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

目前逆全球化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加速。必须对逆全球化的加速有一个深度的认识。

刘元春表示，有几组数字值得关注。

按照预测，全世界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19年的21.6%持续下滑到今年15%左右，下滑幅度达到7个百分点。在过去12年里面，虽然逆全球化已经发生，但是世界出口占GDP比重一共只下滑了4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今年一年世界出口下滑的幅度比过去12年下滑的幅度还要大。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全球直接投资额和服务贸易额。今年上半年，全球直接投资下降了49%，预计全年会下降30%左右，导致全球直接融资融合度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

全球服务贸易目前收缩更为迅猛。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估计，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将下降23%。

第二个问题：

疫情完全消失之后，逆全球化并不能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有所缓和，反而可能滑向深渊。

刘元春认为，其原因在于全球停滞还将持续，全球化红利会持续减少，目前的分配模式所带来的摩擦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可能会加剧。

他表示，疫情将很多的社会情绪、矛盾全面释放出来，使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上扬，导致国际摩擦、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的上扬。

在这种情况下，要弥补疫情所带来的一些国与国之间传统体系的隔阂，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第三个问题：

人类还没有找到处理和治理逆全球化的良药妙方。

刘元春认为，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人类已经经历过四次逆全球化，这四次逆全球化解决的方式都不是软着陆，而是产生了激烈碰撞。目前现在各国提供的方案能不能解决各个利益方的诉求，值得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第四个问题：

针对疫情之后的全球化治理已经有很多的药方，但这些药方很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成为问题的本身。

比如，近年大国之间的冲突，贸易战、技术战、人才战，好像是希望解决问题，但反而成为滑向深渊的催化剂。

刘元春表示，应当在正视这四个问题的基础上，思考未来举措。

第一， 应对疫情的国际合作是修复全球化、阻止逆全球化很重要的第一步。

形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形成治理疫情的全球方案，是最为迫切，也是最为现实的。

第二，一个没有稳定的复苏的市场所产生的社会情绪，将导致修复全球化的方案夭折。

因此，应对疫情的政策协调十分重要。2008年，我们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国际协调机制方面积累了一系列经验。G20的宏观协调功能，在今明两年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 要冷静的审视自身利益，理性辨认目前的思潮。

特别要看到各种思潮背后的利益基础、利益诉求，然后来寻找各国的结构性解决的方案。

刘元春表示，结构性解决方案是我们走出国内问题国际化、社会问题经济化、内部问题放置于全球化载体之上的重要根本。2008年到2019年这11年间，各国在结构性政策上过渡缓慢，过渡表象化。在结构性政策的实施上，要吸取这些问题，同时也需要我们国际合作。

第四， 国际治理体系、多边体系的修复依然重要。

这需要人类正视未来发展趋势，正视多元力量对于国际治理的作用，正视国际治理体系修复中的先后顺序，以及它的工具组合的模式。

刘元春认为，不能将目前全球化的问题简单化，而要真正把握全球化所遇到的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要对历史上解决逆全球化的各种智慧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视和理性的思考，结合新冠疫情、技术革命的条件和背景，来重新构建人类智慧。