处在相对稳定的阶段。当全球秩序、治理体系相对稳定的时候，我们对于风险和挑战看的比较清楚，也比较容易做好准备，从容应对。但是，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各种矛盾、风险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对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产业结构从互补关系演变到今天的竞争关系。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处在产业链高端，以生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为主，而我们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以生产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为主。因此我们的产业结构与西方国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不仅如此，在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生产上，我们的效率越高，发达国家越可以从中受益，他们能买到更多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因此，当产业结构是一种互补关系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与西方国家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当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逐步从产业链的中低端迈向产业链中高端，我们也开始生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时候，我们的产业结构与西方国家就演变成竞争的关系。最近一些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围堵、打压、断供等，以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就很难避免。

第四，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加入WTO，就把中国纳入到全球治理体系。随着贸易、投资快速增长，中国在经济上会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在政治上也会走向民主化道路，中国模式将逐步与西方模式趋同。但是，20年过去了，我们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在与西方模式比较、竞争中，中国模式的优势不断彰显，对西方现有模式构成挑战和威胁。所以，从模式趋同到今天分道扬镳，西方国家从过去对中国持有帮助、支持、包容的态度，到今天演变为排斥、打压和污名化中国。

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与过去相似的文件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这次《建议》中几乎没有定量目标。“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是什么状况，到2035年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建议》以定性表述为主。但是，这些定性的表述中，隐含着一些定量的目标。比如，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99万亿，预计今年GDP增长略高于2%，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00万亿，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建议》在论述“十四五”经济发展目标时，提出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它强调的是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没有给出增长目标。但是，《建议》指出到2035年，经济总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2020年GDP超过100万亿，跃上新大台阶，2035年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大体上可以理解为到2035年GDP达到200万亿，比2020年翻一番。在高速增长阶段，实现 10年翻一番的目标，年均经济增长需要达到7.2%。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一个新的水平，15年翻一番，年均经济增长要达到4.7%。

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关口，到2035年人均GDP将会达到2万美元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是《建议》确定的“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要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尽管在过去40年中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地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是直到今天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今天的发展不能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大规模投入，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我们要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同时，今天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比如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不高上。要解决发展中所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就必须提高发展质量。另外，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都有赖于不断提高发展质量。

如何提高发展质量？《建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就必须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个部分，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就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而言，一方面需求决定供给，如果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供给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产品在市场上就可能卖不出去。因此，需求发生了变化，供给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都可以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需求。从二者的辩证关系看，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我国发展格局演变过程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局面。那时，进出口规模很小，占比很低，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外循环占比不断扩大。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抓住全球化机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从而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所谓“两头在外”是指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量从国际市场购买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在国内加工生产组装成工业产品，然后再卖向全球。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达到了28.1%。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分水岭。这场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市场一片箫条。面对严峻的外部冲击，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们一方面扩大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很多高速公路、城市地铁和高速铁路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修建的。另一方面，我们还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扩大消费。比如财政补贴支持家电下乡等。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们对外贸易的依存度、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内需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有7年超过100%。

比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和2018年，可以看出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所发生的变化。

在需求结构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了31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了接近12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去进口的余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了接近20个百分点。在供给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了1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出现了相应的下降。因此，2007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依靠出口，依靠工业。也就是投资办工业企业，生产更多工业产品，然后卖向全球，中国就成为世界工厂。今天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服务，我们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

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而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明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这样的特殊时刻，我们也可以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的稳定。中国今年的GDP增长大体上略高于2%，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要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状态吗？显然不是。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内需和外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格局中，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所谓超大规模性优势，表现为我国有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国土面积、超大规模经济体量和超大规模市场。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是我国最大竞争优势所在。随着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原有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明显削弱，现在比较优势转变为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超大规模性优势，有利于促进全球资源要素整合创新，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最大化，有利于增强发展韧性和扩大回旋余地，有利于缓释风险和对冲外部压力。

我国人口众多，市场空间广阔，实物商品消费额已达到美国现有水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得到释放。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呈现出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趋势。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大幅度提升，我们逐步从产业链的中低端迈向产业链的中高端，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出口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和服务，我们逐步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

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经济增长向中速收敛。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经济年平均增长9.5%，处在高速增长阶段。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我国经济有可能在新的中速增长平台上保持稳定发展。为什么会从高速转向中速呢？人口总量的增速放缓，老龄化步伐加快，技术水平接近世界前沿，劳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劳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我们现在正处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为什么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下降的呢？其实这个道理也比较容易理解。过去我们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一直处在跟随的阶段，我们把发达国家在过去取得的技术进步压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我所用。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连自行车都还没有普及，4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大国。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在汽车领域100多年以来所取得的技术创新为我所用。所以过去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当我们的技术水平接近世界前沿，从过去的跟随者转变为今天的并跑或者领跑者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下降就很难避免。同时，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进出口低速增长成为常态，支撑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也将减弱。我们预计 “十四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速将下降到5.5%左右，2026-2035年的10年中经济增速会进一步回落至4.5%左右。如果这样，未来15年我们可以达到接近5%的经济增长，实现GDP翻一番目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横轴是发达国家增长，相对稳定，每年2%左右。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只要你能够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就可以在很长的阶段保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的经济增长，我们把它叫做后发国家的追赶进程。在整个追赶进程中，在追赶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重点不同，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追赶进程会呈现出若干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我们把整个后发追赶进程区分为五个阶段：即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阶段和增速回归阶段。当后发优势充分释放，逐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经济增速也会回归到与发达国家大体持平的状态，整个追赶进程宣告结束。这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中国来说，过去的40年是中国的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永远可以保持高速增长，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我们预计在未来15年中，经济增长大体上会围绕着新的中速增长平台上下波动。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逐步向中速增长平台收敛的原因所在。也可以把它叫做经济增长台阶式下降的趋势不可避免。

迈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世界银行分类标准用的是人均GNI，就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用人均GNI，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分为四类：即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在新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人均GNI跨越下中等收入国家门槛，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在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里有10年，2010年中国人均GNI跨越上中等收入国家门槛，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中国人均GNI增长10410美元，所以我们是世界上的上中等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每年都会进行调整，主要根据美国、欧盟和日本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情况不断提高它的门槛。比如，1990年人均GNI超越7621美元，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到2018年要达到12055美元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高收入国家是发达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十四五”时期GDP、人口年均分别增长5.5%和0.5%，人均国民总收入年均增速可达5%。即使高收入门槛因物价上涨有所提高，我们认为“十四五”末跨入高收入经济体也是大概率事件。2010年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后，仅用15年时间就翻越高收入门槛，为彻底告别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础。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它发现一个国家只要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就会用很短的时间非常顺利的从低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很难找到失败的案例。但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在翻越高收入门槛的过程中，几乎所有落后国家都会失败，在这个过程中也很难找到成功的案例。世界银行把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出现的长期经济衰退和经济低迷，称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之后，本来可以在很长一个阶段保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的经济增长。当它后发优势充分释放，逐步接近技术前沿的时候，经济增速会自然降落至跟技术前沿国家大体持平的水平，这是一个完整的追赶进程。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在追赶的中途会掉队。所谓追赶的中途，是指还有很多后发优势没有充分释放，离技术前沿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这个时候出现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滑坡和长期的经济低迷就叫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统计发现，接近90%的国家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在未来的15年中，我们可以努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既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的人群，是消费的主力军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是至关重要的。世界银行把中等收入群体界定为家庭人均每日消费支出10美元-100美元，10美元是下限，100美元是上限。由于下线太低，很容易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出现高估的现象。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是，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2000-5000元，中等收入家庭是指由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构成的家庭，年收入约是10-50万。

我们选用欧盟成员国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70%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200%作为上限。三口之家年收入大体上应该是20万-55万的水平。由此估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水平规模约为3亿人，2020年达到3.25亿。在2020-2035年的15年间，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增长4%，到2035年中等收群体将达到7亿人，增加一倍。《建议》也提出了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目标。

经济结构演变趋势。比较2018年中、美主要经济指标，大体上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结构未来演变的方向。这里选用了三个指标：

第一个是供给指标，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刚刚超过50%，美国3/4以上的增加值都是由服务业创造的。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的服务业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会持续提高。《建议》指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产业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在“十四五”时期要保持制造业占比相对稳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提高，意味着制造业占比会出现下降。针对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的趋势，实体经济遭遇的困难较多，脱实向虚的倾向日益明显等，保持制造业占比相对稳定，其目的在于避免过快的去工业化和过早的去工业化。

第二个指标是需求结构，即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中国目前还不到40%，美国达到接近70%，中美两国有差不多30个百分点的差距。美国只有3.3亿人口，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中国有14亿人口，由于居民最终消费率占GDP比重处于很低水平，所以我们跟美国相比还有差距。

第三个指标是城乡结构，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重。中国投入了26.8%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美国投入1.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中美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差距悬殊。五中全会在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外，指出要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能力。提供农业质量，就是要从过去以提高农产品产量为主，转向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主。提高农业效益，就是要让农民种地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效益，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业竞争力，就是要让中国的农业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而不是需要保护的弱势产业。

三、打通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前提。在国内市场中消费占比更高，因此消费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

2009年，为对冲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政府采取了减免汽车购置税、财政补贴支持家电下乡等刺激措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剔除价格因素以后的实际增长达到了接近17%，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高增幅。此后，消费实际增长逐年放缓，大体上呈现出一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态势，已经连续下降了很多年。2018年消费实际增速回落至6.9%，2019年增速进一步回落至6.0%。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逐步回升，绝大多数宏观指标都已经实现了由负转正，有些指标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今年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5.9%。当然，影响消费增长的因素很多。我只强调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这与要缩小城乡、区域、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更大的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有直接的关系。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比如南非，它的基尼系数超过0.70。美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也达到了0.48。

我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达到很高水平，此后一直到2015年出现逐年小幅回落的趋势。主要原因是政府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基尼系数小幅回落。但是，2016年后基尼系数再度反弹。收入是流量，财富则是存量，在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同时，财富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而财富可以通过财产性收入来改变流量的分配状况。

比较2009年和2019年我国居民收入构成，变化比较大的是财产净收入占比，提高了6个百分点，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出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差距扩大了。

从发展趋势看，多数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传统的通过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办法来增加农民收入已经没有空间，难以为继。机器换人、产业集群、供应链重构等，产业梯度转移实行区域协调发展难度加大。财富分配差距扩大，传统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作用有限，而有效调节财富分配的手段，比如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尚未启动探索。从世界范围看，与以往工业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不同的是，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对简单脑力劳动和程序化的工作替代加快。人脑与智能机器人将形成替代关系，由此导致中产阶级扩张放缓，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态势加剧，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两极分化，正在并将继续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

收入差距扩大对于消费的影响十分明显。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也就是他们的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占比越来越低。不仅如此，很多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会流失到海外。而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则面临着收入有限和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第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破解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第二，加强政府投入为主的基础研究，坚持开放式创新，为应用研究和重大技术突破奠定基础。第三，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第四，在中低端环节通过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提高行业集中度和创新能力。面对产能过剩、无序竞争的局面，应通过竞争，不断淘汰行业内的低效率企业，把生产和市场向高效率企业转移和集中。行业集中度提高了，创新能力也将增强。

促进消费稳定增长的重点包括：一是在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的同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二是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三是有效遏制地价、房价、房租和居民债务的过快上涨，防止挤出效应。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的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一定能够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